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律师伪证罪的构成要件

根据《刑法》第3O6条的规定，本罪的主体是刑事诉讼中的辩护人和诉讼代理人，其他刑事诉讼参与人以及刑事案件的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审判人员不能成为本罪的主体。本文对于律师伪证罪主体范围的界定为刑事诉讼中的辩护律师；律师伪证罪的主观构成要件只有直接故意才能构成，过失和间接故意都无法构成律师伪证；只要在刑事诉讼中，律师实施了客观方面的行为，侵犯了司法机关正常的刑事诉讼活动秩序，并且造成严重后果的，符合律师伪证罪客观要件之时间界限。现有复杂客体说不符合犯罪客体的内在性质，简单客体说无法充分反映出律师伪证罪的客体范围，故关于律师伪证罪所侵犯的客体，无论是现有的复杂客体说还是简单客体说都有难以调和的困境。本文结合司法实际和理论争点认为，律师伪证罪不仅对司法机关的正常刑事诉讼活动造成了侵害，对律师的职业道德也造成了一定的侵害，故属于修正的复杂客体。     

论取消“律师伪证罪”

刑法修改后,增设了“律师伪证罪”,中国律师有了执业风险,有些律师也因涉嫌伪证罪被追究刑事责任。文章通过分析“律师伪证罪”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提出取消刑法中“律师伪证罪”这一罪名的观点。     

律师伪证罪构成的几种特殊情况分析

<刑法>第306条对律师伪证罪行为作了规定,但由于法律用词的模糊性,以及理论界对于相关概念的内涵存在争论,致使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律师伪证的认定还存在一定困难.其中,律师威胁、引诱当事人是否可以构成伪证罪、证人消极作证是否可以构成律师伪证罪以及律师传授辩护技巧与教唆伪证罪的关联等问题,亟待从理论上予以论证和厘清.     

作证豁免权与律师伪证--论律师作证豁免权的确立

刑事辩护中律师的作证豁免权与律师伪证罪问题密切相关,在规范律师执业中作伪证的同时,我们应注重律师作证豁免权制度的建立.律师的豁免权和刑法要不要规定以律师为主体的犯罪是两个问题,我国刑法第307和第310条的规定已经能对律师执业中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规制,也就没有必要专门规定律师伪证罪.赋予律师以刑事辩护豁免权,主要在于保障律师在诉讼中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保证控辩双方的地位平等.因此,在防止律师伪证的同时,要使律师受到法官和检察官的尊重,关键还是在制度上确立律师的豁免权.     

对伪证罪客体的理论反思─—兼谈该罪的立法完善

对伪证罪客体的理论反思─—兼谈该罪的立法完善王昌学，范泳鸿刑法设立伪证罪，对减少和预防伪证行为的发生，保障司法活动的正确实施具有重要意义。而我国理论界对伪证罪，特别是对伪证罪客体的研究却一直是薄弱环节。长期以来，刑法理论界普遍认为，伪证罪侵犯的直接客...     

从实体到程序：律师伪证罪之新思考

我国刑法第306条规定的“律师伪证罪”引起的争议一直居高不下。不少律师认为该条款是悬在辩护律师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是对律师的歧视性规定,限制了律师的正当执业,强烈要求取消该规定。但经过对有关刑事司法实践和刑法思想的分析可以发现,刑法“306条”的规定不是侵害律师执业权利的根本原因,更不是单纯对律师的歧视性规定,法律规定的粗疏、对正当程序的忽视以及司法专断思想的存在,才是一些司法人员屡屡侵害律师执业权利的根本原因,应当通过对该条款的完善及有关制度的健全来确保辩护律师的执业权利。     

反思伪证罪的主观要件——基于110份刑事判决书的实证分析

伪证罪的主观要件问题对于正确认定犯罪具有重要意义，但现行的法定犯罪目的难以完全适应实践需要。基于110份刑事判决书的实证分析可知，司法实践中法院明确认定伪证罪犯罪目的的案件有限，部分法院在《刑法》第三百零五条文本之外描述伪证罪的犯罪目的，伪证行为的实际犯罪目的具有复杂性，且其犯罪动机具有多样性。在规范层面，我国法律体系对伪证罪的具体犯罪目的的规定仍有待明确。在理论层面，伪证罪法定犯罪目的的理论不足在于“隐匿罪证”属于犯罪行为而非犯罪目的，其并未涵盖“无中生有”式伪证行为，且现行目的要件难以契合伪证罪的法益本质。应当在保留伪证罪目的要件的同时，将伪证罪的法定犯罪目的修改为“意图妨碍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以完善伪证罪的主观要件要素。     

改革与完善律师辩护制度的构想

律师辩护制度是刑事司法制度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人权保障制度的体现。从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后,律师辩护制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且通过十几年的实践,已取得的制度进步得到一定程度的巩固,并取得了一些经验。但实践中也暴露出辩护制度的弊端,即所谓＂三难＂（会见难,取证难,阅卷难）、＂一怕＂（律师伪证罪）问题,已经对我国刑事诉讼整体功能的改善和人权保障制度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限制,所以有必要予以改革和完善。     

律师涉嫌犯罪的原因及防治对策

自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以来 ,已有 2 0 0多位律师从辩护席走上被告席。律师涉嫌犯罪所涉罪名主要有伪证罪、泄露国家秘密罪、贪污罪、包庇罪、挪用公款罪、偷税罪及诽谤罪。律师涉嫌犯罪的原因有立法方面的原因、传统观念的原因及律师自身的原因。有效防治律师涉嫌犯罪应 :建立律师职务豁免制度 ;修改不平衡的立法 ,确保控辩双方地位平等 ;律师自身应保持独立性 ;加强管理 ,严肃纪律 ,提高律师自身素质 ;参与政治 ,提高律师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     

