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政府组织参与农村社会救助的优势与模式

政府是农村社会救助的主导力量,在农村社会救助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但在经济社会体制变革的过程中,非政府组织参与农村社会救助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作为农村社会救助的重要社会主体,非政府组织具有独特的优势,并在实践中形成了多种参与救助的模式。     

非营利组织向社会企业模式转型研究

一些非营利组织出于降低对外部关键资源依赖程度的考虑,开始寻求传统收入渠道以外的其他资金渠道,出现了明显的商业化趋势。通过实施收入渠道多元化和商业收入替代策略,这些非营利组织获得了充足的发展资金。非营利组织向社会企业转型包括通过市场运作参与经营和转变服务对象角色两种路径,但纯公益模式仍是非营利组织的主流模式。在转型过程中,社会企业与母体非营利组织的关系发生变化,其结构有内置式结构、分离式结构、合一式结构三种类型。这种转型对非营利组织的使命、行为和收入等造成了影响。     

西城:推进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建设

正近年来,西城区委、区政府积极落实中央和北京市关于加强社会建设与管理工作的精神,通过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方式,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社会建设,鼓励引导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转移职能开展公共服务,"活力、魅力、和谐"新西城建设迈上了新的台阶。自2009年起,西城区在全市率先设立社会建设专项资金,2014年达到3000万元,累计投入1.05     

数字时代的社会救助立法检视

数字时代对社会救助提出诸多挑战,表现为数字技术消解社会救助主体的真实性,数字鸿沟导致数字排斥进而引起数字贫困,受救助者的信息与隐私也将面临更大威胁。因应数字时代之需,社会救助法亟待在立法理念以及制度建构层面进行变革。在立法理念层面,应继续坚持以人为本的社会救助理念,并确立数字行政理念。社会救助法作为一部权利保障法,亦应确立数字时代的社会救助权利理念以确保公民社会救助权之实现。在制度层面,一方面要对社会救助制度进行数字化赋能,实现受救助主体的智慧化覆盖、救助体制的数字化变革以及救助服务的数字化体现;另一方面应构建数字时代社会救助权利的保障机制,救助数字弱势群体,推动数据公开、数字参与及隐私保障,如此方能使社会救助法面向数字时代之需。     

非政府社会救助:社会救助主体多元化的必然选择

在我国社会救助的主体结构中,政府固然是第一责任主体,但受政府财力所限,政府救助存在许多盲点,有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游离在政府救助的保障网之外.从我国人口众多、经济尚不发达的国情出发,帮助社会困难群体的职能不能只由政府单独承担,应发挥各方面的力量,使社会救助逐渐形成由政府包揽过渡到政府和非政府力量共同参与的社会机制.     

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服务:组织优势及路径选择

当前杭州市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服务的方式主要包括:公共服务社区化、与政府签订承包合同、接受政府资助以及与企业合作提供公共服务产品等。进一步完善杭州市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服务的供给,需要加快社会组织的发展壮大和能力提升;建立起制度化的公共财政购买公共服务的政策体系和保障机制;构建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协作供给模式,提升服务供给合力;拓伸扶持渠道,为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服务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德国民众参与社会治理的启示

<正>德国是世界上社会治理制度、法律制度、福利制度较为完备成熟的国家,积累了丰富的社会治理经验,是工业高度发达的现代化国家。德国守时守信的严谨的工作和生活作风、对规则和计划的严格遵守程度,是很多国家不多见的。德国社会能做到秩序与活力的平衡,经济高质量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平衡,德国民众对政府、社会     

中国非营利组织的筹资困境及改善对策——以美国非营利组织的筹资经验为借鉴

中国非营利组织筹资面临对政府依赖性过强、自创收入偏少、资金来源单一、资金总量匮乏等问题,需要学习借鉴美国等发达国家非营利组织的做法与经验.美国非营利组织在150多年的发展中,建立了面向政府、企业、会员和顾客的多元化筹资机制,发展出协同筹资、联合筹资、网络筹资等各种筹资策略,使美国的非营利组织具有较强、甚至超强的筹资能力.我国非营利组织的筹资能力若要得到较大提升,在宏观层面上,必须正确处理非营利组织筹资与政府资助、社会捐赠和行业规范之间的关系;在微观层面上,必须加强非营利组织自身建设,提升社会公信力,运用新型筹资策略,拓宽资金来源渠道.     

非营利组织多中心协同治理模式选择

资金不足、人才匮乏、贪污腐败、营利越轨冲动已成为我国社会转型期非营利组织发展所面临的严峻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都与我国行政单中心治理的缺陷有关.引进现代公司治理理念,完善自主治理,健全政府治理机制,推动独立部门、公民个人、媒体以及党组织等利益相关者多中心协同治理,促进非营利组织善治,将是我国社会转型期非营利组织治理模式的必然选择.     

