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国家”:现阶段中国国家治理问题的关键

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进行了35年之后的2013年,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确定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于执政党的转型和国家未来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转折性的意义,说明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新阶段。这样的重大转折绝不是偶然的,它是中国社会全面和深入转型的需要,一方面,中国国家治理问题的提出有着历史、经济、社会和执政党哲学认识方面的深刻背景;另一方面,中国作为后现代化国家中的国家治理问题与西方先现代化国家的治理有着明显的重要的区别:在现阶段的中国,所谓国家治理问题与西方国家是完全不同的——特殊的发展方式积累起来的政治和经济问题以及独特的政治制度促成了中国国家治理问题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必须注意到,目前中国的国家治理问题的关键应该是"治理国家",也就是进行深入的执政党建设和国家基本制度的建设。     

国家治理效能的实现机制:一个政策过程的分析视角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通过一系列政策过程转化为了治理效能,彰显出巨大优越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治理效能是若干个政策绩效的综合反映和整体呈现,因而可以从政策过程的分析视角研究国家治理效能的实现机制。研究表明,理解中国的国家治理不能脱离中国语境,包括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在长期人治(德治)传统基础上建构法治国家、有事好商量的人文环境、隐忍守法的朴实民风等,在此前提下构建包括顶层设计的决策机制、高位推动的执行机制、层级节制的监督机制等在内的国家治理效能的实现机制。面对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可能需要进一步提高政策科学化水平,强化对职权法定的认识,勇于担当,注重绩效,明确问责与容错的边界,提高问责的精准度,从而让国家治理效能的实现机制更加科学、高效地运转。     

“闹大”与“批示”:国家治理的信息化机制及其检视

从信息化机制的角度检视国家治理方式及治理效果的呈现,能够增进对大国治理特殊性的理解,对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囿于治理负荷过载和治理能力不足的矛盾,国家治理面临着信息的识别、甄选和传递等困境。有别于传统官僚体制中官民信息传递的层级节制,“群众闹大”与“领导批示”通过不同的信息化机制,表达了对于特定问题的态度和意愿,刻画了政治运行的例外机制,也延展了问题解决的边际空间。“群众闹大”的信息化机制及其技术优势,倒逼“领导批示”的信息化策略,为国家治理的效率提升打开了政策窗口。作为“问题解决”的核心中介因素,官僚体制在信息的“输入—输出”过程中,进行着信息生产的理性计算。其在维护国家稳定和提升治理效能的同时,也在信息的生产、流通和反馈环节存在诸多限度。     

洛龙河:滇池治理的一个“样本”

2014年,我省将投资126亿元治理滇池,继续推进46个项目的实施,确保完成38个项目,确保滇池水质达标率和水质目标优于2013年。有着"高原明珠"美誉的滇池,一直是昆明市民赖以生存的重要水源,但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受生产生活污水的侵袭,致使滇池水体饱受污染,部分水域水质一路下降至劣V类(无使用功能的脏水),成为全国污染最严重的湖泊之一。面对严重的污染问题,省市各级部门对滇池     

共享型政治体制:国家治理的一个侧面

在近代以来各国主要政治体制的阶级构成方面,除了阶级统治本质之外,还具有两个及两个以上阶级或阶层分享权力的特点,这些体制可统称为共享型政治体制,这些体制促进了国家治理。历史上虽然曾出现过"混合政体""阶级力量均势论""协商民主"等类似概念,但这些概念都有一定的局限性。而共享型政治体制,则立足于一元多线的唯物史观,更为本质、全面地分析了近代以来各种政治体制产生的综合因素,这些综合因素中,生产力发展水平是决定性因素。共享型政治体制普遍存在于时代交替时期,其经济根源是新旧生产力的并存,它为我国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一个可供借鉴的目标。     

“国家管理”与“国家治理”

长期以来,我们讲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通常用“国家管理”一词,这次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国家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等一系列新概念。治理与管理虽非截然对立,但有原则性不同,至少有以下显著区别：     

从“国家管理”到“国家治理”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指出：“全而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次全会的最大亮点,是第一次用“治理”取代“管理”,成为党在全面深化改革时期的执政理念。     

“善治”与“善制”:现代化视阈下我国国家治理与政治体制改革的互动逻辑

"善治",即良好的治理;"善制",即完善的制度。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就是以政治体制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以国家治理引导政治体制改革为内在逻辑的"善治"与"善制"的现代化互动过程。从现代化视角分析,我国国家治理与政治体制改革的互动逻辑,体现在价值耦合性、主体一致性、制度内聚性三个方面。     

“治理性失能群体”:公共卫生危机治理的一个解释框架

公共卫生危机治理对全面性和彻底性的要求是基于健康和安全这些底线性价值提出的,但是在实践层面总会存在一些不可及人群主动或被动地逃脱公共卫生危机治理系统的管控,成为公共卫生危机治理的治外之民,导致公共卫生危机治理悖论的产生。借助生理性失能和政策性失能的分析框架,可以将这些群体定义为治理性失能群体。根据失能者的特征可以将治理性失能划分为主动型失能和被动型失能两种类型,对主动性失能者的治理主要以底线思维为标准、以司法手段进行严厉打击;对于被动型治理性失能者则要通过替代性嵌入、重构本地化生存和建立全面的治理性吸纳方式等手段重建其参与公共卫生危机治理能力,从而化解公共卫生危机治理悖论,确保公共卫生危机治理效果的完整性和彻底性。     

