论美国竞选财政中的"软钱革命"

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竞选财政中的最大变化就是越来越多的"软钱"卷入到竟选过程之中,成为候选人谋求当选的重要工具."软钱革命"在客观上已经对美国代议民主制形成了严峻的挑战,特别是"软钱"制造了大量的政治腐败.多年以来,美国国内社会各界对有关"软钱"立法问题争论激烈难以形成共识.美国如要通过立法对"软钱"加以限制,堵塞宪政民主体制中存在的漏洞,尚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总统游说与国会决策

本文指出,在美国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下,总统已经逐渐成为国会最具影响力的游说者,其游说直接影响到府会之间的互动关系,成为影响国会立法和决策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对总统游说国会的不同方式进行了阐述后,文章进而探讨了影响总统游说成效的各种复杂因素.作者认为,游说的能力和效果可以反映一个总统的实际领导能力.     

美国政治中的媒体与国会选举

本文通过对美国国会选举中候选人竞选策略和媒体作用的具体描述,分析了媒体作为美国政治的交流工具在国会选举中的作用.作者特别就美国中期选举的一些特点,探讨了候选人与选民沟通的主要途径,揭示了现代国会选举中的"市场化"倾向和媒体之间的复杂关系.作者还结合国会选举制度改革与媒体之间的积极互动和重重矛盾,阐述了美国政治中媒体"操纵"国会选举的一些具体方法和原因,指出了美国国会选举改革的复杂性.     

美国国会中的外来游说

美国政治制度中的立法设计为利益集团游说提供了条件。游说议员以期影响立法符合自己的利益,成为利益集团彼此竞争的焦点。鉴于美国超级大国地位,来自国外的游说也司空见惯。如果说国内游说对国会立法产生了影响,因而是现实;那么外来游说往往被夸大了,所以只能是神话。本文探讨的重点是外来游说特别是以色列和土耳其的游说影响,认为这种影响的大小将取决于美国战略利益,而非相反;尽管游说在一定程度上能起作用,但实践证明不能把改善与美关系寄托在对美国国会的游说上。     

美国国会涉台立法的规律与发展趋势研究

通过对第93～116届国会期间涉台议案和决议案的实证分析可以发现,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的同步良性发展是限制国会干涉台湾问题的关键外因,白宫在推行对华政策时能否摆脱国会的牵制则是重要内因。后者不但取决于总统所属的政党能在多大程度上掌控参众两院,也有赖于总统个人因素。此外,台湾政治游说对涉台立法也有较高的相关性。2016年以来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同步下滑,增加了国会加强涉台立法的诱因。遭到众议院弹劾案打击的特朗普可能屈服于国会的压力,国会势将推出更多的"友台"议案和决议案。美台勾连的强化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前景构成了严峻的挑战。展望未来,唯有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都朝良性方向发展,台湾问题才有和平解决的可能。     

从公众-国会-政府的互动关系看美国贸易保护主义——以中美贸易摩擦为例

本文提出了公众-国会-政府的研究模式分析美国贸易保护主义,认为公众与官僚机构的利益诉求一致之处催生了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美国公众的贸易偏好是推崇贸易限制,它的实现有赖于国会立法者谋求连任或竞选成功的利益目标,公众与国会二者之间利益互动的过程孕育了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雏芽;国会与政府在美国贸易决策过程中关系特殊,这使国会可以借助快车道授权控制政府贸易权力,政府则须考虑国会的贸易倾向,最终政府输出了贸易保护主义。美国对华贸易保护主义亦是如此。     

2014年美国中期选举与新一届国会对华政策走向

2014年美国中期选举是一次针对奥巴马执政绩效的民意公投,也是一次有利于共和党的选举回摆。在中期选举历史惯性、选举议题发散分布、奥巴马民众满意度低迷,以及共和党竞选策略奏效等因素的交互影响下,共和党得以在国会两院占据多数席位,与奥巴马政府形成所谓的"强分立"府会格局。基于这一状况,美国国内政治对峙与极化的态势将会延续下去,新一届国会将继续与奥巴马在内政外交领域展开缠斗,这无疑扭曲着国家利益,令美式民主陷入深深的迷思。就对华政策而言,新一届国会将延续其扰乱中美关系稳步、健康发展的"不和谐背景音"角色:在分立府会下共和党主导的国会可能在经贸和军事安全意义上助力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在经贸、中国周边安全、人权等议题上为中美关系带来不必要的成本;而关键委员会及其领导层、关键非正式连线组织、关键涉华议员的调整与变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国会采取消极涉华行为的可能性。     

"极化"的美国政治:神话还是现实?

