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时代的执政风险及其应对

今天,我们进入微博时代。微博的影响已超出传统媒体传播的层面,它对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各个领域的全面渗透,既推进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也对执政党的执政安全带来冲击和挑战,主要体现在削弱国家主权安全、危害国家政权安全、威胁意识形态安全、破坏国家政治稳定、影响国家信息安全等方面。为了有效应对微博时代的执政风险,必须实施微博信息安全战略、加强微博舆论阵地建设、加强网络伦理道德和制度建设、提高微博的管理和引导水平、构建微博危机处置机制和应急管理体系等。     

政府公共危机管理能力的提升——基于风险社会理论的视角

近年来,我国进入了公共危机事件的高发期,风险事件越来越多,这严峻考验着我国政府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能力.根据风险的多维度治理思路,我国政府公共危机管理能力的提升必须从多角度、多方向来考虑,采取多种有效的措施:建立健全危机管理预警机制;重视专家队伍的力量,提高公共危机决策的质量;完善危机管理的法律制度建设;加强公共危机教育,提升危机救治能力;建立信息资源库,畅通信息流通渠道和加强公共危机管理的国内外合作等措施来提升公共危机管理能力.     

论新媒体对地方政府公信力的考验与应对——基于政治伦理之维

政府公信力是政府凭借自身信用获得人们信任的能力,其作为政治伦理范畴,政府管理理念、行为及绩效均要受到伦理检视。新媒体的飞速发展在催生公众参与精神的同时,也误导民众价值选择,增加地方政府伦理治理难度,拉高民众对政府的伦理期待,稀释政府公信力。新媒体影响地方政府公信力的伦理成因在于科学有效的网络舆情伦理应对机制、合理的利益诉求机制、严密的信息过滤机制尚未构建。面对集合了多方利益诉求的舆情,地方政府应采取沟通互动、公开透明、务实及时等伦理举措,提升政府的工作效能和公信力。     

基于互联网的政治沟通机制的创新研究——以“官员微博”为个案

在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疏通利益诉求渠道,增强政府机构政务公开,促进政府与公民的沟通交流,越来越依赖于互联网络。自1994年我国成为互联网的一员起,逐渐衍生了以互联网为平台的政治沟通,并以其便捷性、自由性、广泛性,很快成为公民利益诉求的主要渠道之一。2007年中国第一个微博产品——饭否诞生,成为中国进入微博时代的开端。接踵而来的便是"微博问政""、微博政治沟通"等新兴的政治沟通方式,立足于政治沟通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官员微博"来探讨微博对网络政治沟通机制的启发意义。     

我国公共危机信息公开的跨界合作机制研究

在公共危机频发的时代,对公共危机信息的管理,是政府应急管理的重要工作,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随着新媒体的日益发展,公众对公共危机的认识,已经不仅仅是来源于政府,可以通过更多样化的途径来掌握信息,了解实情。因此,公共危机信息的公开需要在多元主体之间寻求跨界合作,政府则应予以充分的关注以及在跨界合作中扮演协调者这一角色。     

突发事件舆情应对的实践与思考——以上海F区为例

<正>新媒体具有信息发布门槛低、速度快、效应大的特点,面对突发公共事件,政府部门如何应对、处置和引导舆论,推动社会管理创新,已成为一项重要而紧迫的课题。上海F区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关键期,突发事件和新闻危机呈多发态势,尤其近年来,陆续发生了水污染事件、爆燃事故等诸多影响面较大的突发公共事件。为研究突发事件出现的原因以及舆情传播渠道和产生的影响,笔者基于该区的实证调研,构建新媒体时代突发事件舆情应对的具体路径。一、新媒体时代突发事件中舆     

论微博时代的政府公信力建设

微博的政治变革能量正在我国社会生活中显现出来,集中表现为权力结构的分散化、意见表达的平民化、政治心理的传染性和政治动员的便捷性。政府公信力在微博时代面临着信息揭露与政治监督、意愿表达与议程设置、在场围观与舆论压力、政治动员与行动组织四个层次的冲击。以往的微博事件反映出民众舆论对官员个体行为不信任与对政治制度政治价值理念的信任同在、对地方政府的不信任与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并存、对政府短期行为的不信任与对政府长期信任的兼备等悖论式特点。因此,微博的信息揭露和政治监督并不会必然导致政府公信力的流失,政府如何反馈和应对显得尤其重要。应当理性看待微博,以加强变革和互动为核心,积极推进政治现代化、政务公开化和行政信息化。     