治理另一个“环境”

孔繁森、郑培民、牛玉儒等一大批党员干部的优秀典范．始终以群众利益为重．以责任为先．工作中务实创新．有一股使不完的干劲；生活上甘于奉献．有一种丢不掉的群众情结。他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无不体现着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开展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向优秀典型人物学习，对于每一位党员干部来说．最根本的就是要在干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在干中兑现自己的承诺，在干中体现先进性．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做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排头兵”．     

疯狂的“南派传销”:“国家让我做项目”

正与用暴力限制传销者自由的北派传销不同,南派传销是一个有关金钱、暴富和欺诈的系统。"纯资本运作",注重文化教育,参与者必须"爱国",每天早上背《弟子规》……而"七千人卷入,却无一人报案",也预示着旧的防控机制已不适应形势发展。     

专题系列教材之一: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纲领性文献

教学对象:广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教学目的:通过教学,引导学员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作出贡献;教学提示:教学过程中可适当引用教学参考之内容;教学时间:1.5小时。本节党课内容提要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科学系统地阐述了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甚本内涵、巨大成就、根本要求、总体目标和重点任务,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纲领性文献。     

机构改革:为国家治理“舒筋通脉”

正十三届全国人大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此次国家机构改革聚焦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生态环境保护等政府基本职能,着力为国家治理体系"舒筋通脉"、凝聚起新航程的"内生动力"。深化机构改革是走好伟大征程的"基石"。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从"建设小康社会"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再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党的     

考核国家:国际“治理指数”的福柯式视角

旨在对国际政治中的治理指数进行批判性分析,借用福柯的"治理术"概念来解释考核国家治理情况的政治意义。考核不仅仅是一种关于国家治理情况的分析工具,事实上,它构建了国际体系中的权威结构和等级关系。在许多治理指数中,权力和知识纠缠在一起,并且建立起了一种关于国家合法性的话语体系,结果导致穷困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无法忽视考核。而且,通过将被考核国家建构成一个能够为其政策负责的道德主体,考核将评价较差的责任完全归于被考核国家,而完全忽视了强大的国际行为体在其中所应负的责任。     

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法律白条”有望兑现

《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2006年底,杀害11人的邱兴华最终伏法,让这起轰动全国的特大杀人案尘埃落定。     

“十分制”管理激励干部担当作为

<正>为激励干部担当作为,鄂托克前旗制定出台《科级干部"十分制"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建立"十分制"管理档案,不断加强干部管理。《办法》以一个自然年度为周期,年初设定10分为基础分,根据干部工作生活表现实行扣分制管理,扣掉的分可通过完成加分项进行抵分,年度得分不超过10分,采取"每月量分、年终积分"办法记录分值,确定考评等次,促进干部管理科学化、精细化、规范化。量体裁衣,优化考评体系。考什么、评什么,是决定干部考评工作质量和成效的关键。《办     

“文件治理”:作为基层秩序的规范来源和权威形式

文件治理是威权体制的基本特性,后者是一种动员型体制,即决策和执行以政治动员体系和行政层级体系加以贯彻,以规范性文件(区别于法律法规)贯穿其中,文件在被赋予了国家权力符号意义的同时,构成了基层秩序的规范来源和权威形式。文件治理发挥的功能是党政权力及其遍布于基层社会的代理组织对社会秩序的管制、治理和服务,以覆盖于政治系统与行政系统的规范性文件,并通过社会获得的权力,形成密如织网的秩序经纬和深入社会各个领域的权威形式。     

法治与国家治理机制改革

国家治理机制改革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法治化是国家治理机制改革的方向和目标,法治建设是推进国家治理机制改革的关键和基石。然而,推进国家治理机制改革面临着体制、观念等方面的困境,必须在完善国家法律体系,提高法律制度执行力和监督力等方面下功夫。     

作为总体性存在的“治理工具”:实践特性与理论确认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已经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国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它的实现离不开社会治理工具的创新和使用,亟需科学、前沿的社会治理工具理论提供支持。检视20世纪中期以来的社会治理实践,可以清晰地看到"政府工具"向"治理工具"的演进历程。"治理工具"是一种全新的工具形态,是政府工具与非政府工具的总体化存在。"治理工具"的实践特性初步体现为存在的总体性,兴起的必然性以及社会建构性。不同于治理视角下的政府工具研究,"治理工具"的研究是在合作治理的意义上开展的总体性研究,即从多元社会治理主体合作的立场出发、以多元社会治理主体的行动工具为研究对象,旨在揭示多样化的治理工具之间的组合、协同与统一的机制和原理。     

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

通过长达百年的不懈努力,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由上、中、下三层结构组成的强大的现代国家,形成了空前统一的政府、市场、经济、教育、国防、外交、金融、货币、税收体系。但我们国家又和一般国家不一样,我们文明国家的许多传统并未随着现代国家的建立而消失。恰恰相反,它们被保留了下来,而且在现代国家的载体中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