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授权逻辑冲突中的乡政村治——国家建构视角下村民自治的阐释

村民自治是改革开放后我国根据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状况,所实行的基层社会管理体制。从国家建构的角度去考察可以发现,乡村的自治权利来源于国家政权的让渡和授予。在当前制度不完备的情况下,"乡政村治"体制运转中经常出现乡镇政权凭借其对权力和资源占有的优势地位,将压力转嫁给自治乡村,从而对村民自治造成了侵蚀和损害。理顺"乡政"与"村治"的关系是实现"乡政村治"体制良性运转的前提。村民自治本质上是授权自治,由此构成乡镇政权与自治村庄之间的双向制约关系,乡村协助乡镇完成国家政权的任务构成了乡镇政权保障村民自治的前提。     

乡政村治过程中的权力运作逻辑

现阶段的乡政村治在权力运作上,存在着"附属行政化"和"过度自治化"两种极端模式.它们的形成,既有主观上的认识误差,也有客观上经济政治状况的制约,还有体制内和体制外因素的影响等.本文在分析这些根源的基础上,试图寻求新型的乡政村治权力运作模式,即"民主合作化"的合法性逻辑,以期达成乡政与村治权力的大致平衡与良性互动,促使乡政村治健康和谐的发展.     

乡政村治过程中的权力运作逻辑

现阶段的乡政村治在权力运作上,存在着"附属行政化"和"过度自治化"两种极端模式.它们的形成,既有主观上的认识误差,也有客观上经济政治状况的制约,还有体制内和体制外因素的影响等.本文在分析这些根源的基础上,试图寻求新型的乡政村治权力运作模式,即"民主合作化"的合法性逻辑,以期达成乡政与村治权力的大致平衡与良性互动,促使乡政村治健康和谐的发展.     

富人治村的社会吸纳机制及其政治排斥功能——对浙东先锋村青年农民精英治村实践的考察

浙东先锋村的个案说明,富人在治村实践中通过构筑公共权力结构网络吸纳了农村社会成员结构分层中的精英群体,并通过个人魅力型权威形象的塑造和深具村落道义伦理文化支撑的治理技术的运用,以营造道义合法性形象的方式,将村庄里的弱势群体吸纳进当政的民意合法性根基当中。然而,富人在培育社会吸纳机制以夯实民意合法性根基的过程中,无形之间却为普通村民参与村庄政治树立了经济实力、道义伦理和社会活动力三大门槛,从而将村庄的绝大多数人排除到了公共权力结构网络之外。     

论资本逻辑视角下的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与资本逻辑关系交织在一起，且二者之间存在许多矛盾和冲突。倡导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对资本逻辑和可持续发展的关系进行研究，厘清两者之间存在的矛盾、冲突，实现两者的融合．这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意义。     

嵌入与重构:乡村振兴背景下新乡贤返乡治村的治理逻辑

乡村振兴实施的关键在于发挥农民的主体性作用。当前,农村面临空心化、空巢化、老龄化的结构性发展困境,乡村治理缺少主体性精英。因此,乡村振兴需要具有主体性的精英回归。返乡精英是新乡贤再造的新群体,他们具有较高道德品行、超群能力资源并熟悉乡土规则。新乡贤嵌入乡村社会,其嵌入行动分别是情感嵌入、身份嵌入和治理嵌入,具体表现为:新乡贤对故乡的情感记忆和熟人社会的乡土情怀,基层政府对返乡精英新乡贤的合法性身份建构,新乡贤处于乡村治理的“在场”位置。新乡贤嵌入乡村治理场域,主要通过融入治理主体、进入乡贤组织和道德权威评价等路径,能够有效重构乡村治理。新乡贤返乡治村,不仅能够优化乡村治理主体结构,推动治理主体多元化和治理策略多样化,而且可以培育村民现代价值观念,促使村民增加公共理性和行为规范合理。     

