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路上他六次负伤

日前,本刊记者采访了原福州军区副司令员、福建省委原书记朱绍清的夫人黄晓虹。朱绍清参加红二方面军长征,1955年授予少将军衔。他是湖南省华容县人,1913年1月出生,1927年参加秋收暴动和反土豪劣绅的斗争,1928年做童子团秘密工作,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0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朱绍清历任战土、宣传员、班长、排长、连长、副营长、营长、团长,参加了艰苦卓绝的湘鄂西苏区反“围剿”战争。1935年,他在长征中作战勇敢,不怕牺牲,身先士卒,英勇杀敌。当时环境险恶,生活艰苦,斗争残酷,战斗频繁,他信念坚定,英勇奋斗,先后负伤6次的情况下,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以惊人的毅力,顽强的斗志,仍率领部队坚持战斗,终于走完了长征路。     

粟裕六次负伤记

粟裕大将是我党我军一名卓越的军事家。他驰骋沙场.身经百战,建立了卓著的功勋。在血与火的战斗洗礼中,他六次负伤,以自己的热血为中国革命书写了极为壮丽的一页。     

长征路上他是卫生员

李闽与长征李闽,福建省长汀县河田镇上街村人,1933年9月,年仅13岁的他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参加了第五次反“围剿”斗争,走完了长征的全过程。长征途中,他参加了贵州娄山关阻击战、泸定桥之战、甘肃小川子等重大战斗,他冲锋陷阵、作战勇敢、不怕流血牺牲,为掩护伤痛员曾多次负伤。在甘肃的战斗中他的脚趾头被国民党飞机炸掉,左大腿被敌人机枪子弹穿透,但他以惊人的毅力、坚定的革命信念战胜伤痛,克服了艰难困苦,跟随部队胜利到达陕北。建国后,历任绥远军区后勤部卫生处处长、华北军区二十三兵团后勤部卫生主任、卫生部长、军委公安军十五军医学校常务副校长、后勤部部长、顾问等职。     

长征路上

长征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经历。那是怎样的367天啊！国民党纠集了上百万的中关军和地万军阀武装,对红军进行围追诸截。敌人的重兵,雪山草地的艰险,饥寒交迫的煎熬,都没能挡住英雄的红军,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亲自指挥下,全军将士凭着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坚韧不拔的毅力,终于战胜了敌人的围追堵截,克服了无数的艰难险阻,到达了陕北根据地。 我当时在红一方面军四团四连当班长。我们这个团在长征中一直担任前卫团,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仗打得最多,休息得最少。血战湘     

长征中的六次会师

正木黄会师:1934年10月24日,红六军团与红三军在贵州印江县木黄胜利会师。懋功会师:1935年6月中旬,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胜利会师。永坪会师:1935年9月中旬,红二十五军与西北红军及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在陕西延川县永坪镇胜利会师。甘泉会师:1935年11月初,陕甘支队与红十五军团在陕西甘泉胜利会师。甘孜会师:1936年6、7月,红二、红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甘孜胜利会师。     

张新华与长征长征路上二三事

夜渡于都河 1934年8月,我从瑞金红军学校毕业(该学校于1931年开办,负责人先是周坤,后是刘伯承).我是1932年调到红军学校特科营学习的,当时特科营只有工兵和炮兵两个连.1934年春天,红三军团在福建缴获了敌人一部分炮,有小炮和迫击炮,于是,炮兵连又分成山炮连和迫击炮连,我在迫击炮连二排五班担任副班长.     

张南生与长征——长征路上阻击战

拥护整编轻装前进遵义会议刚开过,中央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同志便来到我们中央国家政治保卫团。他向姚喆和我问过部队的情形后,告诉我们:党中央决定把我们团的3个营,分别编到红一、三军团。并且说:“从撤出中央根据地两个月的许多事情看来,要实现北上抗日战略目标,非采取机动灵活的战术不可。整编能够使机关精干,加强战斗部队,在有利的情况下歼敌制胜,在不利的时候轻装疾进,迅速摆脱敌人。这样才能达到保存红军、打破敌人围追堵截的目的。”     

一生六次负伤的开国中将张天云

<正>1929年出身贫穷的张天云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英勇善战,敢打必胜,深为上级器重,先后担任过团政治委员、旅长兼军分区司令员,纵队副司令员;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担任军长、兵团副司令员;归国后任福州军区副司令员和总后勤部副部长等职务。在长期革命战争中,他参加了鄂豫皖根据地历次反“围剿”作战,失利后,随红25军长征。抗战时期,他率部参加了老山、直罗镇、东征及“反六路围攻”战役。抗战胜利后,张天云响应党中央号召,挺进东北,参加了三下江南、辽沈、平津、     