关于军队律师制度的几个问题

国家律师制度的发展和完善，依法治军的需要，为军队律师制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应尽快完善现行军队律师制度。建议明确军队律师的性质、确立军队法律顾问处的地位、恰当处理军队律师的收费。这对发挥军队律师的作用，实现依法治军，具有重要意义。     

“辩护人、诉讼代理人伪证罪”之质疑

刑法第306条辩护人、诉讼代理人伪证罪的设置是一项不公正不平等的规定,存在诸多负面影响,如助长了职业报复,危及律师事业的发展等,且该法条规定本身亦不严谨。笔者建议,考虑到现行刑法完全存在其他可以援引的法条对该罪规定的三种行为予以规制,有必要取消刑法第306条。     

伪证罪法益及其构成要件的法益解释

在我国刑法立法上,伪证罪的法益已经从公民人身权利向国家司法利益转变。刑法理论界存在的“复杂法益说”观点是旧刑法“人身权利说”的变种。伪证罪侵害的具体法益应当理解为“言词证据的司法运用”。据此,对伪证罪的构成要件可以作如下解释：在主体要件方面,将被害人解释为伪证罪的主体有其实质合理性,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构成伪证罪的主体。担任言词证据记录工作的人故意做虚假记录的应当构成伪证罪;在主观要件方面。刑法对伪证罪设定的目的要求并不符合伪证罪的法益需要;在客观要件方面,关于伪证行为中“虚假”的认定,“客观说”更符合伪证罪的保护法益,刑法将伪证罪限定在刑事诉讼中,不符合伪证罪的法益内容。     

中国律师职业伦理为什么成为问题？

中国律师职业伦理的出现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与律师角色定位的变化有紧密关联,是制度改革的必然产物。然而,中国律师的职业伦理问题之所以较为突出,还有多方面原因：一是制度移植中的误读,如对党派性理论和商业化的片面理解,导致律师职业伦理出现偏差;二是制度的缺损与不足,使得律师职业缺乏必要的伦理训练和有效约束;三是律师文化与我国传统文化的冲突和差异,使律师职业格外引人关注,并易于遭受负面评价。     

伪证罪的适用范围和犯罪主体研究——以诉讼法为视角

从诉讼法理的角度对伪证罪的适用范围进行探讨,伪证罪是否适用于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需要分析法条的立法宗旨,考虑立法原意和历史因素,同时对法规范本身所处的法律体系的协调性作必要的考虑；探讨伪证罪的主体问题要对我国被害人地位、无罪推定原则、当事人陈述性质、处分原则等诉讼法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并对当事人伪证进行两层意义上的考察.     

伪证的识别与证言真实性的评估

对于言词证据的真实性问题,传统的方法主要借助证人的外部行为表现或表情来识别.这种方法基于这样一个假设:说谎必然会有相应的生理表现.在侦查实践中存在"人"的识别与"仪器"的识别,即侦查人员的识别与借助专门测谎仪的识别.近年来有学者对这一假设提出了质疑,也有国家对测谎仪测谎的结果宣布无效,于是法庭科学研究者对这一假设进行了新的反思,在研究方法上也出现了新的转向.表现为,从伪证的识别走向证言真实性的评估.     

讼师命运与律师制度

中国古代曾经出过讼师 ,但并不等同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律师。中华几千年的文明始终未能成就培植律师制度的土壤 ,这是因为律师以及律师制度的产生需要多方面的因素。重新审视中国古代讼师的命运能够让我们对当代律师制度有所启示。     

应当赋予律师绝对保守职业秘密的权利与义务

目前,我国律师保守职业秘密的规则尚未完全确立,但随着无罪推定、罪疑从无等原则在诉讼程序中逐步确立,这一现状不利于全面地保障当事人的权益,与律师职业特性相悖,且与国际通行做法相离甚远。因此,赋予律师绝对保守职业秘密的权利与义务,是整个诉讼制度和律师制度的良性运作所必需要的。     

包庇罪若干问题探讨

包庇罪特有的行为方式——作假证明包庇,决定了其行为对象及行为时间的相对确定性:"犯罪的人"只限于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而不可能包括已决犯,同时"作假证明包庇"也意味着,其行为的时间只可能发生在刑事诉讼程序已经启动生效判决尚未作出前。"包庇"不仅是"作假证明"行为所具有的客观性质,也是行为人主观故意的内容。包庇罪和伪证罪存在着一定的交叉竞合关系。我国刑法规定的包庇罪同人伦关系存在冲突,在新的立法规定出台之前,我们可以充分利用《刑法》总则第13条"但书"的出罪功能及包庇罪和伪证罪的竞合关系来消解和减少这种冲突。     

律师竞争论

竞争是律师组织和律师不愿谈论和感到害怕却又无法回避的现象 ,但在有限市场、无限竞争的现实社会中 ,律师组织和律师所参与的竞争活动已经非常普遍 ,所有的律师组织和律师个人都在思考竞争的问题 ,都要承受竞争的压力 ,都在千方百计地运用自己认为恰当的策略、方法和手段去争取竞争的主动和胜出。所以 ,对律师的竞争问题进行研究不仅具有理论上的意义 ,而且具有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