科学发展观视阈下民主治村的路径探析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在新农村建设中要实现民主治村。实现人民群众本位是民主治村的关键。树立人民群众本位理念、建立和完善民主治村的基本制度、增强人民群众的参与意识是民主治村的路径选择。     

乡村振兴背景下村治主体精英结构的转型及其影响

合理的村治主体精英结构是影响乡村振兴战略有序推进的重要因素。当前我国农村普遍形成了乡土精英与行政精英共治的村治主体精英结构,实现了从单一的乡土精英治理向二元精英共治的转型。村级事务从以关系嵌入型事务为主向关系嵌入型事务与关系脱嵌型事务并重的变迁是村治主体精英结构发生转型的内在动力机制,村干部选任制度的适当调整为村治主体精英结构的转型奠定了制度基础。实践中,受村干部选任重视年龄和学历的影响,村治主体中的乡土精英逐步为行政精英替代,由乡土精英与行政精英共治的村治主体精英结构趋于瓦解。这直接造成村庄中关系嵌入型事务处理主体的缺失,弱化了村级组织的综合治理能力。针对这一困境,存在两种应对思路：一是制定多元化的村治主体选任标准,同时为乡土精英和具有行政精英特质的年轻高学历人群提供进入村干部队伍的通道,确保二元精英共治结构的持续;二是提升乡村社会以及村干部职位对行政精英的持久吸引力,让行政精英产生对乡村社会以及村干部工作的深度价值认同,以更好地习得乡土治理经验与乡土精英特质,推动行政精英向同时具备二元精英特质的综合性精英转变。     

"面子"文化衍生富人治村的实践逻辑及启示

在城市化大背景下,脱离农业生产的乡村富人为什么会回村参与基层治理?基于洪村的个案表明,富人治村的出现,是经济资本扩大后的乡村富人为谋求社会地位的提升使然。富人治村实现后,洪村"面子"文化推动了对乡村富人社会地位的认可,乡村富人的社会行动也继续强化公共领域的公益倾向。洪村富人治村的实践说明,在分化日益加剧的洪村,乡村的"面子"文化中存在着一种对乡村富人道德期待的非正式规范,是引发富人治村的另一种原因所在。     

精英主义视角下农村政治发展的现状解析

村民自治推行以来,中国农村政治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农村政治发展需要经历不同阶段,当前正处于总体发展中的间歇期,表现出一种“静寂”状态。精英主义作为政治学的一个重要流派,在分析现实政治发展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运用了精英缺乏、精英转移、精英碰撞以及精英局限等概念对中国农村政治发展的现状进行解析,并提出几点建议,以供探讨。     

略论先富治村背景下的基层权力制约

转型时期,农村先富群体参政已成为乡村治理中一个普遍现象,富人村官一方面对促进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有显著的作用,但由于各种原因,作为"经济权威型"的富人村官较之"道德权威型"的村官更容易出现以权谋私、权力越位、缺位等权力非规范化运行的现象。本文从政治、经济和作风三个方面论述了先富治村背景下农村基层权力异化的表现。拟从法制思想、个人素质、村级权力运行机制和监督机制等方面探讨权力异化的原因并探讨论述制约基层权力的路径。     

富人治村与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

税改以来,富人治村成为乡村治理中的新现象,并具有普遍发展之势,它的兴起是农村阶层分化、国家宏观政策调整和乡镇治权弱化共同形塑的结果。富人治村实现了经济精英向政治精英的转变及其权威的合法性建构。在此背景下,农村基层党建出现了村民入党动机不纯、党员群体向富人化转变、党员意识的普遍弱化和民主集中制形式化等问题。因此,客观看待富人治村给农村党建产生的不良后果,反思当前的“双强”“双带”话语,在此基础上,对农村党组织的功能进行恰切的定位。     

精英吸纳与组织协商:社会管理视角下的党建工作初探

当下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必须将社会管理作为自身的核心任务。从社会管理的视角看来,通过推进精英吸纳与组织协商两个环节的建设,能够避免社会精英对党和政府的挑战,并在党内为社会矛盾提供制度化的化解渠道,从而在量上减少并在质上缓解社会冲突,将党的领导与社会和谐统一起来。     