毛泽东为何在长征路上三次掉泪

“子珍,我这个人平时是不爱落泪的,只有在三种情况下流过眼泪：一是听不得穷苦老百姓的哭声,看到他们受苦,我忍不住要流泪;二是跟我的通讯员,我舍不得他们离开,有的通讯员牺牲了,我难过得落泪;三是在贵州,听说你负了伤,要不行了,我掉了泪。”     

长征路上阻击战

拥护整编 轻装前进 遵义会议刚开过,中央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同志便来到我们中央国家政治保卫团.他向姚喆和我问过部队的情形后,告诉我们:党中央决定把我们团的3个营,分别编到红一、三军团.并且说:"从撤出中央根据地两个月的许多事情看来,要实现北上抗日战略目标,非采取机动灵活的战术不可.整编能够使机关精干,加强战斗部队,在有利的情况下歼敌制胜,在不利的时候轻装疾进,迅速摆脱敌人.这样才能达到保存红军、打破敌人围追堵截的目的."     

长征路上长征镇

五十年代初，中共遵义市委为纪念举世闻名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命名该市第一个农业合作社为长征农业合作社。从此，长征这个光荣的名字，便成了这个镇的地名。     

李质忠与长征——长征路上的译电员

李质忠是福建上杭人。他1929年参加革命,1933年由团转党。1934年,他作为中央军委总司令部机要科的一员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途中保管了党中央的全部电报。离休前,他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中央机要局局长。日前,李质忠的夫人陈其首次披露了他当年参加长征的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红军长征中的六次会师

懋功会师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从福建的长汀、宁化和江西的瑞金、雾都（今于都）等地出发进行长征。长征初期，由于“左”倾冒险主义者实行逃跑主义，红军虽然连续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转到湘江以西地区，却受到了很大损失。这时，敌人重兵正向湖南西部武岗、城步地区集中，中央红军如仍按原计划北上，同进到湖南西部永顺、桑植、桃源地区的第二、第六军团会合，就有陷入敌之重围遭致覆灭的危险。在这紧急关头，毛泽东力主改变方向，争取主动，向敌军兵力薄弱的贵州前进。按照毛泽东的这一正确主张，红军攻克黎平，强渡乌江，攻占遵义城…     

大将浴血记——粟裕大将六次负伤纪实

粟裕大将是中国人民革命战争中运筹帷幄叱咤风云的著名军事家之一。在他从一名普通战士成长为一代名将的漫长征途中,他曾六度负伤。这种为了人民的事业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这种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永远值得后人学习、敬仰。     

徐向前在长征路上的一次重大抉择

1931年，张国焘作为中共中央代表来到鄂豫皖苏区，担任了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鄂豫皖军事委员会主席。这个时候徐向前正担任红四军军长、红四方面军总指挥。作为红四方面军中的高层领导成员，张国焘与徐向前“搭档”数年，直至长征中，两人的关系到了命运转折的关节点上。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     

遵义会议后长征路上的两次重要会议

赤水河畔的陈福村是红军长征中中共中央成立新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的地点,也是毛泽东在组织上真正掌握军事决策权和指挥权的地方。遵义会议后,李德虽然被解除了军事上的指挥权,但并不意味着毛泽东就顺理成章地替代了李德。根据遵义会议的决定,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和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且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毛泽东此时虽已经成了政治局常委,但在军事上还是周恩来的“帮助者”,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周恩来的军事助理。     

杨尚昆与李伯钊在长征路上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是部颇具传奇色彩的英雄史诗。在二万五千里漫漫途程中,杨尚昆和李伯钊这对“牛郎织女”,把纯真的爱情与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融为一体。恩恩爱爱,心心相印,携手走向了广阔的天地。     

邓小平与李兆炳在长征路上

李兆炳是福建省漳州市人,新中国成立后曾任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1955年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1961年担任中国革命博物馆第一任馆长。 李兆炳自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后,就一直在军中从事文化宣传工作,是红一军团有名的“文化人”。在苏区时,李兆炳就听说过会昌中心县委书记邓小平的大名。邓小平遭受“左”倾的“邓(小平)、     

长征路上的毛泽东与林彪

初上征途 长征开始的时候,毛泽东在中央,尤其是在军事问题上,仍然没有发言权。尽管他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还是中央政府主席,却不能参与长征这样的重大战略决策,没有人来征求和听取他的意见。幸好周恩来提前将红军要进行战略转移的消息告诉了他,他才在于都着意对突围的路线作了周详的调查。中央红军突破敌人的封锁线,也基本上是按毛泽东选定的路线走的。     

长征路上的党小组

在艰苦卓绝的长征路上,红军中的共产党员们虽然处于紧张、激烈、动荡不定的战争环境中,但他们却仍按党的组织原则,及时过党的组织生活。无论是党的最高领导人,还是普通党员,他们都积极参加党的基层组织活动,在长征中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 长征开始时,党中央、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分别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