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如何隐蔽性建构国际制度性话语权——“世界治理指数”的剖析及其启示

在政治学和国际关系领域,一些西方国家已将指数的设计和发布视为传播话语体系和政治霸权的表达工具。世界银行开发的世界治理指数被公认为是西方主流治理指数中科学性高、影响力广的综合指标之一。通过特定的数据筛选标准、数据来源、数据处理方法和数据公布形式等研发环节,世界治理指数的研制者将西方价值观十分隐蔽地加入到指标评估的过程中。世界治理指数本质上并非秉持价值中立的立场。世界治理指数隐蔽加入价值观判断的行为,不仅逾越了世行机构"行为不能涉及其他政治化"的工作红线,而且实际上形成了一种国际制度性话语"霸权"。对此,中国一方面应该积极主动地参与世界治理指数的完善工作,不断获取国际制度性话语权。另一方面,中国还应该构建本土国家治理指数,突破西方指数霸权的束缚。     

西方治理指数与制度性话语权的传播

在现代西方学界,研究者们惯用指数来相对直观地表达认知。在现代化、民主化和治理等重要的研究论域,已经出现了众多指数研究成果。这些指数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对许多国家产生了直接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一些研究论域的话语权。客观地说,西方主要治理指数具备了较强的科学性,因此使得各国民众相对容易地对其产生认同。但是,西方治理指数在价值偏好、结构设计和方法论上存在明显缺陷。西方治理指数大规模的研制,一方面与后冷战时期西方政治意识形态隐性传播的时代背景紧密联系,另一方面也与科学知识占据知识认知话语权主要地位的现状密切相关。因此,这些指数无疑存在西方化的倾向。在现有的西方各类指数排名中,中国基本上都处于比较靠后的位置。如何运用客观数据评估一国现代化治理水平,事关一国治理的国际对话能力。西方不愿也无法从根本上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和政治霸权的逻辑,国内学界应该尝试突破西方政治领域的指数霸权。     

从抗疫斗争看中国的国家治理理论及其比较优势

正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实践为比较政治研究提供了百年不遇的大案例。不同国家在同一时期面对同样的治理危机所采取的不同对策,深刻而生动体现了不同制度的差异性,以及不同制度在特定重大议题上的优劣,并直接通过各自秉承的治理观念与理论而表现出来。以个人权利为价值导向的西方治理理论存在内在缺陷治理理论来自20世纪90年代初世界银行专家对于南撒哈拉沙漠国家的政策设计。他们认为,这些国家出现普遍性的国家失败,     

自反性治理理论研究综述

自反性治理理论是西方学者针对现代化过程中的自反性问题而提出的一种新的治理理论。根据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自反性治理理论主要涉及知识整合、商谈、实验反思等方面的内容。自反性治理理论本身也存在一些争议性问题,如忽视权力要素和实施方式理想化。现阶段,自反性治理理论仍然是西方研究较多,而国内研究较少。因此,研究自反性治理理论有助于推动我国治理理论与国际前沿治理理论接轨,丰富我国治理理论的话语体系,促进我国社会治理实践的创新。     

体制涅槃: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基于国家与社会视角下的理论探索

缘于对国家与社会关系认识的差异,西方社会学者对社会治理问题的研究,出现了不同的理论流派。基于此理论视角,中国学者在分析社会治理问题时形成了不同的分析思路,预设了不同的操作路径。主张重塑"国家主体、市场主体、社会主体"的"主体性互构论",强调在社会治理中实现"国家在行动、市场在行动、社会在行动",推动"国家、市场、社会"之间合作共治、互构互强,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相呼应,为我国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提供了宝贵的理论资源。     

国家治理评估的指标设计与理论含义

国家治理不是一个单纯的抽象概念,实际上它可以转化为由一系列指标组成的评估体系和分析框架,从而对世界各国的治国理政过程及其结果进行细致和系统的观察。通过设计测量指标来对国家治理进行评估,能够突破西方世界提供的分析视角的局限,从而客观地展现世界各国国家治理的成就。在推动国家治理的分析框架和国家治理评估的指标体系形成的过程中,中国国家治理的经验将是不可或缺的基础,并且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国家治理理论范式的成熟将取决于中国国家治理经验的理论化程度。实现中国国家治理经验的理论化从而推动国家治理理论范式的成熟,是中国在全球化时代构建自己的制度性话语权、积极参与世界政治竞争的重要举措。     

