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政府绩效与农村居民的政府信任

社会资本、政府绩效与农村居民对政府的信任之间有着一定的关系。农村居民的社会资本对不同层级的政府信任存在差异性,其作用效应是有边界的,不论是社团参与还是社会信任,其对于基层政府信任都具有积极正面的影响,但对于高层政府信任均没有显著影响。政府绩效能够有效增进农村居民对政府的信任。政府绩效比社会资本更能解释农村居民的政府信任。有效促进农村居民政府信任的方法显然是改进政府绩效,当然也不能忽视社会资本的长期积累。     

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及其政府责任

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是公民在认同现有政治制度的前提下,为促进国家与社会关系良性循环、为提高政府治理公共事务的能力与绩效而进行的各种有秩序的活动.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体现了政治参与的理性与和谐,体现了正义.当前中国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存在着制度供给短缺、公民主体性条件不足、多维度利益表达机制缺乏等不足.政府在推进公民有序政治参与过程中,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要加强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制度化建设、努力提高公民的主体性条件、建立科学的利益表达与整合机制.     

政府信任与政治参与研究

基于2012年社会发展与社会建设调查数据,文章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探讨政府信任对政治参与的重要影响。文章对政府信任作了中央政府信任与地方政府信任的二元划分,并将政治参与区分为制度内政治参与和制度外政治参与两种类型,文章重点考察了不同类型的政府信任对制度内外政治参与的重要影响。研究发现,政府信任对制度内政治参与具有十分显著的影响作用。公民对中央政府的政治信任程度越高,参与村居投票选举活动的可能性就会越大。然而公民对中央政府的政治信任对制度外政治参与没有显著的影响,公民对地方政府的不信任会明显激发制度外政治参与活动的发生。     

公民行政参与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有效途径

公民行政参与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即公民行政参与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本质,公民行政参与是民主行政的核心内容,公民行政参与是政府治理的必要条件,公民行政参与是新公共服务的价值诉求.我国公民行政参与的主要途径和形式表现在:基层群众自治中的公民参与;以实现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为核心的公共决策参与;政府绩效评估中的公民参与;公共服务与公共品供给中的公民参与.契合我国国情的公民行政参与的途径与模式主要有:培育"公民意识",提升公民行政参与的积极性;进一步推进政务公开,保障公民知情权;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构建社会治理新格局;完善公民行政参与的制度设计,推进公民行政参与的有序化;创新公民行政参与机制,实现公民行政参与的有效化;促进公民行政参与的组织化,提升公民行政参与能力.     

社会资本视阈下我国公民政策参与路径探析

当前,我国社会资本存在着社会诚信缺失、制度和规则不健全、社会治理不优化、传统政策过程的路径依赖等问题,制约了公民政策参与.为此,需要我国从重建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信任关系、加强公民政策参与的法制建设、发展公民政策参与的组织载体、促进社会资本与协商民主良性互动等方面来实现社会资本对公民政策参与积极作用.     

公民参与能否带来治理绩效？——以温岭市为例

参与式治理是与政策有利害关系的公民个人、组织和政府一起参与公共决策、分配资源、合作治理的过程。当前关于参与式治理的研究大多基于理论层面的假设，缺乏实证层面的验证。文章以温岭市为例，依托中国治理评估指标，从经验层面探讨公民参与能否带来治理绩效以及参与带来治理绩效的条件，从而为中国地方政府更好地实现基层民主治理带来启示。     

反腐败提升公众政治信任的过程与机制

反腐败与政治信任的研究,不仅对国家治理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也是比较政治中民主巩固研究的重要内容。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在推进本国的政治改革进程,尝试以各种方式打击腐败,提升本国的反腐败治理绩效。从过程上看,反腐败对公众政治信任的影响包括反腐败绩效的产生、反腐败绩效的社会化传播以及公众感知并接受三个阶段。从机制上看,反腐败可以通过促进经济良性发展、提升政府公共产品供给能力,以及净化政治生态三个机制提升公众政治信任。     

