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高度复杂性条件下的政府职能议题——职能转变路向与研究范式变革

长期以来,政府职能议题得到了人们的持续性关注,已经成为政治学和公共行政学的共有主题。在政府社会治理的实践中,为了应对社会复杂性的增强以及治理问题的复杂化,政府职能呈现出持续性增长的态势。20世纪后期以来,当人类社会逐渐从低度复杂性演变为高度复杂性的时候,既有的政府社会治理模式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治理失灵"的常态化和总体性在事实上宣告了政府通过职能增长来降低社会复杂性的行动的失败。在这种情形下,运用复杂性的理论视角来对高度复杂性条件下的政府职能议题作专门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在高度复杂性的社会条件下政府职能将会转变为引导型,政府将会通过扮演引导者的角色来与非政府伙伴展开合作,以共同应对复杂性的无限增长。政府职能的研究也将服务于对引导型职能的理论确认和优化,从实证主义导向的研究转变为一种以规范研究为内核的总体性研究。     

“间断-平衡”框架下我国社会治理政策的演进及优化

社会治理政策是随着社会治理活动的演进而调整的,旨在引导我国社会治理活动向纵深发展。由于社会治理的复杂性、多变性和突发性,社会治理政策的制定、执行过程尽管表现平稳,但内容、提法、对象和重点等都有所调整。当前对社会治理重要性的认识要求通过政策对社会发展环节进行局部、微观的调整,使某些政策内容间断,这是治理目标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暂时打破了政策系统的平衡,促使政策发生变迁,通过运用"间断-平衡"框架分析我国社会治理政策的演进,可以为政策优化提供新的渠道。     

论公共政策有效执行的权威基础及强化途径

公共政策是政府和政党等社会公权力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达到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目标而制定的行动方案和行为依据,它是进行社会管理的重要工具和手段.公共政策能否得到有效执行,直接关系到政府和政党的各种管理目标能否顺利实现.而在我国目前的政策执行中,"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却屡见不鲜,这不仅严重危害了政策目标的实现,损害了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且也极大地破坏了政策的严肃性.造成这种现象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我国公共政策执行中的权威性缺失.因而,强化政策执行中的权威基础,维护政策权威,就成为我们的重要任务.     

构建全民共建共享格局要破除“非官即民”的二元思维

正构建全民共建共享格局,需要破除理念上的误区和认识上的偏差。一方面,作为一个囊括现代国家治理参与主体的广义概念,"全民"是体现政府、市场与社会三大治理主体作为结构性力量的整合,既要消除狭义理解,也要破除"非官即民"的二元思维,必须充分认识到政府、市场和社会在社会治理     

论公共政策执行力及其影响因素

公共政策执行力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概念,它主要是针对当前中国公共政策执行不力现象,为解决公共政策执行不力问题,由企业“执行力”概念演绎而来的“政府执行力”概念在公共政策执行领域的拓展.公共政策执行是一个“过程”概念,而且公共政策执行与制定并不是截然两分的,公共政策执行也不再仅仅表现为“等级结构”的特征,而更多表现为“网络结构”的特征.因此,公共政策执行是多个层级、多个组织内部和多个组织间的多个行动者之间的集体行动过程,公共政策执行力应指公共政策执行过程的效能,与政府执行力不同;政策内容、体制、承诺、能力、干预对象和行动联盟五大重要影响因素及其相互关系,构成了一个公共政策执行力影响因素的通用框架.     

现代国家治理中三个重要部分的价值与目标论要

实现现代国家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包含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政党的治理现代化,而执政党治理现代化、政府治理现代化和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其中的三个重要部分。科学分析执政党治理现代化、政府治理现代化和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价值与目标,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执政党治理现代化主要解决党和国家、党和人民的关系问题,目的是建设现代治理型政党;政府治理现代化主要解决政府和市场、政府和人民的关系问题,目的是建立现代服务型政府;社会治理现代化主要解决社会组织和政府、社会组织和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关系问题,目的是构建现代治理型社会。     

“国家治理”式公共服务生产与提供图景——兼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理路

大量社会组织的涌现,对单一的政府治理结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唐兴霖教授的《国家与社会之间》一书,以社会组织为抓手,揭示了公民、社会组织、市场、政府分别在公共服务生产、提供中的角色与功能,系统性地提出了一种整合四者于一体的、从国家到社会中的每个公民之间都可参与的、多主体协同的公共物品与服务生产与提供体系,这本质上是一种从理论上构建出的"国家治理体系"。它提出了公民、社会组织、市场、政府四者中,既可单独生产或者提供公共物品与服务,也可以两两之间、多者之间合作生产、提供公共物品与服务。为了实现这种"国家治理"式提供,可以采用绩效导向式协同中心来作为工具。     

