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周期、迁移行为与城市居民住房资产获得

财富是社会分层的一个重要维度,而住房资产是家庭财富的重要部分。文章基于"社会建设与发展调研"的全国六省(市)数据,超越职业地位和人力资本的视角,从生命周期和迁移行为层面探讨城市住房资产获得的机制。研究发现,生命周期和迁移行为都对城市居民的住房资产获得有影响;个体生命周期的影响高于家庭生命周期;户籍因素相对于教育程度和体制分割,是影响住房资产获得更为关键的因素。     

农民工权利保障法律机制探讨

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民工不仅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法定权利缺失,而且他们实际能够享有的应然权利和法定权利较之城市居民也有一定的差距。当前,完善农民工权利保障法律机制,首先要在立法上消除对农民工歧视性的法律规定,恢复农民工国家公民的主体地位;其次要强化政府义务,加强政府对农民工权利的保护;再次要完善司法救济制度,使农民工在权利受损时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济。     

民情

农村 报告称农业户籍生活满意度低需推进户籍改革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日前发布了《中国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研究报告2012》。报告指出,农业户籍的城市居民对生活满意度低于城镇户籍居民,有必要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企业家道德建设：制约因素与路径选择

企业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也是社会文化塑造的主要参与者，在经济发展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但是，我国企业及企业家离西方倡导的现代企业制度与现代企业家品质存在一定的差距，必须从制度和道德两个层面入手，加强企业家道德建设。     

城市居民政治效能感影响因素研究——基于CGSS2010数据的分析

文章利用CGSS2010的调查数据分析城市居民政治效能感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政治参与因素中参与居委会投票对外在效能感具有积极影响,成为工会会员能提升内在效能感;政治心理因素中政治信任因子可以显著增加外在效能感,但却会减少内在效能感,而其中政治认知因子会同时提高其内、外在效能感;主观社会地位因素中主观阶层地位可以增加城市居民内、外在效能感;人口学因素与内、外在效能感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相比较而言,这四个因素对内在效能感的影响要大于外在效能感。     

女大学生就业焦虑心理及干预策略研究

运用问卷调查法、质化访谈法对大学生就业焦虑进行心理学调查,研究当前女大学生就业过程中的焦虑状况和具体呈现因素,发现女大学毕业生就业焦虑程度显著高于男生,且就业焦虑明显影响了女大学毕业生的心理健康水平。提出社会、学校和家庭三个层面的女大学生就业焦虑干预建议和个体自身应对策略。     

和谐社会视角下的社会焦虑心态及遏制

社会焦虑是中国社会处于整体嬗变阶段,社会结构和社会运行机制从一种形式向另一种形式转换的过程中,社会民众心理层面表现出的心浮气躁、急功近利等心态。社会焦虑不仅给转型时期人们的生活带来了烦恼,而且也给正在进行的和谐社会建设带来一定的影响。为此,必须采取及时有力的措施予以消解,积极引导人们重建精神家园,培育健康良好的社会心理,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重要的动力支撑和精神力量。     

论新时期农民工劳资关系及调节机制

当前我国农民工劳资关系,已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政治问题。本文将从农民工劳资关系特征、劳动者权益保障机制、经济结构变化及其影响等层面进行多维解析,并就如何建立合理调节农民工劳资关系的路径和机制提出一些有建设性的构建。     

和谐社会建设中城市居民社会信心的发展状况研究

社会信心反映了人们对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内整个社会的态度和意见。人们对整个社会及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的态度和评价,对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为了把握山东省城市居民社会信心和心态的发展变化趋势,课题组自2003年对我省城市居民社会信心指数进行了连续四年的追踪调查研究。调研报告通过分析山东省城市居民对社会总体、社会公平、社会诚信、社会保障以及社会问题等方面的总体评价,反映了近四年来我省城市居民的民意取向和社会心态的总体发展趋势。并针对发展变化提出了一些对策建议,从而畅通反映社情民意的有效渠道。     

社会泄愤事件的化解机制研究——基于体制性层面的宏观视野

社会泄愤事件的频频发生冲击着社会的正常秩序和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已经成为了影响和制约和谐社会建设的突出问题。在认真解读我国社会泄愤事件的发生机制的基础上,从改革利益分配机制、规范权力运行、重塑规则权威和秩序尊严、完善利益诉求机制等体制性层面着手,从源头上寻求化解社会泄愤式冲突的有效机制,从而防范和减少社会泄愤事件的发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科学发展。     

论党员主体地位的评价机制

构建党员主体地位的保障机制是尊重党员主体地位的重要内容,也是落实党员主体地位的重要保障。文章从党员主体地位的保障机制之一的评价机制入手,分三部分进行阐述:一是构建党员主体地位评价机制的重要作用,即反馈作用、引导激励作用和监督作用;二是党员主体地位的衡量指标,主要包括党员权利的行使和义务的履行能否兼顾、党员的个体作用和组织功能能否得到双重发挥、党员的主体地位和主体作用能否有机结合、实现党员主体地位的目标与现状之间的差距能否平衡等四个方面;三是党员主体地位评价机制的确立及运行,包括党员主体地位评价机制的构建原则、评价主体及评价方法。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导大学生科学认识社会思潮