乡村治理视域下的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

乡村社会治理是以乡镇政府管理和农民制度化参与相结合,以村民自治为核心,以实现农民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一种乡政村治发展模式。但在当前社会快速转型时期越级上访、群体申诉、直接对抗等大量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情况下,乡村治理所必须的政治文化环境和社会资本构建遭到严重破坏,乡村治理绩效的下降使乡村的发展陷入了困境。破解这一挑战,需要通过培育新型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文化,完善农民制度化参与机制,创造农民制度化参与的社会氛围,推动乡村社会自律以形成农民制度化参与的条件,来为乡村治理的良性运转提供和谐的社会环境和有效的社会资本。     

转型期中国流动群体的政治信任——基于“白领沪漂”的调查分析

政治信任作为一项重要的社会资源对政治稳定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作为衡量现代社会发展水平的一个维度,它越来越受到政府和理论界的重视。流动群体作为社会系统的活跃部分,其政治参与度和信任度对建构和谐社会意义重大。以"白领沪漂"为例的实证调查表明,伴随着社会意识多元化,流动群体的政治信任状况也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多重性特点,突出表现在对政治的高关注度低行动度、对政府的信任由高层政府组织向基层政府组织逐渐降低、对国家的认同与对政府的认同分离等方面。从拓展流动群体诉求渠道、完善公共服务体系等入手确立社会成员普遍信任的制度性安排,是推进流动群体政治信任的重要手段。     

扩大我国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路径探析

扩大我国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项基本内容,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途径.但从现阶段来看,我国公民的政治参与还存在着参与主体非均衡、参与制度不完备、参与途径有限、参与信息非对称性和参与目的不一致等诸多不足.究其根源,是由于体制、参与机制和传统文化环境等多方面制约因素的存在.为此,我们必须遵循以下路径不断完善我国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机制:转变思想观念,营造有利于政治参与的文化氛围;推进公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化进程;改革公民政治参与方式,以实现参与形式的多样化;增强政府决策的透明度,加大对社会的信息开放程度;健全基层群众自治的机制,促进公民政治参与团体和组织的发展.     

乡村治理视阈下的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

乡村社会治理，实质上是以乡镇政府管理和农民制度化参与相结合，以村民自治为核心，以实现农民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一种乡政村治的发展模式。但在农民越级上访、群体申诉、直接对抗等大量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情况下，当前乡村治理所必须的政治文化环境和社会资本构建遭到严重破坏，乡村治理绩效的下降给乡村的发展带来极大困境。破解这一挑战，需要通过培育新型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文化，完善农民制度化参与机制，创造农民制度化参与的社会氛围，推动乡村社会自律以形成农民制度化参与的条件，为乡村治理的良性运转提供和谐的社会环境和有效的社会资本。     

善治视角下的公民网络政治参与

公民网络政治参与是公民通过网络平台影响和推动政府决策过程的活动。网络政治参与有利于公民政治权力的行使和政府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但不良的网络政治参与会影响真实民意的表达以及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和有效性。网络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是实现网络政治参与有效性和有序性相统一的有效途径。     

社会资本与政治信任——基于CGSS2010数据的实证分析

利用CGSS2010数据,从人际信任、社会参与、互惠规范三个维度探讨社会资本与政治信任之间的关系发现:人际信任是政治信任的强有力来源,基层选举参与助推政治信任的生成,互惠规范对政治信任具有明显的正向效应。因此,从社会资本的研究视角出发,提高整个社会的人际信任水平、鼓励公民有序的基层选举参与、培育广泛的互助文化与合作精神,是社会转型期提升公众政治信任水平的有效途径。     

