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污罪的共同犯罪问题研究

贪污罪的共同犯罪问题是司法实践中的难题。由于共同贪污行为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以及我国刑事法律有关贪污罪共同犯罪的规定在具体适用上存在不足,我们有必要通过归纳和评析理论界对共同贪污行为定性问题的不同见解,来正确认定共同贪污犯罪,以有力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搞好我国的廉政建设。     

正确认识和掌握贪污罪的预备、中止和未遂形态

当前,经济犯罪中的贪污案件日益增多,这种罪表现出的预备、中止、未遂、既遂的犯罪形态很难划分,司法实践中往往把预备、中止、未遂犯罪形态当作既遂形态处理,或者对预备、中止、未遂犯罪形态不予刑事追究,因此,探讨贪污罪的犯罪形态,划清预备、中止,未遂,既遂的界限,准确量刑,不仅对于刑法学理论,而且对司法实践都有重要意义。 一、贪污预备犯罪形态 我国刑法第19条规定:“为了犯罪,准备工具,制造条件的,是犯罪预备。对于预备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贪污犯罪预备是指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或其他经手、管理公共财物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贪污犯罪准备工具,创造条件的犯罪行为。贪污预备是犯罪的未完成形态,共构成要件是:     

火车票售票方式改革后倒卖车票犯罪认定研究

倒卖车票罪系传统犯罪，但火车票售票方式改革后其又出现了新的犯罪形式，这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对该类新型倒卖车票行为的定性上产生了一定的困难。本文从火车票售票方式改革带来新的犯罪形式出发，在廓清倒卖行为的基础上，对几种新型倒卖车票行为进行分析，以期对司法实践在处理该类新型倒卖车票行为的处理提供帮助。     

吉林省贪污贿赂犯罪实证考察与司法治理方式之完善(2013—2015)

所谓司法治理方式,指的是司法系统在针对特定犯罪采取刑事制裁措施过程中在打击策略、打击重点、打击强度等方面所体现出来的整体性的方法。当前吉林省司法机关采用的司法治理方式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有些许缺陷与不足。在打击策略上应进一步与"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相协调,合理配置司法资源,避免给民众留下选择性司法的不良观感;在打击重点上要加强对行贿犯罪的惩处,进一步改变"重受贿、轻行贿"的现象;合理配置资格刑,加强对商业贿赂行为的管控,同时加强对骗取型贪污行为的处罚力度,与诈骗罪相对比实现法律条文的内在协调。     

恢复性司法理念与我国少年司法实践

恢复性司法是指与特定犯罪有利害关系的各方共同参与处理活动的司法模式，与传统的报应性司法模式在犯罪的惩罚方式、审判程序、正义的实现方式等方面都有较大区别。恢复性司法理念注重恢复被犯罪破坏的社会关系，对犯罪人、被害人及社区的利益进行全面关注，有利于节约司法成本，并体现了司法文明及用刑宽缓的趋势。在司法实践中对少年司法较为适用。由于恢复性司法是一个引进的司法模式，在我国这样一个报应性司法历史深厚的国家，其实施必然面临一系列矛盾与冲突，有必要探讨平衡点，以丰富我国少年司法的理论与实践。     

贪污私分国有资产及关联行为的司法认定

国有企业改制中隐匿国有资产行为实施完毕,只是贪污犯罪完成的一个环节,仍要以行为人是否实际控制了国有资产作为贪污罪既遂的标准。对国有企业原有资产转给改制后的公司所有的行为,以国有企业人员滥用职权罪进行认定,不仅解决了司法实践中的现实困境,而且能体现刑事司法的人文关怀。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界定与适用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和刑法中的传统受贿犯罪在主体构成、行为方式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虽然在当前的实际司法应用中．直接以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认定的案例还并不多见，但认真辨析本罪犯罪构成的细节．重点探讨本罪在实际司法认定中可能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对在将来的司法实务中准确认定本罪具有积极意义。     

简论贪污案件证据的特点和收集

打击贪污犯罪，首先要靠证据。由于贪污犯罪是行为人利用职务之便的犯罪，行为人总是利用各种手段掩盖罪行，贪污案件的证据具有隐蔽性和复杂性的特点。因此，收集贪污案件的证据，必须针对其特点，采取不同的方法和重点以达到揭露、证实犯罪的目的。一、贪污案件证据的特点贪污犯罪由于大多手段狡猾、隐蔽性强、持续时间长，收集证据困难，所以不利于查清和认定案情。在贪污案件中经常出现的证据主要有：贪污分子假造、涂改、毁坏的帐目、凭证、单据；被查获的赃款、赃物；知情人的检举、揭发和陈述材料；专业技术人员对贪污分子的帐目、笔…     

受贿罪客观要件质疑

受贿罪客观要件质疑宋庆德，郭素芬近几年来，惩治腐败，打击贪污、贿赂犯罪斗争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对某些问题还有不同认识，其中关于受贿罪的客观要件即构成受贿罪是否必须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仍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探讨这一问题，对于完善...     

