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人口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体系

近年来,宁夏通过建立完善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与相关社会经济政策相衔接,政府为主、社会补充、覆盖城乡、公平合理的利益导向政策体系,促进了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促进了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为建设和谐富裕新宁夏,与全国同步进入全面小康社会营造了良好的人口环境。     

人口新政与经济社会发展

正我国实施"全面二孩"政策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事件。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将对我国的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本期我们邀请了人口学界的专家学者为大家分享他们的精彩观点。南京大学陈友华教授认为,人口新政不仅可以部分避免因独生子女政策导致的系列问题,而且可以促进经济增长、社会稳定与家庭幸福。复旦大学彭希哲教授认为,需要正确认识普遍两孩政策对人口发展态势的影响,同时需要通过配套社会政策来推进"全面二孩"政     

全面二孩政策产生的原因及社会效应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的人口增长率每年呈递减规律,我国成为世界人口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相较人口增长过快带来的经济压力、资源压力,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劳动力短缺情况会进一步导致人口增长率降低,导致我国人口老龄化进一步严重,我国人口结构失衡,造成更多的社会问题出现。本研究就是在此背景下研究"全面二孩"来带的社会效应。     

为中原崛起营造良好的人口环境

经过30多年的艰苦努力,河南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历史性转变,促进了人口素质的提高和人的全面发展,促进了人与自然的和谐,有效地缓解了人口增长过快对资源环境的压力。未来20年,是河南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历史机遇期。用科学发展观统领新时期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为中原崛起营造良好的人口环境,需要着力解决稳定低生育水平问题,统筹解决数量、素质、结构、分布问题,进一步稳定和完善现行生育政策,加快建立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新机制,落实好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健全有利于计划生育的利益导向机制,深入开展“关爱女孩行动”,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问题,切实加强计划生育基层基础工作和信息化建设,完善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支撑体系。     

中国式第二次人口红利:理论探究与治理选择

随着全球范围内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传统人口红利逐渐式微,第二次人口红利理论的提出为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经济增长开拓了新视角。中国式第二次人口红利理论的核心观点是人口质量的提升可以部分抵消由人口老龄化导致的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减少带来的负面影响,并且在科学技术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的大趋势下,能够充分发挥各年龄段尤其是年长劳动人口的人力资源潜能,重构社会经济生产方式,最终促进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我国正处于能够实现中国式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发展阶段并具备将其兑现的现实条件。实现中国式第二次人口红利需要政策制定者基于正确认识人口红利相关理论、把握未来中国人口长期动态、秉持供给侧和需求侧双管齐下等人口治理策略,对社会和市场进行有效政策指引,在人口老龄化的大趋势下实现社会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人口高速老龄化:我国社会养老服务面临严峻挑战

人口高速老龄化,是我国人口老龄化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的重要特征。具体表现为我国老年人的规模迅速扩大、高龄老年人的比例高速上升、失能和半失能老年人数量高速膨胀以及人口老龄化步入快车道。高速老龄化的庞大老年人口以及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经济与社会发展而导致的生育率下降而形成的家庭规模的日益缩小,最终导致了我国传统养老模式的终结。社会养老问题已成为摆在我国社会和政府面前亟待解决的最严峻的现实问题。尽管我国政府于2011年提出并实施了《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2011—2015)》的社会政策,目标是建立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养老机构为支撑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但由于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期尚短、社会养老资金投入不足、社会养老及其配套政策落实不到位、多元化的养老主体没有形成、社会养老的服务水准有待于提高、社会养老专业人员缺乏等原因,致使社会养老服务的建设目标在短时期内无法实现。由此,时不我待的人口高速老龄化对我国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构成了日益严峻的现实挑战。     

