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的指数化评估及其新指标体系的构建

近年来,西方理论界开始了对民主化理论的反思,但对国家治理还未达成共识。国内学者对国家治理的研究走在国际学界的前沿,但存在缺乏统一概念及操作化研究不足的问题。国家治理理论是一个系统的理论框架,强调国家治理的自发性、整体性和阶段性三者的相辅相成。西方在国家治理指标的研究领域有许多重要成果,但在价值偏好、指标测定和方法操作上存在明显缺陷。根据国家治理理论的系统性与国家治理的特性,研制新的国家治理指标体系,设计科学的操作步骤,对国家治理的基础性、价值性和持续性等一级指标进行逐级评估,对增强中国国际制度性话语权具有一定的意义。     

从政社关系到党建引领:理解社区治理的范式转化与经验嬗变——基于对上海沪街的实证研究

社区治理成为新时代社会治理创新的重心所在,也是理解和破解新时期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关键场域,这种现实驱力将社区治理带向对日常生活的关注。然而,既有的研究要么停留在对产生于西方国家语境下的理论资源进行移植或套用,要么受制于国家—社会关系分析框架而忽视了基层社会的微观治理生态。此次研究将党社关系带回基层社区治理研究视野的中心,提出"社会本位"应成为新时期社区治理的新型研究范式。这一范式既彰显了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政治属性,又体现了党对社区发展的社会属性,从而形成党社互构的交互关系机制。研究表明,上海沪街的社区治理实践较好地诠释了党社互构关系模式下的双重增能效应,即基层党组织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原则下,聚焦社区深层需求、培育社区活力、推动社区再组织化,以不断推进党建引领下的社区治理社会化格局。     

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创新:问题与发展

对于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创新的研究而言,西方的理论框架因缺失政党维度,存在着基于中国国情的适应性问题;中国的社区党建因缺乏理论建构,存在着基于解释能力的一般性问题。国家—社会关系理论、治理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是研究城市社区治理的主要分析框架,其中所关涉的"权力结构""多元主体""主体间关系网络",既是相关分析框架的基础或核心问题,也是建构发展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理论的逻辑起点。梳理检视主要分析框架,能够更好把握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本质,了解中国政治秩序在城市社区的建构,推动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创新的理论研究进程。     

公民参与能否带来治理绩效？——以温岭市为例

参与式治理是与政策有利害关系的公民个人、组织和政府一起参与公共决策、分配资源、合作治理的过程。当前关于参与式治理的研究大多基于理论层面的假设，缺乏实证层面的验证。文章以温岭市为例，依托中国治理评估指标，从经验层面探讨公民参与能否带来治理绩效以及参与带来治理绩效的条件，从而为中国地方政府更好地实现基层民主治理带来启示。     

合作治理研究的文献解读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合作治理理论作为一种解决跨界公共事务的治理范式在西方国家兴起,并迅速在世界范围成为学术理论界研究的热点和各国政府治理改革的主要方向之一。文章拟对当前合作治理理论的相关文献分别从合作治理兴起的缘由、合作治理的解读、合作治理的理想模式、合作治理的运作机制四个方面进行了简单梳理解读,找出其内在规律性内容,并对我国合作治理的未来作出初步预测与展望,以期对未来合作治理理论研究有所帮助。     

国家治理视域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及效能转化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通过对治理权力配置的规范、治理组织架构的规范、治理运行程序的规范等形塑了政党合作治理新范式、民主治理新范式、协商治理新范式。在国家治理层面,具有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以确保正确政治方向,推动“国家、政党、社会”多元共治整合各方治理资源,推动构建有效表达、协商、决策、监督的多元治理平台,推动构建人民至上、高效决策、高效履职的协商民主治理格局等显著优势。今后,要重点强化理论研究与舆论引导树立制度自信,优化权力配置及强化主体建设,健全深入社会基层的组织平台,完善各主体参与国家治理的履职程序等,促进新型政党制度优势更好向国家治理效能转化。     

社会转型期廉政制度建设与从政道德法

一个国家社会转型时期特别是现代化过程中腐败现象的高发具有特定的历史规律,其中制度的变革和基本价值观的缺失构成了腐败行为泛滥的主要原因。因此,从健全制度入手不断强化对腐败行为的外部约束机制是治理腐败的根本路径。与此同时,从世界各国的成熟经验来看,以法律的形式将国家公职人员的从业道德要求上升为法律规制,既是对国家公权力行使人员的职业伦理要求,更是当前我国深化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     