发展主义逻辑下的村庄治理——基于皖北A县“富人治村”现象的分析

发展主义的政策话语对基层政权与村庄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乡村基层组织为推动村庄较快发展,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政策实践中发现了土地之于发展的重要性。"富人治村"则顺势而为,成为当前形势下村庄干部选用的主要标准,各地农村也因此呈现出了一种"富人主导型借地发展模式"。这一模式下的乡村治理出现了"富人治村"的不可逆趋势,中低收入阶层被永久排除在村庄权力结构之外;同时这也导致了村庄发展资源的私化与乡村治理"去公共性"特征。     

空间视角下城市区域化党建的实践逻辑

区域化党建作为城市基层党建工作的创新之举,是应对城市转型发展时期的深刻变化,实现党对城市工作全面领导而推进的基础性工程。从空间视角来看,其与传统基层党建工作的实践逻辑有着较大的不同,主要在于地理空间的边界突破与立体联通、资源空间的深入挖掘与有力整合、关系空间的合作互动与良性优化、权力空间的结构创新与下沉稳定四个方面。区域化党建正是通过基层党组织体系的结构调适来改变城市治理空间形态,并以空间治理、空间重塑、空间折叠和空间再生的方法,从基层塑造城市这个重要的党建空间。     

马克思主义实践论视角下历史规律的本质与生成逻辑解析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我们应该从创造历史的实践活动过程中解释历史规律的生成逻辑。历史规律既非来源于历史运动之外的力量,也不具有自洽的神秘性,本质上不过是通过实践活动贯彻下去的逻辑必然性,源于人们通过实践活动对民族生存与发展这一客观要求的承载。历史规律直接决定了历史实际进程背后的进步逻辑,因此,以直线运动方式表现出来;但在历史事实层面上,由于人的主观作用及其他因素的影响,历史发展包含着曲折、倒退、停滞等复杂历史现象,因此,以曲线运动方式表现出来。二者构成了围绕直线式中轴进行螺旋上升的运动图景,从而揭示出历史规律的实现方式。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下基层社会治理的逻辑和路径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观察和研究社会治理的重要视角。在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经历了单一主体管治、以政代社管理和政社互动治理三个阶段,不断适应社会发展并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面对当前日益复杂的社会治理局面,只有正确把握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逻辑规律,才能准确定位基层社会治理主体的角色和责权,从而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激发社会组织活力,促进良性互动,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思路与启示。     

利益密集型乡村的富人治村逻辑——以浙江省D镇为个案

农业税费取消后,全国各地不同程度都出现了富人治村的现象,这事关农村基层组织如何建设的问题。本文以浙江省D镇为个案,总结和提炼因快速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而催生的内生利益密集型地区富人治村的治理逻辑。D镇富人治村的生成机制在于村庄社会弱关联与阶层分化、民主选举的合法渠道和政府与资本的结盟;富人治村的治理机制在于精英俘获与体制吸纳社会、村庄政治与行政的分离和强政府-强社会-弱社会三层治理结构,富人治村改变了基层组织的性质。     

王支书的治村之道

鲁西北的一个普通村子,向上追溯到土改时期,发生过骇人听闻的同村仇杀事件,一夜间出了12条人命。从此,这个几百口人的小村再也没了安宁。村民之间视若仇人,恶性案件不断。到70年代,全村坐过牢的就有76人。土地荒芜了,有一点出路的都背井离乡,全村剩下120口人。     

村规民约治村的中江实践

子不大,但事不少。承包土地怎么调、村级财务怎么管、建房宅基地怎么划、村内道路怎么建……这些几乎是各个村子面临的公共事务。 “要解决这些‘琐事’,光靠法律和行政手段远远不够。”四川中江县民政局局长刘礼颇有感触,“我们的村民事先制定出了处理公共事务的程序和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