城市贫困家庭社会救助模式创新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转型,许多城市出现了新型贫困现象,这对传统的、基于"收入型贫困"而设计的城市贫困家庭社会救助模式提出了极大挑战。新形势下,欲创新城市贫困家庭社会救助模式,就要树立"发展型"的救助目标和理念;要提高执行能力,加强贫困家庭救助的绩效评估;要建立公共信息平台、完善家庭收入核查机制;要分级分类救助,惠及贫困边缘家庭;要健全基层组织,打造专业化的贫困家庭社会管理队伍;还要吸引慈善类公益组织参与贫困家庭的社会救助。     

借鉴先进经验，加快我国农村社会救助制度发展

加强对制度运行的管理并且在运行过程中对管理进行不断地改革与完善是任何一项制度在其存在过程中所必须进行的工作,所以对于一项普遍存在于多个国家内的制度来说．管理经验也是极为丰富且珍贵的。而农村社会救助制度在国际间又是一项历史悠久的制度．对于我国建立只有几十年的农村社会救助制度来说,向这些“老者”进行学习与借鉴是尤为必的．因此如何有效借鉴这些已有百年历史的经验并有效将其利用到我国农村社会救助制度的改革上来．对于我国农村社会救助制度管理的发展与完善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与巨大的实际作用。     

德国怎样促进社会组织发展

<正>社会组织是社会治理体系中的重要构成部分,社会组织的充分发展有利于增强社会的自我治理能力,构建多元、健康而富有活力的社会治理体系。在德国的社会治理体系中,社会组织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根据调研,在德国的8300万人口中,约有3000万人口参与到某一社会组织之中,从事某种社会志愿     

推进社会组织有效参与基层社会治理

<正>社会组织是除政府和企业之外的第三方组织,具有非政府性、非营利性、公共性与志愿性等特征,是推进我国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实践者。远安县位于湖北省宜昌市东北部,县域面积1752平方公里,辖6镇1乡,18.9万人。党的十八大以来,远安县培育了一大批社会组织,他们主动作为、积极开拓,在社会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截至2022年6月底,远安县已拥有社会组织149家,社会组织从业人员共924人,党员总数321人,已建党组织的社会组织93个。本文通过对远安县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路径进行调查研究,希望为当前我国基层社会治理提供有益参考。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法律缺陷分析

经济越发展,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就越明显。在依法治国背景下,社会组织有效参与社会管理必须依法进行。但由于长期“重经济立法轻社会立法”、“重管制立法轻服务立法”、“重物轻人”思想的影响,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法治状况存在很大缺陷。     

社会资本视域的非营利组织对构建和谐社会的作用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和谐社会成为我国战略机遇期的社会主调。和谐社会与社会资本之间存在着结构性制约与依赖关系,但目前我国社会资本却出现了异型发展的局面,因而制约了和谐社会的构建。而非营利组织不但可以抑制社会资本的异型发展,也是促进社会资本重建的理想路径选择。因此,应采取积极有效的改革措施,充分发挥非营利组织的作用,促进和谐社会的建立。     

论非营利组织在我国社会管理格局中的角色定位

在我国完善社会管理格局的过程中,非营利组织作为重要的参与主体,必须对自己所承担的角色有一个明确的定位。非营利组织的角色定位为积极参与的伙伴角色、社会稳定的维护角色、公民需求的服务角色。在构建我国社会管理格局的过程中,非营利组织发挥着独特的功能。     

社会管理创新视角下社会组织立法的完善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模式应是政府主导下的社会组织与政府合作共治。战后各国普遍立法保障结社权,然而我国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制度建设严重滞后,很不完善。要以宪法结社权为统帅,加快制定统一的结社法及相关配套法规,构建社会主义结社法律体系,以充分保障结社权,并加以必要的限制,从而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创造良好的法制条件。     

社会组织参与乡村公共服务:功能阻滞与策略创新

社会组织参与乡村公共服务是实现国家在乡村治理中的角色转变和乡村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内在需要。近年来不断壮大的农村社会组织较好地发挥了供给社区服务、形塑乡村价值和推动政府转型等作用,初步形成了与基层政府的协同治理。但也面临着合法性缺失的法制困境、行政化侵蚀的体制困境、慈善业余主义的能力困境和社会资本短缺的社会困境。促进农村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服务,必须把它嵌入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时代任务,坚持法治先行、政府推动、社会组织自我涅槃和社会监督常态化,使社会组织回归乡村社会本身,提高其政社协同整体性供给的能力。     

非政府社会救助：社会救助主体多元化的必然选择

在我国社会救助的主体结构中,政府固然是第一责任主体,但受政府财力所限,政府救助存在许多盲点,有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游离在政府救助的保障网之外。从我国人口众多、经济尚不发达的国情出发,帮助社会困难群体的职能不能只由政府单独承担,应发挥各方面的力量,使社会救助逐渐形成由政府包揽过渡到政府和非政府力量共同参与的社会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