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风险社会法律责任体系的开放性

传统的法律责任承担主要是追溯性的责任,是一种事后的惩罚与补救,在现代风险社会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风险社会的责任体系应在预防原则理念下设计一种前瞻性的责任,在实质损害发生前就积极进行预测和预防,建议增设预防责任,其责任构成要件应从实质损害转变到实质损害威胁,责任根据应从主观过错转变到风险承担,利益的基点应从特定的对象转变到不特定对象。     

试论经济法体系的重构

完善的经济法体系能够促进国家对经济的调整与规范,目前经济法学者对经济法体系的构建众说纷纭,但都避免不了陷入主观臆断、理论模糊的泥潭.有学者另辟蹊径以市场主体活动的时间顺序为逻辑框架对经济法体系进行重构,拓宽了经济法理论学习研究的新视野,对经济法的立法也具有指导意义.     

现代经济法体系的反思与重构

经济法体系是经济法基础理论研究的一个基本问题，目前却远未形成共识，此文通过对经济法研究现状的检讨，从新的视角反思经济法体系的问题，提出了正确认识和重构经济法体系的理论依据。具体分析了经济法体系的内部结构及市场规制法与宏观调控法的关系，分析了经济法体系的外部关系，分析了经济法与民法、行政法的关系。全文的核心思想是从经济法律规范的本质特征出发，在把握经济法与相关法部门的联系与区别的基础上，确立经济法体系的概念范畴     

军事法体系的重构之道

军事法体系的建构关涉军事法部门和军事法学学科的独立性,深刻影响着军事立法和军队法制建设实践。长期以来学界对军事法体系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构建,但也凸显出自主性不足的缺陷。在新的思路下以军事权为线索,可以将军事法体系划分为军事组织法、军事行为法、军事程序法、军事监督和救济法。     

对重构新时期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思考

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全面展开,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体系作为改革的核心之一,存在着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等问题,阻碍了"三农"问题的顺利解决。本文在对存在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要在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理念下,建立以城乡一体化为目标,以公共财政体系为依托,充分反映农民需求表达,重视农民决策参与的,主体多元、方式多样、资金多源的完善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政策思路。     

浅析刑罚体系的重构——对“鞭刑”纳入刑罚体系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分析

我国现有的刑罚体系过于重视刑罚的惩罚功能,而轻视刑罚的教育功能和威慑功能,无法有效的遏制年轻人暴力犯罪的不利态势。我国刑法应对现有刑罚体系进行重构,将鞭刑这种刑罚方式纳入刑罚体系。     

我国多元化纠纷解决体系的反思与重构

在世界性的司法改革的浪潮中,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建构作为一项重要的内容被列入多数国家改革的范围之列。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促使纠纷解决手段的多元化同样也是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虽然目前我国的纠纷解决手段已经初步实现了多元化,但仍存在诸多的不足。本文主要以系统论的观点对我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存在的缺陷进行分析,进而提出具体的解决策略。     

论我国贿赂犯罪体系的重构——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中心

贿赂犯罪体系是否协调、完善和科学,事关惩治和预防腐败犯罪的成败得失。我国已经正式成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缔约国,对照该《公约》的规定,我国的贿赂犯罪体系存在一定的不足。因此,在坚持科学性、系统性和可行性相统一的前提下,重构我国的贿赂犯罪体系,完善贿赂犯罪的相关规定,就显得现实和迫切。     

论公司股东与发起人的出资责任

股东和发起人的出资责任关系到公司资本的充实、主体人格的健全、债权人利益保护及社会交易安全等问题,因而也是各国公司法比较关注的问题。与发达国家的公司立法相比,我国现行规定仍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和不足,亟待立法予以完善     

《监察法》监察强制措施体系的结构性缺失与重构

监察调查权是中国特色国家监察权的重要职能之一,职务犯罪调查权的侦查权属性要求配置必要的监察强制措施。《监察法》就监察强制措施的立法设定存在审慎性上的缺失,由此导致监察调查权运行中的诸多理论与实践困境:监察留置具有羁押属性,却被立法者定性为调查取证手段,实则违背了诉讼基本原理;监察调查缺少强制到案的法定功能,导致职务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现障碍;监察强制候审措施的单一化立法配置,仅留置能够发挥候审羁押的效果,既不符合人权保障的法治理念,也将过多消耗国家有限的诉讼资源,对此,应当融贯式借鉴《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构建梯度式监察强制措施体系,并增加执业禁止类的强制措施类型。     

法律裂变中的经济法责任——兼论部门法体系的重构

本文借用"法律裂变"一词对经济法责任缺失的根本原因作出分析,并介绍了法律裂变的一般规律及对部门法责任体系所产生的影响等。提出了可能的救济途径,论证了救济的可能性,建构了新的法律责任体系。并提出新的部门法体系,以期对法律不彻底裂变所导致的问题进行彻底解决。     