"政治极化",特别是两党政治的极化,是近十多年来美国政治的一个突出现象,也是美国政治学界近年来普遍关注但又颇有争议的一个问题.本文在对美国"政治极化"作历史考察的基础上,探讨了"政治极化"产生的原因及其对当今美国政治进程和公共政策制订的影响.文章认为,"持久的政党选民重组"(secular realignment)所导致的两党选民结构和选举基地的变化、两党内部意识形态同质化及其导致的选民"政党选择"(party sorting),文化、宗教和道德价值观冲突上升等,是政治极化形成的最主要原因.两党"政治极化"既是美国政党和选举政治变化的结果,反过来又对美政党和选举政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极化"的政治环境下,两党在主要政策领域的分歧增大,总统和国会围绕立法控制权和司法任命的斗争愈演愈烈,从而导致更多的立法僵局."极化"现象对现有的关于美国政治的理论提出了挑战.     

从应对"9·11"看美国两党的执政方式

美国政党的执政方式是一个值得专门研究的问题.本文通过对美国政党制度特点的阐述,并在此基础上分析第107届国会与布什总统应对"9·11"恐怖袭击,建立国内安全体系的过程,借以从两大方面论证美国执政党的执政方式即同一执政党内部,执政权如何配置?分裂的政府中两党各行使哪些执政权?两个执政党如何处理相互关系?最后,本文探讨了美国政党的执政方式与民主和法治的关系.作者认为,宪法规定的民主制度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党内和党际的民主制度,才可能实现.同样,宪法规定的分权制衡制度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党内和党际分权制衡制度,才可能实在地支配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的关系.从本文所分析的应对"9·¨"的过程看,美国两党的执政方式体现了宪法所规定的民主、分权和制衡制度,这是它长期实行而不易改变的基本原因.反过来,长期以来美国宪法关于国家权力的规定能见诸实施,要归功于两党所奉行的民主、分权和制衡的执政方式.     

危机决策中的美国府会互动模式

自冷战爆发以来,国际安全危机频频发生.在应对危机的决策过程中,美国府会之间分权共治的常规决策模式被打破.由于危机决策的特殊性、加之总统享有对情报的掌控权,以及对武装力量的指挥权,使得总统成为危机决策中近乎独断的"领导者",而国会则基于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等方面的考虑,扮演了忠实的"服从者"的角色,从而导致府会之间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领导一服从"互动模式.     

从"热那亚事件"看"反全球化运动"

反全球化与全球化是一个事物不可分割的两面.冷战结束后,世界矛盾的发展演变刺激着"反全球化运动"的高涨.本文试以"热那亚事件"为背景,对"反全球化运动"的起因、概念和特征进行分析和思考.     

Interpreting "Nationality" and "Language" in the 2001 Ukrainian Census

Ukraine conducted its first post-Soviet census in December 2001. The author examines the use of the categories "nationality" and "native language" in the census and relates them to fundamental precepts of Soviet nationality and census policies. The enumeration of national and linguistic identities is related to the expression of political preferences. Orientations toward language policies (particularly in Galicia and Crimea), regional autonomy (in Transcarpathia), and territorial belonging (among the younger generation) are analyzed in order to reveal the politics of the 2001 Ukrainian census.     

