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边疆治理的一般客体与特殊客体

根据地域的不同,可以把国家治理划分为腹地治理和边疆治理。在边疆治理中与腹地治理相同或相似的国家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构成边疆治理的一般客体;而边疆省区面临的特别迫切或特殊的公共事务构成边疆治理的特殊客体,包括边疆开发和发展问题、民族问题、国家安全问题、政治认同问题等。区分边疆治理的一般客体和特殊客体是为了凸显边疆治理在国家治理格局中确实具有特殊性,对特殊客体的治理彰显了边疆治理在国家治理格局中的独特价值。     

我国边疆研究的几个基本问题

在边疆对于国家发展意义日渐凸显的背景下,我国的边疆研究在持续升温。然而,边疆研究中的一些基本问题却未被聚焦,其中的一些认识已经不适应今天的现实。为了边疆研究的健康发展,有必要对其中的一些问题给予澄清。一是在如何看待中国边疆的问题上,须在揭示边疆本质的基础上明确边疆的构建性质,将边疆界定为疆域的边缘区域,确定边疆的变易性;二是在边疆治理的定位问题上,须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来看待边疆治理,明确边疆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地位;三是在陆地边疆治理结构的调整问题上,须在调整治理的价值取向的基础上,重新确定其目标和任务;四是在海洋边疆治理问题上,须依据国家治理和发展的大局来确定治理目标,促成中国由陆权国家向海陆复合型大国转变;五是要以理性的态度来看待新形态边疆,明确中国边疆的多样性和立体性;六是要看到边疆在国家发展中的意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突出,并促成了“边缘—核心”双向互动结构的形成。     

中国历代陆地边疆政治安全治理研究北大核心CSSCI

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在国家治理的过程中都逐渐察觉并承认国家不同区域间的差异性,并在"守中治边"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间接被动和积极主动的治边思想。在维护陆地边疆政治安全的实践中,设置了专门的中央机构、独特的边疆政权,并且开创了军民戍边的传统。治理主体的健全、治理过程的互动和治理环境的稳固影响着陆地边疆政治安全治理的功效。     

边疆在国家发展中的意义

国家在发展的过程中,基于有效治理的需要,往往把国家疆域的边缘性部分界定为边疆,并采取特殊的措施对其进行治理.边疆是在客观条件基础上主观构建的产物,所以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一种变动着的存在.国家在发展中普遍存在“核心-边缘”模式,因此,边疆虽为国家疆域的边缘性地带,但对国家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甚至成为国家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历史也不断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着边疆对国家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也正因为如此,国家间的边疆争夺才不断上演,导致了无数的边疆战争.     

从边缘到前沿:地缘政治视阈下的广西边疆治理

<正>广西地处中原王朝岭南边疆向西南边疆过渡的特殊一环,是历代王朝南部边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广西治理的好坏,关系着王朝南部边疆秩序的稳定与否。广西在中国地缘政治上有着特殊地位,历史上广西曾发生了三起影响中国政治的事件:一是唐末桂林戍兵之变,揭开了唐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二是北宋前期侬智高起事,使宋王朝加强了对南部边疆的治理;三是清末在广西金田爆发的太平天国起义,几乎推翻了清王朝。由此可见,虽然广西位     

中国边疆治理:从历史到现实

边疆是一个地理、历史、政治概念,有军事、经济、文化方面的含义,发展趋势是成为统一多民族中国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历史悠久、地域广阔、民族多样、问题复杂的特点,在历史和现实中具有特殊的战略地位。中国古代治边政策研究取得若干共识,并对当代有重要启示。当代中国边疆治理以改革开放为界可划分两个时期,其中四端治理举措是须予以关注并应着力研究的。中国边疆治理战略的构建,要重视中长期治疆战略的思考和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重视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建设,推进边疆发展与稳定。     

抗战时期西南边疆的国族建构研究

伴随着西南边疆(包括云南、贵州、四川、西康等)在抗日战争中地位的日渐凸显,巩固西南边疆,团结西南各民族共同抗战,成为国民政府的重要工作之一。而在此项工作中,最为关键的一环就是西南边疆各个民族对国家向心力的形成与强化,也就是其国家意识的形成与国族观念的强化。为此,在蒋介石中华民族"宗族论",以及知识界的"中华民族是一个"、"民族同源论"等思想和言论的影响下,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在西南边疆采取了诸多措施来强化边疆各民族的国家意识,进而建构和强化同源同种的统一国族意识。这些国族建构活动,就国内而言,是民族与国家整合的一种尝试;就当时的国际环境而言,是对日本军国主义及在其影响下形成的大泰族主义等侵略和分裂中国的思想和言论的回击。     