国家政策执行治理机制的选择逻辑 ——以食品安全治理机制为例

政策执行关系着国家治理目标与公共利益的实现。在政策执行过程中,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存在各种策略性博弈。现有研究多从地方政府视角出发分析政策执行偏差的类型及原因,对中央政府在政策执行中的互动行为关注与描述不足。作为政策执行互动博弈中的积极管控者,除了政策制定权外,中央政府在博弈中同时拥有政策执行治理机制的决定权。根据与地方政府间目标差异与信息不对称的程度,中央政府会选择常规式治理、分权式治理、集权式治理、运动式治理等不同治理机制进行应对,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案例集中体现了中央政府政策执行治理机制的多样化选择逻辑。     

社会资本与风险治理:构建风险治理机制的探讨

风险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面对复杂的不确定性的现代风险,单靠政府部门是无法有效应对的。各种社会组织以其丰富的社会资本在风险治理、社会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应与社会组织建立风险治理机制,利用后者社会资本导入风险治理的各个环节,以实现治理的目标。为此,政府应通过扩大社会组织的有序参与、推进信息公开、加强对社会组织的支持等方面培育和利用社会组织的社会资本。     

从“效用递减规律”到“积累法则”——关于政策终结的思考

政策作为公共部门对社会的一项基本治理工具,其生命周期在社会复杂性与不确定性日益增强的过程中不断缩短。不论从供给还是需求层面来看,政策的效用都会随环境、资源的不稳定而在达到最高时发生递减,从而无法有效解决复杂多变的社会问题。我们认为,政策的终结与制定和执行同样重要。同时,由这种"效用递减规律"引发的"政策积累法则"印证了延续型政策终结的存在,该法则带来的"政策拥挤"现象又会反过来作用于效用的递减,显然,这种低效、无效、负效将作为政策终结活动的重要依据。     

论寻租活动及其治理对策

寻租是指人类社会中追求非生产性经济利益的活动.经济学视角的研究成就更主要地集中在寻租理论上.现代社会更为常见的且影响更为广泛的非生产性经济活动,是那些涉及到权钱交易的活动,即个人或利益集团为谋取自身经济利益而对政府决策或政府官员施展影响的活动.用"寻租活动"的概念来描述那种维护既得利益或是对既得利益进行再分配的非生产性话动的理论即寻租理论.寻租活动带来严重的问题:第一,增加了交易成本,造成资源巨大浪费;第二,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导致权力的滥用和泛化;第三,造成了贫富差距悬殊和社会的不公平,数量巨大的贪污腐败已经成为影响收入的一个重大因素,使社会大量财富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造成了社会的不公平;第四,导致社会成员是非价值观的丧失.     

韧性城市建设：不确定性风险下“技治主义”城市治理范式的转型方向

韧性城市建设是应对现代社会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的必要之举。在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的现代社会背景下,城市发展速度越来越快、规模越来越大,导致城市在住房、交通、垃圾处理、社会冲突、自然灾害、传染病防控乃至社会个体和群体心理等领域存在着巨大的潜在风险和危机。为此,"技治主义"城市治理范式需要进行适合人类时空变化发展的重构与转型,通过创新技术应用方式来建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背景下韧性城市治理范式,其重中之重是:通过加强顶层设计、融通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挖掘城市治理的内部韧性以发挥共治优势、践行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理念并动态调适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等措施,构建适应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的城市治理体系和能力。与此同时,我们必须"以人民为中心",贯彻"人民城市人民建"的新理念,形成"以大概率思维应对小概率事件"的普遍共识和实际行动,在充分考虑和评估城市生活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的基础上,更加关注自然、关注人性、关注生命,加快韧性城市建设。     

论“人民社会”——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框架结构中创新

"人民社会"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概念。对"人民"和"社会"分别都早已熟悉,但对把它们合起来形成的"人民社会"概念却是陌生的。"人民社会"的概念基本上是这次研究"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才创新出的产物。"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概念的提出标志着中国治理新常态的形成。"人民社会"就是一个"人民"+"社会"的概念,是一个超越和优越"公民社会"的概念,是一个走向整体"人类社会"的概念。其中,"人民"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主体,"社会"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体。关键在于,"人们"是否就是"人民","聚集"是否就是"社会"。而政府的作用就在于,尽快、尽准和尽善地把"人们"变为"人民",把"聚集"变为"社会"。     

政府向社会组织转移职能问题研究

<正>一、社会组织在承接政府职能转移中的重要作用社会组织作为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补充,在承接政府职能和公共服务转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的实现过程中,作为承接政府职能转移的主体更是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一)推进政府体制改革的"动力源",维护经济社会秩序的"稳定器"社会组织通过不断承接政府转移的职能,越来越多地参与公     