从治党到治国：中国纪检监察机构改革的治理逻辑

纪检监察机构是党和国家自我监督的重要组织实践,也是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界面治理理论范式,本文提出了一个“多层嵌套界面治理”的分析框架,将作为治理界面的纪检监察机构嵌入党和国家多层次治理界面体系中进行探究,以此深入考察中国纪检监察机构的长时段改革进程。研究发现,由于党和国家注意力分配的有限性,以及所面临问题的复杂性,中国纪检监察机构改革基本沿着“治党的逻辑”“治国的逻辑”以及“治党与治国一体化的逻辑”渐次展开。这是一个由纪检监察机构界面向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界面、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界面进行多层次嵌套的适应性过程,从而实现了纪检监察体系及其治理绩效的持续优化。协同治党逻辑和治国逻辑的双轮驱动,重组和整合其内部的多种功能,将是中国纪检监察机构的重点改革方向。     

赋能与重塑：数字经济时代的政府治理变革

现代数字技术的迭代发展推动新兴业态的出现,数字经济成为经济发展的主流形态,对传统政府治理结构产生了极大冲击,推动着政府治理变革。技术-经济范式的理论框架为数字经济时代政府治理提供了"技术赋能—价值重塑—治理变革"的理论逻辑。数字经济所表现出来的新要素和新市场特征是数字技术赋能政府治理的载体,推动了政府治理手段革新和流程再造。数字技术的强制嵌入与固有治理理念之间存在结构性张力,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着政府治理理念向"服务思维""跨界思维""开放合作思维"转变,从而实现从治理工具到治理理念的深层次革新,以适应治理现代化转型的时代要求,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发达国家运用财税手段资助文化产业经验启示

发达国家成熟的财税政策和制度为各自国家的文化产业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制度和政策优势,研究和借鉴世界各国家和地区特别是发达国家在财税政策方面资助文化产业发展的经验对尚处在起步阶段的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是十分有益的。借鉴世界各国家和地区特别是发达国家在财税政策方面资助文化产业发展的经验,探索我国从财税政策上保障、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现实路径,从而推动我国文化产业的健康持续发展。     

西方如何隐蔽性建构国际制度性话语权——“世界治理指数”的剖析及其启示

在政治学和国际关系领域,一些西方国家已将指数的设计和发布视为传播话语体系和政治霸权的表达工具。世界银行开发的世界治理指数被公认为是西方主流治理指数中科学性高、影响力广的综合指标之一。通过特定的数据筛选标准、数据来源、数据处理方法和数据公布形式等研发环节,世界治理指数的研制者将西方价值观十分隐蔽地加入到指标评估的过程中。世界治理指数本质上并非秉持价值中立的立场。世界治理指数隐蔽加入价值观判断的行为,不仅逾越了世行机构"行为不能涉及其他政治化"的工作红线,而且实际上形成了一种国际制度性话语"霸权"。对此,中国一方面应该积极主动地参与世界治理指数的完善工作,不断获取国际制度性话语权。另一方面,中国还应该构建本土国家治理指数,突破西方指数霸权的束缚。     

借鉴国外经验 构筑信用基础

构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信用基础，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紧扣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实际，借鉴世界上一些国家建立社会信用体系的经验，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信用制度框架，从而为我国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为中国走向世界提供完备的信用体系。经济发达的国家不是没有信用问题，诈骗、泡沫现象不断发生，大公司造假账，虚构产值利润接连不断，但总体上来看，它们一般都是世界信用交易额较高的国家，也是信用管理行业比较发达的国家。因此，对一些发达国家的社会信用体系框架进行分析，有助于我们认识成熟的社会信用制度…     

“结构—过程”范式下治理重心下移的运行机制与调适策略

基层治理作为社会治理的基础和支撑逐渐得到国家层面的重视,以治理重心下移来夯实"中国之治"的基层根基也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环节。党的十九大以来,治理重心下移更是被赋予新的理论内涵和实践要求。将治理重心下移置于"结构—过程"范式下进行深入分析,其运行机制呈现出这样一个过程:国家层面上推进的治理结构的重塑规定着治理过程,主要表现在为治理主体设定行动框架和提供治理资源,进而影响其治理行为,治理行为的核心是权力配备、资源配置、权力行使以及主体互动等,而治理行为的规范与否又反过来维持或冲击着原有规范意义上的治理结构,只有治理行为与治理结构不断相互调适和优化,才能最终促进治理效能提升。因此,推进治理重心下移的同时,还需要辅以坚持适度原则、尊重地方差异、培育基层能力和优化监督方式等调适策略。     