传统国家治理思想研究的逻辑困境与出路

目前学术界对中国传统国家治理思想的研究多局限于概念的分析,在研究对现代的启示时,只是寻找古今概念的简单对接。研究存在如下的逻辑问题：缺少古代和当代治理思想存在条件的关照,缺少古代思想与当代条件的匹配度分析,缺少对现代治理理论的关照。为此,我们必须扩展研究的维度：加强对学术史和社会背景与思想概念间关系的研究,探讨政治制度与思想的互动,引入定量的分析,以及吸收西方的治理理论。     

国家建构视角下中国特色比较政治学的理论体系建设

比较政治学长期以来以西方的政治制度、政治道路和政治话语作为研究起点,而发展中国家的政治道路和政治制度难以在国际政治话语中凸显其主体性和学术研究价值。近年来,随着西方国家治理危机的出现和中国的崛起,比较政治学界的研究正在悄然从研究民主化到国家建构的转变。国家建构理论为阐释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特色和构建比较政治学的核心内容提供富有解释力的视角。中国国家建构的五个核心逻辑是文明型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国家、超大规模的多民族国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新时代,应从坚持政治道路的民族主体性,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理念,加强执政党的建设,以发展为中心,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等多个维度深化与发展中国国家建构理论,初步形成中国特色比较政治学的基本理论体系。     

先秦法家思想及对现代中国法治建设的启示

"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和基本国策,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制度保障。法治思想及其制度建设主要来源于西方,但并不意味着古代中国缺乏法治思想理论和制度实践。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借鉴西方法律制度固然必要,但扬弃中国古代法家法治思想,传承超越,建构一种融会贯通、与时俱进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与法律制度更为必要。由此,评述先秦法家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主要人物和基本理论观点,进而阐述法家法治思想对现代中国法治建设的启示仍具现代价值。     

中国制度性话语权的经济文化维度解读

近年来,中国倡导更积极有为地参与国际经济治理,提升本国的制度性话语权。这是中国在全球治理领域打破西方话语霸权,追求多元政治话语的重要尝试。从西方国家主导的世界政治话语权拓展到多元主体发声的突破,既体现了全球治理文化的多元性和包容性,又展示了中国依据本国现有条件而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维护和改革的信心与决心。本文将从经济与文化的维度,分析中国在"十三五"期间参与全球治理的作用和价值,探讨中国倡导的提升制度性话语权诉求对国际机制发展的影响,尝试建构性解读中国在国际化格局演进中推进全球治理的思路。     

文化全球化语境下中国文化安全国际空间的拓展

文化全球化中,西方发达国家以其强势文化作为一种可以操作的政治资源加以运用,极力推行西方的政治民主和文化价值,使西方的制度模式和文化观念成为压倒一切的意识形态。这即对文化多样性产生挑战又对发展中国家文化主权安全形成冲击。中国要想维护国家文化主权安全必须突破单纯防御性的思维模式、积极参与国际机制修改与创建、发挥和利用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增加认同感、重视国际组织的作用,进一步拓展中国国家文化安全的国际空间。     

对西方国家治理应合理扬弃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国无疑应借鉴国外的先进做法和经验,进而少走弯路。但在这个过程中,必须根据中国国情对国外的做法和经验进行甄别研究、合理取舍和扬弃。＂自由、民主、平等、人权＂在欧洲文艺复兴之后给西方国家带来了思想解放的曙光,激励人们逃出封建思想和封建秩序的禁锢,促使人们更大限度地发挥潜能,从而更好地创造财富、享受生活。应该看到,这些理念和价值观提升了国家治理水平,具有积极意义。但也必须看到,以此为指导的西方国家治理存在很多问题。例如,西方式的选票民主并没有给普通民众带来权力阶层所宣扬的自由和平等。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话语权建设

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话语权建设从理论上来源于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历史根植于中国共产党国际秩序观的演进,文化传承于中国文化中的“天下共同体”思想,实践立足于全球治理秩序变革的现实需要。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理论内核、以多维文本传播为话语方式、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实践路径,构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话语权。面对西方价值渗透、西方话语传播强大等因素挑战,我国应不断完善中国综合国力基础,塑造人类共同价值的话语,增强国际制度性话语权,打造融通中外的人类命共同体话语传播体系,以推进国际话语权提升和全球治理秩序的良性互动。     

