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政府角色归位促社会管理创新

当前在社会管理方面存在薄弱与滞后两大问题,所以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政府对社会管得太死、轻视社会管理、管理方式不合理等现象是社会管理薄弱与滞后的直接表现,而政府角色不当是造成这些现象的根本原因.所以要以政府角色归位促进社会管理创新与发展.政府应该由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从经济建设型政府、管制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社会管理型政府转变.要以人为本,注重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的协调,建构合理的社会管理格局,建立民主、合作、高效、开放的公共治理机制,实现由政府包办、以政府投入为主到社会共建、政府与各种社会力量互动协作的转变,有效集聚建设和谐社会强大合力.     

我国慈善立法中的政府与慈善组织的关系

慈善事业作为社会保障的重要部分在建设和谐社会中发挥了不可取代的作用.在中国的慈善组织发展中,其"官民二重性"的显著特点一直是其发展中的诟病,而中国慈善事业法律制度的不健全成为其发展中的最大障碍.由此,政府与慈善组织的关系是中国慈善立法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因此应当通过制定统一的<慈善事业法>,改革慈善组织的相关制度,加快配套法律制度的建设,为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提供完善的法律保障.     

创新社会管理体制的紧迫性及思路对策

分析目前我国创新社会管理体制的紧迫性,指出目前我国社会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提出创新社会管理体制的思路对策,主要从四方面着手解决,以期有效地帮助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     

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中的政府工具创新——以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调整为分析对象

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的调整一直是我国社会治理实践中的重要议题。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三共治理格局对政社关系在权、责、利关系方面的调整提出了新的方向和要求。关于政社关系的研究大多隐匿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宏观性研究中,在微观工具层面尚有缺失。我国政府管理社会组织使用的工具大体可分为主管型工具与指导型工具,政府工具运用的偏差是造成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程度不足的重要因素。实现宏观价值目标必须对微观工具进行调整,坚持并完善主管型工具,强化指导型工具,协调并组合运用两种工具。     

慈善与企业的社会责任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除了追求经济利益以外,还应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而参与慈善活动是企业履行其社会责任的一种重要方式和途径。但慈善事业在我国起步较晚,企业慈善理念还不够成熟,慈善机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我国企业参与慈善的程度还不高,所以必须不断地从慈善制度、慈善文化和慈善组织的角度促进企业对慈善事业的参与。     

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提高社会管理水平

提升社会管理水平,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我国已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各种社会问题大量涌现,社会管理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迫切需要创新社会管理理念,整合各类社会资源,建立政府与社会组织相结合的新型社会管理体制。     

公民社会背景下政府公信力建设—以“华南虎事件”为例

华南虎事件”是现代公民社会中公民精神对传统行政权力的一次挑战，公众积极的政治参与一方面推动了相关部门对事实真相的调查，同时也对政府公信力建设提出了拷问。本文对公民社会背景下政府公信力建设中出现的问题以及诱发原因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对策，以期为政府公信力建设提供参考。     

对创新社会管理体制的思考

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需要我们正确把握社会管理的内容和范畴,科学确立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创新的领域和事项,需要我们更新管理理念、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基层自治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的作用。     

社会公平：和谐社会的基础——基于新公共行政视角下的分析

社会公平是和谐社会的基础,政府在面对当今我国社会各种不公平的现状时,政府应积极进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维护公民基本权利平等和机会平等,充分发挥政府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主导作用。     

对创新社会管理体制的思考

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迫切要求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管理创新。本文以我国转型期社会变革为背景,对我国社会管理体制创新提出了若干对策。     

公民幸福与政府责任——基于社会比较视角的分析

幸福从来就是相对的,它是个人进行社会比较的结果。现代社会,人们的幸福比较范围不断扩大,且上行比较越来越频繁。在这种情况下,人与人之间差距的迅速扩大及与之相伴的不平等、不公平、不公正现象的泛滥,导致越来越多的国人在享有比以前更好的物质生活水平的同时,却有越来越多的不幸福感。公民幸福是政府的责任,政府应在努力减少公民之间过大差距的同时,采取切实措施促进社会平等、公正、公平。由人组成的政府不可避免地带有与人的本性相类似的自利性,政府自身主导的公平公正改革也必然遭受到重重阻力。如何建成具有更多公共性的政府,为公民幸福提供坚实基础,是我们在幸福社会建设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深化我国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思考