“中央—地方—民众”三层关系框架：城市社区研究的范式转换

自2000年全国社区建设运动以来，“国家—社会”二元关系范式成为社区研究中最具影响力的主流范式，先后大致形成了公民社会发育论、国家政权建设论、国家与社会互动论以及多中心合作治理论等不同论断。然而，我国城市先后几轮以国家与社会分权为目标的居民自治与社区去行政化改革均告“失败”，该范式的适用性不断遭到质疑。因此，本研究提出城市社区研究应转向更加契合本土经验的“中央—地方—民众”三层互动关系范式与理论框架，以推进对我国社区治理体制与机制的再认识。     

“中央—地方—民众”三层关系框架：城市社区研究的范式转换

自2000年全国社区建设运动以来，“国家—社会”二元关系范式成为社区研究中最具影响力的主流范式，先后大致形成了公民社会发育论、国家政权建设论、国家与社会互动论以及多中心合作治理论等不同论断。然而，我国城市先后几轮以国家与社会分权为目标的居民自治与社区去行政化改革均告“失败”，该范式的适用性不断遭到质疑。因此，本研究提出城市社区研究应转向更加契合本土经验的“中央—地方—民众”三层互动关系范式与理论框架，以推进对我国社区治理体制与机制的再认识。     

发展成果人民共享的理论建构

"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是我国改革发展的长远目标指向,也是新阶段全面深化改革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的重要原则。将这一执政党的政治话语理论化,建构起一个阐释这一理论命题的结构框架,是一项重要课题。发展成果人民共享要求共建共享,要求满足人的全面自由发展需要;发展成果人民共享的本质是坚持以人为本,价值基础是社会公正,现实目标是和谐社会,现实路径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走出政府机构改革误区的理性思维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围绕行政范式理论及其转换,作了一些有益的探讨,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为了加深对这个问题的理解,笔者想运用行政范式转换理论,进一步分析中国的政府机构改革,以期引起人们的关注。一、用行政范式转换理论,分析中国政府机构改革的过程,可以从整体上把握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行政改革的阶段性差异。按照行政范式转换分析框架,有的学者认为,从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国家从不发达到发达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体现在行政权力的发展上”,从低级到高级、从粗陋到精致的各个形态,都是与当时以工业革命和工业化进程为基轴…     

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国家治理

<正>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立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个目标的确立基于对中国建设、改革和发展经验的客观分析,也体现了对中国与世界关系发生历史性变化的敏锐判断。中国所要解决的问题不仅具有中国特色,也带有明显的全球性。应该将中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置于全球化这个宏观历史背景下进行理解。     

政策工具创新与县域经济发展：“晋江经验”的跟进与解读

县域治理是国家治理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晋江经验"以其系统而成熟的实践形态成为探索县域经济发展的有效治理模式,该模式的演进为认识和解释我国县域经济发展与有效治理提供了很好的范例。文章以政策工具理论为分析框架,通过剖析晋江经济发展与政策工具创新的内在一致性,探索地方性经验转变为全国性经验的推进路径。研究发现,政府在推进县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需要紧密结合当地资源禀赋,精准运用政策工具。县域经济发展模式需要在协同政府-社会-市场三者关系的基础上,随着经济发展的阶段、需求、矛盾的变化而做出动态调整。     

政治体制的能力、民主集中制与中国国家治理

中国国家治理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本在于具有强大的政治能力,也就是政治体制的能力。政治能力是共产党在领导社会革命的过程中逐渐生长出来的,在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之后同政治体制融合在一起,并且通过政治体制的运转发挥出来。强大的政治能力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独特优势。政治能力通过构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相互支持关系,从而为国家治理的持续改善提供坚实的基础。中国国家治理在新时代仍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只有以全面深化改革的方式发展和完善人民民主体制,从而重新塑造出同新时代相契合的强大政治能力,才能够将中国国家治理提升到更高的水平。国家治理的巨大成就为中国崛起奠定了基础,中国作为新兴世界大国而崛起意味着中国参与的国际竞争迈入了政治体制竞争的新阶段。因此,中国所面对的国际竞争将更为激烈,只有强大的政治能力才能支持中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占据优势。强大的政治能力在国家治理改善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是中国国家治理提供给世界最重要的政治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