边疆绿色治理：概念内涵、体系构建与运行机制

边疆绿色治理是国家绿色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边疆地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选择。边疆绿色治理是指边疆绿色治理共同体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科学内涵中的绿色要求和绿色标准,秉持绿色价值理念,进行绿色话语表达并形成绿色共识,凝聚成共治边疆公共事务的绿色合力,推动边疆经济低碳发展、政治风清气正、文化包容多样、社会健康和谐、生态绿水青山的全方位绿色化的一系列活动或过程。边疆绿色治理体系由“目标—场域—主体—方式—客体—效果”等要素按照一定逻辑关系耦合而成。在把握边疆绿色治理体系各要素间逻辑关系的基础上,设计由“动力—过程—创新—保障”等一系列机制构成的机制谱系,确保边疆绿色治理良性运转,进而助力实现边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和不断满足边疆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边疆治理的模式类型及其效应研究——以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关系为视角的分析

边疆治理是地方治理的特殊类型,是边疆特殊区域内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综合发展,是边疆状态的整体提升。其中,政府、市场与社会作为资源配置的主体发挥着核心作用,三者的地位与关系直接决定着某一阶段或某一国家边疆治理的性质与面貌。所以,我们对边疆治理的研究也以此为参照,将边疆治理的模式划分为市场自由竞争、政府计划主导、政府市场混合和地方多元治理4种类型。一、市场自由竞争模式市场自由竞争模式是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资本主义各国对边疆地区的治理模式。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确立,直至20世纪30年代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爆发,这一治理模式在资本主义国家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市场自由竞争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是古典自由主义理论在边疆治理问题的特殊运用。在经济发展层面上,首先肯定市场的绝对主导地位。市场的自由交换和竞争的属性与人     

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宗教工作的思考

宗教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自有其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对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和多宗教国家,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作为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边疆、民族等特殊性,又具有作为社会治理重要单元的普遍性。这些地区少数民族比较集中,相对的宗教情况也比较复杂,做好宗教工作直接关系民族团结、边疆稳定、社会发展,对于维护国家安全、促进社会和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笔者立足阿拉善盟宗教工作实际,进一步深化对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的认识,探     

去“边界”化与再“边界”化:空间建构视域下的跨境种植研究——以河口县坪坝村为个案

边疆既是一个地理空间,也是一个社会空间、政治空间和文化空间。近年来对"边疆本位"研究的回归,即更强调把边疆视为一个相对特殊的、异质的空间单元,探究人类实践活动如何建构形成具有特殊内涵和特质的边疆空间的过程,以及特定的经验所构成的意义系统如何进行边疆空间再生产的过程。滇越边境地区新兴的跨境种植现象,从本质上看是以市场为促动的边疆空间建构过程,具体表现为去"边界化"与再"边界"化的空间生产方式,并集中体现了边境地区人们的主体性实践以及边疆空间多义性、流动性与策略性的特质。     

“两个大局”战略构想的新时代意蕴、运用及展望——基于西部边疆治理现代化的分析视角

进入国家全面发展和治理现代化的新时代,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轨迹和治理逻辑提出的"两个大局"已迈向新阶段,且愈发凸显着眼国家大局、体现唯物辩证、立足时代机遇、注重因地制宜的政治地理空间布局思维。在拓展深化"两个大局"新时代意蕴的基础上,积极探寻体现差距递减、示范引领、外力助推、资源互补、合作共享、拱卫腹地、自强自立等多重效应的生动政策实践,必定可以为推进边疆治理现代化发挥独特功能。今后体现"两个大局"的创新实践,应始终坚持边疆治理的国家视角,继续加快边疆跨越式发展,持续完善边疆治理体系,大力推动境内境外跨区域合作。     

云南大学第四届“民族政治与边疆治理”高端论坛——“边疆治理与边疆发展、边境安全”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2019年3月30日,由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边疆治理研究中心)、民族政治研究院、《思想战线》·文科学报编辑部举办的云南大学第四届"民族政治与边疆治理"高端论坛——"边疆治理与边疆发展、边境安全"学术研讨会召开。来自国内10余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近30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研讨。云南大学副校长李晨阳教授、民族政治研究院院长黄清吉教授在开幕式上致辞。开幕式上,还举行了"云南大学边疆治理研究中心"的揭牌仪式。     