论协商民主的现实政治价值和制度化构建

协商民主的实质是为广大公民参与公共政治和社会治理提供广阔渠道和制度平台。在当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发展协商民主尤其具有特殊的政治功能和政治价值,是切实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内在要求和紧迫任务。要积极适应当前关键发展时期的多元化政治价值诉求、平等性政治价值期待和包容性政治价值趋向,切实完善与推进政党协商民主、国家权力机关协商民主、国家行政机关协商民主、社会基层协商民主以及大众网络协商民主等制度化建设,进一步发挥协商民主在扩大公民参与、推进民主政治中的重要作用。尤其要着眼于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主渠道作用,这对于改革与加强党的领导、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具有特殊的意义。     

网络时代中国政府治理模式的新思考:“参与—协商”型治理模式

网络时代的来临既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环境,也对我国传统的政府治理模式提出了挑战.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公民意识的提升以及政府提升政策合法性的需要成为政府治理模式转变的推动力.在网络时代,“参与—协商”型治理模式成为必然选择.这一模式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公众被动参与阶段、公众主动参与阶段、合作治理阶段.同时要解决好几个关键问题:确立以公众为中心的政府治理理念;网络参与制度化,与传统协商制度互补;重视公众参与结果,提升政府的回应力.     

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从非制度化到制度化

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是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受收入低下、城乡二元体制、政治文化落后以及城市主流市民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其政治参与主要还是非制度化形式。为破解这一困境,需要采取相关措施,促使其由非制度化转向制度化。     

政府治理绩效感知是否提高了公众的环保参与程度?——来自福州市黑臭水体调研与网络诉求数据的双重证据

网络时代的到来拓宽了市民参与环境治理的渠道,为观察政府绩效的主观感知与公共参与度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有利条件。公众对政府黑臭水体治理的绩效感知是否影响其环保参与度?政府治理绩效感知又通过哪些渠道与作用机制产生影响?文章基于412份有效实地调查问卷和1 202条网络热线问政数据对上述问题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政府环境治理绩效感知显著提升市民的环保参与概率,个体规范在其中起到中介作用;在原有的计划行为理论框架下,本文引入了居民污染感知和政治信任两个情感成分变量,发现污染感知强烈的群体越不愿意参与黑臭水体治理,良好的政府治理绩效感知可以有效缓解这种负向影响;政治信任则主要通过构建内在约束机制的方式约束公众个体规范,提高亲环境主义群体的环保参与概率。本文还利用网络诉求文本再次论证了基准结果。本文的实证结果为如何在公共管理实践中引入心理学工具提高公众环保参与程度提供了经验证据。     

提升我国公民政治效能感研究

政治效能感意指人们对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和政府的回应性抱有一定的信心。它影响着人们是否参与政治和如何参与政治,也是一个国家民主化的重要指标。当前,我国公民政治效能感偏低,其原因有三个方面,即公民自身政治知识水平偏低、政府回应性不足和政治参与渠道不畅;公民政治效能感偏低导致了公民的政治冷漠、政治不信任,将民众引向暴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本质、引导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追求和中国共产党肩负的历史使命要求提升我国公民的政治效能感,其路径在于,提高公民经济生活和文化教育水平、加强回应型政府建设、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以及加强网络政治参与平台的建设与管理。     

基层民主政治参与的主要有效途径

文章从确定和把握我国基层民主政治参与有效途径发展的方向入手,提出当前我国基层民主政治参与的有效路径主要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指市辖区与、乡镇两级)路径、民主选举路径、基层政府治理路径、基层党内民主路径、虚拟网络路径和公民社会路径.     

城市基层医疗服务体系中的公民参与研究

城市基层医疗服务体系是考量地方党委政府执政能力的一项重要标准，它的建设除了政府充分发挥作用外。还需要公民的积极参与。我国目前的城市基层医疗服务体系仍存在动员性参与多而自主性参与少、个体化参与多而组织化参与少、非制度化参与仍然存在等不足，笔者认为应从参与文化、公民社会、参与渠道等方面进行完善，以保障社区居民健康．促进社会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