从“空间的治理”到“治理的空间”：迈向空间正义的城市治理现代化

空间治理是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新马克思主义学者以空间转向和空间主导为主轴发掘空间的政治价值,并将其上升为政治和意识形态意义上的空间生产和空间治理。这既是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生产理论的拓展,也揭示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治理危机与阶级矛盾的实质。进一步地,新马克思主义学者在阐释空间和知识、权力关系的基础上,对西方社会资本主导的城市治理提出强烈批评,并指明迈向空间正义的实践路径。空间生产的运行机制和空间正义的价值诉求为当前我国城市治理现代化提供重要启示,有助于推动城市治理从“空间的治理”真正向“治理的空间”转型。     

习近平关于国家治理效能重要论述的科学内涵与当代价值

在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和持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习近平围绕国家治理效能作出了许多重要论述,体现了国家治理现代化深化发展的进阶逻辑,具有深刻含义、鲜明特质与重要价值。习近平关于国家治理效能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主要有:统筹发展与治理要不断提升国家治理效能,提升国家治理效能必须遵循中国制度原理,制度执行是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关键环节,优化治理方式以推进国家治理效能更好转化。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体系的重大理论创新,习近平关于国家治理效能的重要论述彰显出鲜明的理论特质,体现了党对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规律的深刻认识,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国家治理理论,进一步推动打破西方治理话语霸权,有利于引领创造中国之治新奇迹。     

构建中国特色合作治理：对西方治理模式的反思与超越

长期以来，国内治理模式的研究多以引介或批判西方概念或范式为主，对西方治理模式的生产机制缺少深入探究，难以破除西方治理研究的话语权垄断。事实上，西方国家、市场和社会治理路径的严重分歧，异化出治理路径与研究视角间的“条块关系矩阵”，西方治理模式就此不断产出并走向碎片化。要跨越西方治理模式的碎片化陷阱，就必须揭示中国本土治理路径从分歧走向融合的历史与现实逻辑，发展治理路径融合趋势下的合作治理模式。未来将从“强制阐释”或“话语权”缺失焦虑转向中国特色合作治理模式建制空间的探究，从而实现国内研究从理论应用的“话事权”向理论拓新的“话语权”转变。     

合作治理研究的文献解读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合作治理理论作为一种解决跨界公共事务的治理范式在西方国家兴起,并迅速在世界范围成为学术理论界研究的热点和各国政府治理改革的主要方向之一。文章拟对当前合作治理理论的相关文献分别从合作治理兴起的缘由、合作治理的解读、合作治理的理想模式、合作治理的运作机制四个方面进行了简单梳理解读,找出其内在规律性内容,并对我国合作治理的未来作出初步预测与展望,以期对未来合作治理理论研究有所帮助。     

中国特色的治理话语:国家治理现代化

国家治理现代化与西方的治理学术思潮之间有本质的差别,西方治理理论在总体上是新自由主义的。从经验上判定:西方治理理论只是作为学术思潮而争辩,并未在公共事务改革的实践中有具体的展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内生的产物,并以之为总体目标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作为当代中国话语的政治理论的表达,其推进路径遵循马克思主义实践辩证法的基本准则,是一个实践的、历史的扬弃过程。     

全球治理的价值、内涵及中国的国家定位

全球性问题要靠全球性合作才能治理从而推动"全球再平衡",现有国际治理体制面对世界秩序的深刻转型已显露"新平庸"风险。新时代需要新理念。习近平提出的"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理念,是对西方全球治理理论的扬弃,是非西方语境下的理念创新,是全球治理的最大公约数,具有超越时空的生命力,符合全人类追求的普遍价值,与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一脉相承,将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包容的全球治理体制。     

习近平应急治理观的生成逻辑、基本意涵及其重要价值

应急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本构成单元,应急治理效能直接关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和总体质量。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高度重视应急治理,将应急治理纳入"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战略框架下进行系统谋划和整体设计,不断加快应急治理机构改革和国家应急治理体系构建,应急治理的系统性、协同性、韧性不断增强,由此形成了一系列应急治理的重要论述,集中体现在应急治理的基本遵循、价值依归、基层基础、实践路径、关口前移、保障机制、根本保证和全球思维等方面,蕴含着深刻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彰显了中国共产党推进应急治理的使命自觉,是新时代开展应急治理工作的重要理论指南,为国际应急治理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和现实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