行政吸纳市场:治理情境约束强化下的基层政府行为——基于湖北省武陵山区W贫困县产业扶贫的个案研究

压力型体制下,基层政府借助多样化的行动策略应对政策指令或谋求生存发展空间。但是,基层政府行为常常以自我利益而非公共利益为导向,往往导致基层治理困境。随着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治理情境对基层政府行为的约束有所增强,基层政府行为呈现出新的特点。文章以湖北省武陵山区W贫困县的产业扶贫为个案,认为贫困治理情境约束的强化以有效减贫为核心内容,促进了基层扶贫部门与贫困群体的利益衔接,进而推动基层扶贫部门采取行政吸纳市场的行动策略,即:基层扶贫部门采取激励举措吸纳市场主体参与贫困治理,在贫困治理结构再造的基础上建构政府、市场主体、贫困群体三种利益主体的共赢机制,以应对贫困治理情境中日益增强的有效治理压力。     

行政驱动自治：政策执行压力下的农民反制——基于L镇调地实践的经验阐释

在基层政府“不支持、不反对”的农村土地调整态度下,村庄调地实践成为村民自治实践,它需要依赖村干部的治理能力和村社信息资源、权威资源与规范资源等治理资源。但是村干部自身以及村社治理资源本身也是阻碍土地调整实践的因素,也即它们自身在不能处理公与私的辩证法时,就极有可能援引国家政策法规成为土地调整规范的破坏者,从而导致人地失衡与自治失序的恶性循环,部分村民的土地调整诉求得不到有效回应。但是,这种诉求却有可能在基层政府的政策执行压力下对其产生反制力量,从而使基层政府用行政驱动自治,助力村社内部实现人地均衡。     

高校毕业生基层就业代偿政策执行效果调查——以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为例

通过对部分受益于基层就业代偿政策的毕业生采取追踪调查,了解受偿毕业生的现状、该项政策的执行状况、反馈效果以及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从政府、学生、学校、社会等多方面提出改进方案,以实现政策的设计初衷和可持续发展。     

权责失衡与剩余权配置:基层减负进程中的“问责悖论”

基层减负进程中"问责悖论"的出现成为基层治理的痛点,严重掣肘了新时代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与基层治理效能。宏观上,基层政府面临着全面问责体制下政策执行效果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问责风险压力;微观上,基层政府官员面临着剩余索取权的紧缩,导致了官员政策执行不出事的避责形式主义执行。这种"问责—避责"的双重逻辑使得基层政府及官员在"干事"与"避责"之间来回钟摆。克服基层减负进程中的"问责悖论"核心在于激励机制的设置,政府如何设置合理的激励机制以实现对基层的有效监督但又不会消减问责绩效,这是政府组织治理的难题。通过构建"剩余权"与"控制权"互嵌的分析框架,探究了不同层级、部门间在控制权四个维度,即信息决策权、目标设定权、检查验收权、激励分配权中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错配下的避责形式主义执行。     

当代人口问题的忧思与展望

在人类迈向2000年的征途中,全世界的人口激增、粮食不足、能源短缺、资源枯竭以及生态环境恶化等五大问题,如同一层笼罩地球的阴影.由于人口急剧增长的压力,产生连锁反应,使其它问题相继出现,从而严重地影响人类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这一严峻的现实,现在已为绝大多数人们所接受,而且也促使人们认真思考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与人口激增及所导致的一系列问题之间的必然联系.正因为如此,人口问题业已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共同深切关注的首要议题.     

城乡一体化战略：化解我国农村和基层政府债务的新思路

作为“三农”问题重要组成部分的农村和基层政府债务,已成为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障碍。打破二元社会结构,坚持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促进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是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化解农村和基层政府债务的治本之策。     

基层政府数字治理行为偏差及其矫正

基层治理数字化是推动基层社会治理体制改革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但数字技术赋能基层治理一定程度上存在目标偏差、执行偏差、主体偏差和效果偏差等问题,自上而下的压力加码、技术认知缺乏合理性、考核机制异化、制度配套脱节,是导致基层政府数字治理行为偏差的主要原因。数字化背景下提升基层政府的治理能力与治理效度,要健全探索公共价值与效率提升的融合机制、消除技术应用的负面效应、吸纳多元治理主体、创设科学合理的考评体系,同时对潜在风险进行预警分析。     

回归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从"经济发展"到"社会发展"