风险沟通渠道如何影响公众防护行为？——基于H市登革热防控的实证分析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会给公众心理造成严重冲击，其管理过程也给政府风险沟通带来了挑战。回顾现有风险沟通研究发现，多种风险沟通渠道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公众防护行为的影响效果仍存在争议，尚不能为政府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文章在健康信念模型基础上，引入心理距离理论构建研究框架，分析风险沟通渠道对公众防护行为的影响机制。通过对H市登革热防控风险沟通问卷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政府通过传统媒体渠道、新媒体渠道、专业渠道进行风险沟通，会促进公众更加积极地采取防护行为；防控效能是风险沟通渠道和公众防护行为的中介变量，而风险感知对风险沟通渠道和公众防护行为的中介效应不显著。通过对风险沟通渠道如何影响公众防护行为的研究，可以为政府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开展有效的风险沟通提供参考。     

公共危机管理中的政府公信力重塑

面对公共危机,政府在危机管理中的理念、行为和效率都会影响其公信力。在应对危机中,政府公信力的下降则可能出现:公众对政府的危机治理意愿和能力产生怀疑而极度恐慌,政府的危机管理缺失社会力量的参与,甚至使政府与民众关系紧张乃至冲突等后果。因此,政府在控制危机的过程中,需要在公共政策运作机制、干部人事管理体制、政府法制建设与管理创新、政府组织与运作、国际沟通与协调机制等方面积极创新, 提高其公信力,并且要确立公共服务型政府、以人为本政府、信息公开和透明政府、依法行政和法制政府、市场观念和有限政府、责任意识和高效政府等现代政府理念。     

跨区域公共危机应对中的国际合作问题研究——以埃博拉危机应对为例

在全球化时代,一些跨区域公共危机的复杂性和困难性远超危机所在国(区域)的应对能力范畴,迫切需要国际社会通力合作。近些年,跨区域公共危机事件应对中的国际合作状况表明,国际社会还远未建立起危机应对合作的有效体制和机制。基于对埃博拉危机应对中的国际合作状况的分析,疫情国政府危机应对能力有限,世卫组织指导协调国际合作能力有限,国际援助力量的作用未得到充分发挥,危机应对初期没有做好舆论宣传工作等问题的存在,降低了危机应对效率,扩大了危机造成的损失。因此,应构建以危机所在国(区域)政府为主导、以国际(区域间)组织为领导、以各类国际援助组织为协助的危机应对合作伙伴关系网络,提升各组织的危机应对能力,建立国际合作的有效制度规范,保障跨区域公共危机应对中国际合作的有效实施。其具体建议是:各国(区域)政府应重视危机防范,提升危机应对核心能力;提升国际(区域间)组织在危机应对中的沟通协调能力;将社会力量纳入危机应对的完整体系。     

信息差距与危机沟通的优先次序 ——以山东非法疫苗事件为例

信息缺乏是风险社会放大的主要原因之一,及时弥补信息差距是舆情应对的重要手段.以山东非法疫苗事件为例,采用内容分析法研究了7958条微博数据,从信息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分析了信息差距.信息差距既表现为数量不足,又表现为时间滞后、结构错位和信任度不高等问题,在事件发展的不同阶段具有不同表现.危机沟通的优先次序应依据信息的数量和质量差距而确定.在案例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了新媒体环境下的危机沟通模型,主张利用大数据分析危机事件中信息差距,从而对危机沟通的原则、内容、主体和渠道的优先性、组合性作出总体安排.     

论公共危机事件管理中的公众参与

近年来,我国公共危机事件频发,对我国政府应对危机的能力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危机事件的有效解决不仅需要提高政府自身的管理能力,还必须注重社会公众的有效参与。本文针对当前我国危机管理中公众参与的现实困境,从政府、制度和社会公众三方面寻求改善的途径,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公安微博热潮简论——公安机关加强微博建设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研究

当前,公安微博呈现井喷态势,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公安微博作为警民沟通的新媒介,是公安机关创新社会管理形式的重要举措,在发布警情信息、回应公众咨询求助、加强网络舆情引导、打击违法犯罪活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新型的传播平台,公安微博在运行中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如管理机制不健全、沟通互动不足、舆情处置滞后、缺少统一协作等.在今后的微博建设中应当树立民生警务理念,提升执法公信力;健全微博管理制度,增强社会管理水平;动员社会组织参与,构建多样化格局;提升民警网络素养,创新互动方式.     

我国政府危机管理中的公众参与研究

危机管理是政府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重要内容,近年来我国政府危机管理过程中的公众参与有较大发展,但公众参与的偶发性、无序性特征依然比较明显,同时政府动员公众参与危机管理的意识也较为淡薄,缺乏法律制度保障公众参与的地位、途径和权益.造成这一现状的根本原因有两个,一是我国市民社会力量相对弱小,公众参与意识根基薄弱,二是我国社会缺乏发育成熟的民间组织,公众缺少有效参与的途径.解决公众参与政府危机管理中存在的问题需要从多方面着手,首先是增强公众危机参与意识,提升社会自我救助能力,其次要积极发挥民间组织力量,提升公众参与有效性,再者健全公众与政府沟通渠道,保障危机事件信息通畅.     