近年来,随着中国改革发展不断进入深水区,社会矛盾日益复杂,如何适应新形势、新任务对社会管理的新要求,推进一些涉及面宽、利益调整层次深、配套性强、风险比较大的社会管理体制方面的改革,是建立现代社会管理体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婚检制度改革的背景、缺陷及完善——从政府与社会分权的视角

本文将婚检制度改革作为突破口 ,从政府与社会适度分权的全新视角对婚检改革进行全面地研究 ,认为从强制婚检到自愿婚检的转变意味着政府从婚检领域的退出。政府在婚检领域不能一走了之 ,必须尽快实现由“划桨政府”向“掌舵政府”角色的转变 ,建立和培育社会中介组织来填补政府退出后所留下的权力空位     

公民社会理论视角下的现代学校制度

政府和市场是建设现代学校制度的两种重要力量,但它们本身也均存在着不可破解的缺陷,主要体现为政府部门常常难以实现高效率,导致教育改革进展缓慢,过度的政府权限会导致对社会、家长教育权的漠视,政府成员与公众的利益冲突导致教育进一步不公;纯粹的市场机制难以实现社会的公平性,加剧了教育的不公,纯粹的市场机制不能带来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加剧了教育资源短缺的现状,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行是通过价格机制实现的,并不完全符合教育的现实等。因此本文引入公民社会的理论视角,论述了公民社会在建设现代学校制度中的作用。     

现阶段我国慈善组织公信力的建设

慈善组织的公信力不仅是慈善组织开展活动的前提,也是促进组织整体发展的必要条件。而现阶段我国的慈善组织却因丑闻频发、社会公信力较低,而无法获得较高的社会捐赠,限制了慈善组织的发展。要促进和谐社会下慈善事业的发展,需分析慈善组织公信力不足的原因,改善相应的制度,宣传和普及正确的现代慈善意识观,全面完善我国慈善组织建设。     

民族地区地方政府公共服务提供体制优化研究——基于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研究视角

民族地区地方政府公共服务提供体制仍存在诸多问题,如管理体制落后、缺乏公民参与、供给主体单一等。伴随着新公共管理的改革浪潮,可以引入无缝隙政府、网格化管理、协同治理多中心服务供给等方法,来推动民族地区地方政府公共服务提供体制的完善。     

基于《慈善法》视角下的互联网慈善行为模式分析

近年来,"互联网+慈善"成为主流慈善参与方式,呈现诸多新特点,尽管《慈善法》本意是鼓励发展慈善事业,强调公众受益性,但由于互联网参与主体形态复杂,涉及面广,《慈善法》中一些重要概念可能在互联网语态下出现歧义,文中通过分析"公募权",界定互联网慈善行为,揭示公益慈善运作流程,鼓励建立信息公开制度,加大推进税收优惠政策,明确网络募捐平台认定条件,保护捐赠人知情权,倡导行政机构简政放权,由审批许可制转为登记认证制,使得公众能够安全、高效地参与互联网慈善活动.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体制的路径选择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适应我国进入社会矛盾凸显期的迫切需要,是顺应民心、实现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本质要求,必须坚持多管齐下,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体制。     

从社会资本视角看海外慈善资源的获取与利用——以广州祠堂文化的复兴为例

海外慈善资源是一种潜在的社会资本。广州民众通过海外移民展开互动,把这一潜在的价值资源变成了现实的社会资本。祠堂文化的复兴则是广州民众主动获取和充分利用海外慈善资源的结果。在海外移民支持下,广州民众把海外慈善资源转化成了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海外慈善资源转化成文化资本,提升了侨乡民众的文化能力,使祠堂文化在广州焕发出新的活力。海外慈善资源转化为经济资本,实现了祠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广州民众在祠堂文化的复兴上找到了一条传统与现代、经济与文化结合的方法,这是他们获取海外慈善资源后做出的理性选择,也是今后海外慈善资源在中国发展的有效路径。     

帕金森定律视角下的地方政府机构改革评析——以政府雇员制和大部制改革为例

自从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进行了多次政府机构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似乎总难以跳出"膨胀—精简—再膨胀—再精简—膨胀"的循环怪圈,帕金森定律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较为合理的解释。本文基于帕金森定律的视角,从制度设计和实践两个层面来评析政府当前的雇员制改革和"大部门体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