传统的发展观把经济发展作为发展的全部,导致对GDP的崇拜和迷信。但经济繁荣并不必然导致社会稳定。如果没有政府宏观调控和积极的社会政策干预,就会出现两极分化和其他社会问题。所以马克思主义要求建立以人为本,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共同发展的科学发展观。     

从放任到节制：中共计划生育思想的萌发（1949-1956）

建国初期（1949-1956），中国共产党的生育政策经历了从放任到节制的过程。由于革命战争、现实社会环境的影响和领导层的人口规划意识较为薄弱，导致1949-1953年对人口的生产采取自由放任的政策。然而，在社会物资供需矛盾凸显和国家财政负担加重的情况下，党内上层逐渐重视控制人口。探讨这一时期的生育政策，可以总结的经验是：要正确对待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发展经济是控制人口的根本手段，要着力把政策制度化法律化。     

地方政府人口流动政策及其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世界上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内容最复杂的人口流动的过程,其中人口的城市化流动是最主要的流动形式。人口流动政策是主导人口流动的重要因素。在城乡二元分割体制的惯性作用下,地方政府通过博弈的过程,并结合自身＂理性经济人＂的特点,形成了一系列的人口流动政策,主要包括就业政策、户籍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这样的制度逻辑,在促进城市化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宏观与中观层面的许多问题,包括城市化非健康发展、产业升级缓慢、社会矛盾尖锐等等,成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隐患。为此,从城市化视角和公平的社会价值取向提出了人口流动政策改革路径,进一步放宽户籍迁移限制,取消依附于户籍制度的一系列利益安排。     

江西南昌西湖区：探索“幸福圆桌会”机制 共绘基层治理同心圆

<正>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是江西省会中心城区、老城区，辖区内老旧小区占比高达70%，基层社会治理面临旧改压力大、矛盾化解难、基层力量薄弱等实际问题。近年来，西湖区创新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要面对面、心贴心、实打实做好群众工作”的重要要求，积极践行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探索形成理论政策宣讲贯穿始终，党委领导、政府指导、社区搭台、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幸福圆桌会”服务机制，筑牢基层社会治理的群众基础。     

精准扶贫实践中的政策执行偏差及其调适

基层贫困治理实践中,政策执行过程和政策执行效果都不同程度存在偏差。这些偏差与个别政策适应性弱、基层干部政策执行的策略主义和农户的机会主义有关。在上级政府督查、巡视、评估考核与农户上访的多重压力下,基层政府结合上级要求和实际工作进行政策调适。这有利于纠正偏差,解决实际工作中出现的系列难题,却引发了政策不稳定、不连续,进一步强化农户的机会主义。精准扶贫实践中的政策执行偏差及其调适,既与"治理消解行政"的基层治理逻辑有关,又反映了贫困治理中政策执行原则性与灵活性之间的张力。     

“十三五”期间长春市人口发展对策研究

长春市目前面临着人口总量减少、人口老龄化、高端人才引进不足、人口素质与经济发展矛盾突出、人口管理及政策不健全等压力。对此,长春市要加快经济发展,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扼制人口外流的趋势,同时要大力发展相关产业,加快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在此基础上,应有效转移农村劳动力,开发农村人力资源;根据市场需求,调整人才培养专业结构;切实加强人口综合管理,确保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开展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全面掌握人口发展形势和动态,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     

基层协商民主的扩散瓶颈分析——基于政策执行结构的视角

基层协商民主的良好扩散是协商民主广泛、多层与制度化发展的应有之义。十八届三中全会及随后的政策文件推动基层协商民主的贯彻落实,带来了基层协商民主向全国范围的扩散。然而,由于特有的政策类型的限制,基层协商民主扩散的执行结构并不优良,主要表现为基层协商民主既不能带来明显的政策收益,也未能充分吸引政策注意力,因此很难产生强烈的执行激励。不良的政策执行结构成为基层协商民主扩散的瓶颈,制约基层协商民主的扩散与发展。强化对地方政府的政治压力、突出基层协商民主的政策收益、明确基层协商民主的内容与规范、提高基层协商民主的实践激励,是消除基层协商民主扩散瓶颈的针对性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