论组织的环境依赖及其新“版本”

在近代社会的组织化过程中,实现了整个社会生活经由组织而去加以开展的局面,组织成了社会的细胞.由于社会组织化程度的提高,普遍性的组织与环境的关系得以确立,出现了组织的环境依赖问题.组织的环境依赖会导致组织的环境管理要求,或者说,组织的环境依赖与环境管理是一种对立统一关系.在工业社会的竞争体制中,组织的环境依赖与环境管理都腐蚀了组织存续与发展的整体环境,使竞争变得日趋激烈,使组织的生存压力与日俱增.现在,组织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迅速增长,已经使组织陷于一种环境管理不再可能的境地.或者说,既有的以控制为导向的环境管理已经不再能够取得成效.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组织需要把环境管理的冲动转化为对组织间网络关系的建构上来,自觉地建构组织间的相互依赖关系.这同时也是组织自身的变革,即建构起合作制组织.合作制组织也存在着环境依赖的问题,但它却不会产生强烈的环境管理冲动,而是通过自身的开放性去应对环境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     

论护理领导执行力的涵义

作为医疗领域的基层领导者,护士长的护理领导执行力显得特别重要。护理领导执行力,是指护理领导者在护理领导执行活动中,有效地带头和率领引导被领导者,执行护理有关组织和领导者下达与颁布的护理指令时所生发呈现的"正向能量"作用的状态。它是"力""执行力""护理执行力""领导""护理领导""护理执行对象事物"这些事物本质属性的总和,存在于"力量活动""执行活动""护理执行活动""护理领导执行活动"所生发呈现的"正向能量"的范围之内。     

抗争事件的政府治理转型：从应对到回应

抗争事件是发生在诉求者和其诉求对象之间的偶发性的、公共性的、集体性的相互作用，政府至关重要地卷入其中。抗争诉求、政府要求矛盾性地并存于抗争事件，政府治理形成了以政府要求优先的应对模式和以抗争诉求优先的回应模式。应对模式日渐失灵，而回应模式符合抗争事件政府治理的发展方向。顺应社会生态、恪守政府公共性、提升治理价值层级，是政府公共治理良性运行所遵循的基本逻辑，反映了从应对向回应转型的社会根源、本质要求和价值导向。从政府排斥到诉求吸纳、从行政问责到政府学习，从应对技能强化到政府公信力建设是推动抗争事件政府治理转型的可行路径。回应式治理的确立及其常态化是巩固政府合法性、提升政府能力的长远选择。     

论慈善组织发展中的政府角色定位

<正>作为对弱者关爱与帮助的慈善,尤其是民间的慈善活动,协助政府帮助他们摆脱困境,维护社会的整体利益,已成为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现阶段在中国,慈善组织发展中的核心问题就是围绕着政府的角色定位展开的,只有明确了政府职责,才能更好地解决慈善组织发展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推动中国慈善组织朝着更快速、更高质量的方向发展。     

规划黑洞危害城乡发展

世界著名建筑设计大师贝聿铭说:"对一个城市来说,最重要的不是建筑,而是规划。"规划是一门科学,规划是政府行为,规划是公众参与的社会活动。但是,规划服从领导,领导服从利益;"开发商领导、市长决策、规划局执行"成为规划潜规则;把规划权拱手让给开发商,城乡规划成为"圈地工具",规划腐败大案频频出现;城市建设畸形发展,新农村规划中出现怪味风景……规划之恙日益蔓延,正疯狂地吞噬着有限的社会资源。     

安全发展示范城市政策采纳与执行力度——基于281个地级市的比较分析(2010—2021)

韧性城市作为一项城市减防灾和风险治理的理念已进入我国政策场域,被列入“十四五”规划纲要,成为中央政策倡导。在实践中,“安全发展示范城市”政策成为韧性理念在全国扩散的主要代表。传统政策创新扩散研究多关注政策采纳与否,而忽视政策执行力度。本文基于政策采纳与政策执行力度的双重视角,收集我国281个副省级城市和地级市2010—2021年的数据,从组织结构、行动者特征和环境因素三个方面分析了“安发”城市政策被地方政府采纳和后续执行力度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地方政府政策采纳和政策执行力度的驱动逻辑有其共性也存在差异,省级推力、同级竞争压力、城市行政级别以及社会经济特征同时影响了地方政府政策采纳和政策执行力度。中央信号是地方政府政策采纳的显著影响因素,但对政策持续推进的影响不显著;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对政策采纳的影响不明显,但却明显阻碍了政策的持续推进。本研究首次全面描绘了韧性城市理念在我国城市治理中的实施情况,并有助于进一步理解政策扩散和执行过程的复杂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