论贪贿犯罪主观要件的证明责任——以《联合国反腐公约》确立的推定规则为视角

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一直是困挠司法实践的难点问题。在贪污、贿赂犯罪的办理过程中尤其如此。《联合国反腐公约》明文规定了腐败犯罪的主观要件可以采用推定的方式认定,这为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蓝本和契机。     

贪污贿赂犯罪数额的确定

近年来查办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工作中存在起刑点标准不一,定罪数额标准越提越高,犯罪数额对量刑无足轻重,以致影响国家刑事法律在对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中的统一正确实施,影响司法公正的现象.通过剖析立法中存在的缺陷及其表现形式,提出了"应以当地国家工作人员年度平均工资为参数,以动态表述的方式在立法上确定贪污受贿犯罪数额"的观点.     

犯罪何以增多——贪污腐化是罪魁祸首

现阶段贪污腐化对犯罪增长的影响,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贪污腐化本身就是犯罪,直接导致犯罪增多;二是贪污腐化败坏社会风气,诱发其他犯罪,并且贪污分子还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三是利用职权直接参与犯罪活动.     

扫黑除恶与基层反腐败斗争结合的思考

扫黑除恶与反腐败斗争相结合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黑恶势力犯罪与贪污腐化犯罪的形态也在不断翻新,甚至出现高度伴随的趋势。因此,探索如何在新时期惩治黑恶势力犯罪与贪污腐化犯罪,在司法实践中怎样把扫黑除恶与基层反腐斗争有机结合是重中之重。为此,中央在2018年决定开展为期三年的扫黑除恶专项运动,这项斗争是近年以来规模最大、程度最深的社会净化运动。当前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进程已过半,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实效。通过分析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已取得的成就和反思其中的不足,我们认识到"扫黑"必须"破伞",扫黑除恶与基层反腐败必须紧密结合起来,实行联防联动。为此,既要加强地方各部门的协作,建立和完善数据资料共享平台,也要调动基层群众的积极性,强化基层政权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的主体作用,更需要加强黑恶势力犯罪的防控研究,主动、坚决破除黑恶势力背后的"保护伞",积极利用大数据分析案件,实现精准定位、精准打击黑恶势力犯罪以及贪污腐化犯罪,在社会管理和司法领域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国黑社会犯罪生存发展的社会和法制因素

有效地打击和遏制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维护社会稳定,是我国长期面临的一项重大任务。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和法制原因：党内和社会腐败现象给黑社会犯罪寻求政治保护提供了可乘之机;特定社会环境下社会管理职能弱化和某些失误,给黑社会犯罪提供了发展条件;立法、执法方面的某些偏颇是黑社会犯罪滋生、发展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试论贪污罪犯罪对象的立法完善

司法实践中的一则案例,定贪污罪还是诈骗罪,存在严重分歧。贪污罪与诈骗罪的主要区别在于是否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和对象是否是公共财物。而理论和实践中对公共财物的界定模糊,导致实践中认定贪污罪存在争议。现行刑法规定,普通贪污罪的对象是公共财物,特殊贪污罪的对象包括国有财物、应交公的礼物、保险金和单位财物。这一规定已落后于司法现实,亟待调整。立法应将普通贪污罪的对象扩大到公私财物。     

对当前涉黑犯罪刑法遏制及打击对策的思考

当前涉黑犯罪是执法机关的打击重点,然而由于刑法遏制上的缺欠,影响了打击效果。本文从当前刑法典对涉黑犯罪的惩治以及当前刑法对打击此类犯罪的缺欠之处进行分析,提出惩治涉黑犯罪的对策建议,包括完善刑法;在警方内部设立专门机构进行打击;坚持反腐,进行社会综合治理;加强国际合作等。     

贪污贿赂犯罪侦防协作的思考

贪污贿赂犯罪日益严重,凸显出检察机关治理贪污贿赂犯罪的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检察机关应发挥治理贪污贿赂犯罪的优势,从改变侦防脱节的现状入手,构建适应治理贪污贿赂犯罪需要的侦防协作关系。     

论刑事没收中的举证责任倒置——基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31条的分析

在对腐败犯罪所得没收程序中,规定举证责任倒置规则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31条的明确要求。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第280条的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中不应当确立举证责任倒置规则。针对贪污罪、受贿罪,立法有必要确立没收犯罪所得的举证责任倒置规则,这并不违反无罪推定原则,而是基于公平性和公共政策、举证便利性因素的合理选择。     

新形势下我国反腐败国际合作面临的难点及对策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和全球化的发展,各国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日益密切,腐败犯罪日益呈现出复杂化、隐蔽化和跨国化等特点,成为一个普遍性的国际问题。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惩治腐败犯罪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而是需要各国加强合作交流,在反腐败工作中达成最广泛的共识,以形成预防和惩治腐败犯罪的合力。     

有组织犯罪的社会对策

整治腐败,拔掉保护伞是治理有组织犯罪的必然要求;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管,扼断洗钱犯罪是打击有组织犯罪的重要手段;做好两劳释解人员帮教工作,是预防有组织犯罪的重要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