"安全困境"析论--兼谈"先发制人战略"与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关系

"安全困境"概念源自于霍布斯悲观的"自然状态"理念,自其运用于国际政治研究以来,不论防御性现实主义还是新制度自由主义,乃至近年来发展迅速的进攻性现实主义都承认它的真实性.但是,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可以通过"囚徒困境"博弈来解决"安全困境",防御性现实主义认为能部分地运用"囚徒困境"博弈来解决"安全困境",而进攻性现实主义则认为不能用"囚徒困境"博弈来解决"安全困境".进攻性现实主义强调在安全困境中国家不可能通过制度和合作,而只能通过主动进攻和扩张权力,乃至通过建立区域霸权来争取本国的安全.但进攻性现实主义却反对布什政府的"先发制人战略",因为该战略以建立世界帝国为目的,从而模糊了国家的安全目标,以致不利于美国在安全困境中谋求真正的安全.     

"中国崛起"与"中国威胁"--美国"意象"的由来

近一个时期以来,在美国甚嚣尘上“中国威胁”论并非只是基于意识形态的偏见或者多数美国人对中国问题缺乏了解,而是美国对“中国崛起”的一种必然反应。“中国崛起”及随之而来的美国的“中国威胁意象”,既与美国在当今国际体系中独特的地位有关,也同美国在中国问题上传统所坚持的“价值、利益和政治”所驱动的政策需要紧密相联。这种“意象”与美国的意识形态因素关系较少,而更多地与美国在国际权力结构中的地位相关联。     

论和谐世界的内涵

和谐世界是一个长期的奋斗目标,具有五个方面的深刻内涵: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利益和谐是实现和谐世界的政治基础;各国共同繁荣是实现和谐世界的经济基础;世界不同文明之间关系和谐是实现和谐世界的必要条件;构建调整国家之间利益和关系使之实现和谐的国际机制是实现和谐世界的根本途径;合作共赢的新理念是实现和谐世界的理论基础.     

“土耳其模式”刍议

土耳其模式是长期历史发展基础上形成的,包含政治上民主制度与伊斯兰教成功的嫁接,经济多元化和积极融入区域及世界经济,同时致力于平衡外交,适时追求具有全球抱负的区域领袖政治理想等三方面的主要内涵。政、教分离的世俗主义传统,与西方长期的制度性联系,以及坚持政治、经济、社会改革是土耳其模式的三根支柱。土耳其模式尚未完善,机遇和风险同在。土耳其模式的走向不但对土耳其、中东北非有重要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欧洲学期”机制探析

"欧洲学期"机制是欧盟为应对和克服主权债务危机而推出的一项深化和扩大政策协调、完善其经济治理的重大改革举措。本文通过对"欧洲学期"机制产生的背景、主要内容与创新、其初期效果以及对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影响的分析,认为该机制虽然在政策有效性和合法性上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但在制度设计上具有明显的创新和突破,标志着欧盟财政协调制度向前迈进了实质性的重要一步。     

关于苏联、民族国家与"人"-"地"关系的对话

施展:冯老师,我最近写了两篇关于俄罗斯的文章①,文中有些非常规性的设想,可能是我作为一个非专业的俄罗斯研究者因无知而无畏吧.但也正因此,心中难免惴惴,想听听您的批评意见. 冯绍雷:这两篇文章我读过了,都还比较有意思.你的第一篇文章探讨了俄罗斯的帝国性,这是一个长久的话题了,它与俄罗斯内在的巨大矛盾性形成了一种共生关系--我注意到你也引述了别尔嘉耶夫的观点,俄罗斯内在的矛盾性正是他孜孜求索的谜题.你这篇文章有意思的部分在于最后关于"欧亚合众国"的设想,设想通过这样一种政体结构,化解掉俄罗斯的帝国性与现代性之间的矛盾张力.严格来说,这种探讨并不是一种严谨的经验性研究,但是作为一种充满想象力的政治学思考,从这个角度来论述还是值得肯定的.     

对奥巴马现象的政治文化思考

本文从"历史的政治"角度出发,探讨在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竞选人贝拉克·奥巴马赢得总统大选,对于美国政治与社会文化所具有的里程碑意义.奥巴马胜选既是共和党执政8年导致的政治与经济困境所致,也得益于他的多民族多文化出身背景.奥巴马的成功,加快了美国老一代黑人领袖向新一代黑人领袖的代际过渡,还表明在美国社会的种族关系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以黑自种族划分的美国政治格局并未彻底改变,这预示着奥巴马成为美国总统之后,将不得不致力于一种种族和阶级平衡的社会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