行政法治理念的反思与重构——以“支撑性概念”为分析基础

行政法治理念是使公共行政服从良善规则治理事业的先导和指引,源自西方的行政法治理念在中国化的过程中,也须因时、因地、因势作出相应调整。这种调整并不意味着现代行政法治理念的颠覆,相反,它体现了理念在社会现实中的生命力。对此,本文给予关注和梳理,既是一个反思的过程,也是为行政法治探索其未来而作的一份努力。     

哈贝马斯的基本权利观——商谈论视角的基本权利体系重构

基本权利体系是现代民主法治国的核心要素之一,也是宪政得以成立的前提。在法哲学史上,对于基本权利的发生学,有两种对立的观点,那就是权利天赋论与权利国赋论,哈贝马斯以主体间性和商谈论为基础建构了其沟通行动理论,并以其作为支点重构了基本权利体系,他的基本权利观可称为权利互赋论,这种理论实现了对经典法哲学权利发生学争论的超越,进而为其重建现代性未竟之事业奠定了法律政治领域的基础。     

论首要标准层面下监狱刑罚执行体系的重构

中央领导同志指出：要把刑释解教人员重新违法犯罪率作为衡量监管工作的首要标准，确保教育改造工作取得实效。刑释解教人员重新违法犯罪率是衡量监管工作的首位准则，首要标准是监狱刑罚执行工作的重要价值追求。作为监狱首要改造手段的刑罚执行及其体系的重新审视和构建，就显得非常必要和尤为迫切。     

重构我国犯罪论体系的宣言与自省

@@ 近年来,刑法理论界存在着对我国通行的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予以清理、倡导以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有责性的三阶层犯罪论体系加以取代的有力主张.笔者也是这一主张的坚定支持者之一.不过,为什么要重构我国犯罪论体系?就此,重构论者需要对于其所追求的理念作进一步宣扬、对于其所面临的质疑作系统的回应,对于其所采纳的研究方法作概括性总结、对于其所坚持的立场作客观的辨析.时至今日,已经到了在主张重构我国的犯罪论体系时发布集中宣言的时刻.与此同时,重构论者又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既有理有据又不急不躁,并且特别要清楚自己主张的边界所在.对于重构论主张发布若干宣言,并且表达些许自省,正是本文的目的所在.     

犯罪论体系的去苏俄化

犯罪论体系是刑法知识的主轴,因此,犯罪论体系的去苏俄化是刑法知识的去苏俄化之关键所在。苏俄四要件的犯罪论体系形成过程中存在以皮昂特可夫斯基为首的教科书派和以特拉伊宁为代表的反教科书派之间的观点冲突,我国犯罪论体系的苏俄化,主要是受到苏俄教科书派的影响。对苏俄犯罪论体系应从三个方面进行反思性思考:一是分则与总则的关系,这里存在三阶层犯罪论体系的分则性思维与四要件犯罪论体系的总则性思维的对立;二是违法与责任的关系,这里存在三阶层犯罪论体系的规范论与四要件犯罪论体系的存在论的区别;三是出罪与入罪的关系,在三阶层的犯罪论体系中,出罪与入罪经过三重审查:在构成要件该当性阶层,将那些不具备构成要件的行为予以删除。在违法性阶层,将那些虽然具备构成要件该当性但不具有违法性的行为予以排除。在有责性阶层,将那些虽然具备构成要件该当性和违法性,但不具备有责性的行为予以删除。在三阶层的犯罪论体系的构造中,前一要件独立于后一要件,因此每一个阶层的判断都是独立的判断。尤其是在违法性和有责性中,将违法阻却事由和责任阻却事由予以排除,在入罪过程中实现出罪功能。而四要件的犯罪论体系只是论述了正面的犯罪成立条件,把正当防卫等出罪条件置于犯罪论体系之外,因而具有功能上的缺陷。     

WTO体系内的外部反措施问题研究

WTO体系内的外部反措施系指一国针对另一国在WTO体系外的违法行为而在WTO体系内采取减损自身基于对方所承担的义务的措施,目的在于促使对方终止其不法行为。WTO体系内并无规制外部反措施的确切规范。而无论是WTO体系的自足性特性,还是默示放弃理论,抑或例外条款的效力,都不能作为排除外部反措施在WTO体系内可援用性的依据。无论是GATT时期的谈判资料,还是美国诉墨西哥软饮料案,都没有明确否定外部反措施在WTO内的可援用性。而GATT时期美国1978年《乌干达禁运法案》则直接提供了一个外部反措施得以援用的实际案例。对于类似于钓鱼岛渔船事件这样的他国严重国际不法行为,中国应重视外部反措施对于自身利益维护的积极意义。     

医疗纠纷中责任程度的开放性量化性评价体系探讨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及其配套法规实施以来，在医疗事故的分级和赔偿方面，由于有了明确的可操作性规定，所以众多医疗纠纷得以顺利解决。但是，仍然有一些案件，由于医患双方各持己见，使纠纷久拖不决，其争议的焦点主要是责任程度的认定。医疗事故赔偿的计算方法是：(所有赔偿项目之和)乘以(赔偿比例)=应赔偿数额，在这个赔偿公式中“赔偿比例”是责任程度的代名词，即，责任程度的高低基本等同于赔偿比例的高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