<正>社会思潮,一般是指在一定时期内、反映某一阶级或阶层利益和要求的、得到广泛传播并对社会生活产生某种影响的思想趋势或思想潮流。它从一个层面反映社会生活的变化,对社会发展和人们的精神信念产生不同性质、不同程度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契合大学生积极探     

加强利益协调 努力消除收入分配不公

协调社会利益关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内容。近年来,我国地区之间、行业之间、城乡之间尤其是不同阶层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越来越明显。仅以城市不同群体的收入差距为例,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总队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10％的城市居民占有45％的城市     

韩国新村运动的社会背景

韩国政府自1962-1971年实施了第一、第二个经济发展五年计划,重点扶持产业发展和扩大出口,但在此期间,工农业发展严重失调,农业与工业的增长速度差距拉大,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工业发展速度为7.8%,而农业发展速度仅为5.3%;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工业发展速度为10.5%,而农业发展速度只有2.5%,前后工农业发展速度之差,从2.5个百分点扩大到8个百分点.城市居民和农民的年平均收入也拉大了差距,1962年的农户年平均收入是城市居民的71%,而1970年降到61%.     

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温州市的调查数据,分析了城市居民的幸福感现状以及个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社会环境对于幸福感的影响。分析发现：城市居民的总体幸福感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但不同维度的幸福感存在差异;个人自然属性中的收入水平对于总体幸福感存在显著影响,高收入群体的总体幸福感高于中、低收入群体;个人社会属性中的未来预期、生活满足、乐于助人和人际关系和谐对于总体幸福感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社会环境因素中的物价水平越高,总体幸福感越弱,而公民越遵纪守法,总体幸福感越强。最后,本文提出了提升人们幸福感的对策。     

共生理论视角下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社会交往研究

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社会交往程度,既会影响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的进度,也会影响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的观点看法,因此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必须妥善处理好其与城市居民的社会交往。通过对杭州、烟台两地农民工与市民的问卷调查发现,当前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双方的社会交往呈现了较为积极的态势,但仍存在主动性不足、交往内容欠深等问题。影响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交往的因素主要包括城市和农村不同的文化习惯,农民工与城市居民认识上的偏见,农民工的群体因素以及媒体的负面宣传等。为此,需要通过提高农民工的经济社会地位、培养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现代市民意识、积极引导社会舆论来不断改善两者的社会交往。     

朝鲜战争中的中国新闻生产(1950～1953)

理解作为事件的朝鲜战争转化为新闻报道的生产过程,需从三个相互关联的层面展开。观念层面上,新政权所建构的对美政治话语渐入人心,对社会民众的认知产生了重大影响。制度层面上,媒体管理体制的变化使得中央意志能够更加有效地贯彻执行。实践层面上,朝鲜战争新闻报道的主要路径有:转发国外通讯社、媒体的消息;转发朝鲜军方正式战报;志愿军内部信息源提供的报道;特派记者以及赴朝慰问团撰写的报道。实践层面的新闻活动受到观念层面和制度层面的塑造和影响。新闻生产中另外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乃是亲历前线的战地记者所迸发的个人情感。在话语观念的连接下,新闻生产经由制度管控和情感把关两个关键环节而完成。     

农民工法律地位探微——一个平等的视角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农民工理应享受包括宪法在内的法律赋予的各种权利,我国宪法和相关法律文件和政策也为农民工享有平等权提供了保障。但由于我国二元社会结构状况的存在,农民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方面与城市居民有重大差别,大量的法律文件则体现、贯彻了这种二元结构,从立法上确定了这种基本阶层的差别对待。一方面是宪法规定的平等权利,另一方面是其法律主体地位的双重化导致的法律主体地位迷失,这就是农民工法律地位的现实状况。     

在承诺与契约之间:婚姻关系中的性别角色建构——以新婚姻法修改为例

文章从婚姻承诺与契约理论入手,结合当前新婚姻法的社会影响,探讨了由于立法的调整所引致的婚姻行为与婚姻关系的变化以及婚姻法调整对性别角色建构所带来的可能影响。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了由于婚姻承诺与契约失灵,引起女性焦虑情绪及其对婚姻关系的冲击,提出应从完善立法、加强性别角色社会化、重建婚姻道德机制等方面增强婚姻承诺与契约的有效性,以重建合情合理的婚姻关系。     

信息化时代我国网络政治生态治理研究

信息化时代我国网络政治生态治理在政府、社会、个人三个层面都面临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政府层面,主要表现为网络舆情的引导能力不足、网络环境的监测机制不健全、网络事件的回应机制不畅通等;在社会层面,主要表现为网络信息传播的"守门人"角色缺失缺位、网络群体极化现象严重、网络社会的价值评价标准混乱、网络信任愈加脆弱等;在个人层面,主要表现为从单向信息获取到双向信息互动的迷茫、网络社会性弱势群体的盲思、网民政治参与的盲从等。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网络时代政府"管理"角色转换不到位、多元网络文化的冲击和网民知识素养的欠缺。破解这些网络政治生态治理中的问题,需要各方齐心协力,众擎易举。在政府层面,要实现从"管控"向"管理"的转变;在社会层面,要做到自我规制与社会教化并举,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在个人层面,要克服"乌合之众"心理,做理性守法的网络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