“中国边疆及边疆治理理论的挑战与创新”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2013年12月5日,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的边疆及边疆治理理论研究"课题组的积极推动下,由云南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以下简称"边疆中心")主办,云南大学政治学系、《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编辑部、云南大学历史系承办的"中国边疆及边疆治理理论的挑战与创新"学术研讨会在云南大学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60余位知名学者与会。会议开幕式由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云南大学政治学系主任周平教授主持。云南大学党委书记刘绍怀教授和边疆中心党委书记李国强研究员分别致辞后,周平教授、邢广程研究员、李红杰教授、马大正教授、周伟洲教授、郑永年教授、姚大力教授分别作主旨发言。最后,云南大学校长林文勋教授主持"民族政治与边疆治理研究院"授牌仪式。     

论边疆治理的比较研究

政治学是最早提出边疆治理概念并深耕边疆治理研究领域的学科。目前中国的边疆治理研究,仍面临着创新研究方法、开拓研究领域和激发新的知识增长点等问题。比较研究方法是政治学的经典研究方法之一,将这一方法引入边疆治理研究而形成的研究领域即“比较边疆治理”。但要使“比较边疆治理”成为较具活力和贡献力的领域,不仅需厘清比较的基本逻辑,把握研究的主要论域,还需要进一步探索比较研究的维度。而在全球化时代,国家要有效谋划好边疆和边疆治理,更应重视和加强边疆治理的国别比较。其中,大国的边疆统合、强国的边疆战略、邻国的边疆政策及小国的边疆经营尤其值得关注。     

中国民族国家构建与边疆形态的转型

中国王朝国家疆域中的不同部分具有不同特点,充满了异质性。与此相适应,边疆不仅是文化性的,也是碎片化的。清季形成的“内中国”与“外中国”观念,正是此种疆域与边疆格局的现实写照。然而,在中国民族国家的构建过程中,国族构建推动了边疆整合,主权体制发展导致边疆领土化,制度重构促使边疆政治一体化。这些机制使得边疆形态发生了“民族国家化”的转变,体现民族国家性质和特点的因素日渐增多,进而逐步实现了从碎片化边疆到整体性边疆的转型。     

维护国家统一与促进边疆发展:边疆危局下格桑泽仁康区治理思想再认识

格桑泽仁是民国时期康区著名精英人物,其在坚定维护国家统一前提下多向度探索切合时代特点和乡土传统的边疆治理思想,充分体现了一个爱国、爱乡的民族精英在边疆危机下主动为国分忧的时代担当和家国情怀。其中所蕴含的边疆政治建设须以维护国家主导为首要、结合地方实际培育边疆人的参与能力、边疆省际边缘区治理开发须重视整体联动等治理方略,为国家加强治边与促进乡土发展间的有序结合,提供了具有时代意义的借鉴和参考。     

近代以来西方对中国西南边疆的认识和研究

近代以来,西方对中国西南边疆的认识和研究,经历了殖民利益驱动下进行狂热的云南考察的"云南神话"时期、冷战政治影响下认识和研究的衰减期,以及20世纪80年代以来当代美国学界的中国西南边疆史研究热潮兴起等三个阶段。由于早期西方学界对中国西南边疆的认识和研究,有明显的利益驱动和政治干扰,因而前两个阶段曾出现过严重的偏差和失误。改革开放以来,中外学术交流加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学界对中国西南边疆史的研究逐渐回归学术,西南边疆特殊的地理环境、众多的民族和复杂的边疆历史,吸引了西方一批新型学者进行深入研究,视野宽阔独到,采用多学科交叉方法,研究水平跃升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论我国陆地边疆治理的价值追求

边疆治理是高度理性化的国家行动,必须在其顶层设计中首先设定正确而明确的价值理念,以此作为行动的指南和依据。科学合理的价值理念将大大减少边疆治理的非理性行为,从而提高治理的有效性。根据我国陆地边疆治理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结合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要求,我国陆地边疆治理的价值追求应该是富裕边疆、法治边疆、文明边疆、和谐边疆、平安边疆和美丽边疆。     

边疆多民族地区政治文化的失谐与治理

边疆多民族地区的政治文化具有政治性、民族性和地缘性等多元复合特质。随着我国社会的转型和体制的转轨,加之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和地缘政治的变迁,边疆多民族地区出现了政治文化失谐的现象。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角力、民族文化与公民文化的歧异、极端宗教主义与政治认同建构的背反、政治过程的无序化与民族事务的法治化的矛盾等等,构成了边疆政治文化失谐的主要内容,也成为妨害边疆稳定和民族团结的重大影响因素。边疆和谐政治文化的建构,必须在推动边疆发展的基础上,调整民族政策的价值取向,强化国家认同|重塑政府,实现民族事务法治化,强化民众的政治认同|推动民族政治协商,建设公民文化,为和谐政治文化奠定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