微话语权视域下的微博舆情引导

微博的爆发式流行开启了一个"人人都是媒体"、"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新媒体时代,微话语权的"舆论原子弹"效应频繁引发社会公共焦点事件。文章阐释了微话语权的缘起,分析了微话语权的特征及微舆论环境,主张用现代公共治理语境下的合作与柔性治理模式来完善政府微博舆情引导。     

问责、惯性与公开:基于97个公共危机事件的地方政府行为研究

以委托代理关系框架来定义公共危机事件中地方政府信息公开问题,以问责和惯性为关键解释变量建立理论模型,形成了研究假设,并以2009—2011年97个公共危机案例数据对研究假设进行检验。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危机信息处于普遍的不公开状况,政府响应程度、危机事件级别、政府层级、地方政府既有透明度显著影响地方政府危机信息公开程度,上级是否介入、媒体关注度及危机事件类型对其影响不显著。结果表明问责和惯性是地方政府危机信息公开与否的主要激励来源,信息公开相关制度、信息环境变化并未对其产生实质影响。地方政府隐瞒危机事件信息的制度逻辑在于在上下分治的宏观治理结构中,就危机事件问责地方政府构成了中央政府分散执政风险的一种机制。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通过系统的定量研究为公共危机事件中地方政府信息公开问题提供理论解释。由于数据的限制,讨论并未涵盖自然灾害事件。     

问责、惯性与公开:基于97个公共危机事件的地方政府行为研究北大核心CSSCI

以委托代理关系框架来定义公共危机事件中地方政府信息公开问题,以问责和惯性为关键解释变量建立理论模型,形成了研究假设,并以2009—2011年97个公共危机案例数据对研究假设进行检验。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危机信息处于普遍的不公开状况,政府响应程度、危机事件级别、政府层级、地方政府既有透明度显著影响地方政府危机信息公开程度,上级是否介入、媒体关注度及危机事件类型对其影响不显著。结果表明问责和惯性是地方政府危机信息公开与否的主要激励来源,信息公开相关制度、信息环境变化并未对其产生实质影响。地方政府隐瞒危机事件信息的制度逻辑在于在上下分治的宏观治理结构中,就危机事件问责地方政府构成了中央政府分散执政风险的一种机制。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通过系统的定量研究为公共危机事件中地方政府信息公开问题提供理论解释。由于数据的限制,讨论并未涵盖自然灾害事件。     

新媒体时代高校危机管理研究与探讨

高校危机管理作为社会公共危机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确保高校学生人身安全、培养学生危机意识、维护高校声誉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从新媒体对高校危机管理造成的影响入手,深入分析新媒体时代国内高校危机管理的现状,提出对策如下:充分利用新媒体平台,加强对高校危机事件的预警;完善危机事件信息披露机制,进行正确舆论引导;加强高校危机管理队伍建设,积极提升管理人员媒体素养。     

公共冲突管理中的政府责任及其机制建构

风险社会下公共冲突的大量存在成为当今时代的鲜明特征。政府作为公权力的代表,在公共冲突的多元管理主体中处于核心主导地位。从实践来看,公共冲突具有复杂性、突发性、群体性、不确定性和扩散性等特征。目前,由于一些地方政府在公共冲突管理过程中冲突意识淡薄、信息沟通渠道不畅、制度供给不足、问责不到位以及组织机构和战略规划缺乏,使其对公共冲突管理基本处于"责任悬浮"与"效果浅表"状态。夯实政府公共冲突管理路向责任,需从构建公共冲突管理的预警和防范机制、健全的制度体系、畅通的信息发布机制、有效的行政问责机制以及组织保障机制着手,并正确处理信息公开与舆论导向、政府主导与公众参与、"硬件"建设与"软件"保障之间的关系,从而实现对公共冲突的有效管理。     

微博舆论的形成及其管理分析

微博是新兴起的一类开放互联网牡交服务，其强大的影响力自不待言。它从更多以单纯的交流平台或“展现自我”为，目的的新媒体一跃成为舆论监餐的新阵地。所以正确引导微博舆论，应建立公开透明、及时有效的政府信息发布制度；坚持正确舆论导向，讲究引导舆情的方法和艺术，发挥网络意见领袖作用，引导网民自我教育，正确处理规范管理与积极鼓励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