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拜登政府中东政策调整的动因、特征与前景

为开展大国战略竞争以及应对俄乌冲突对地缘政治和国际能源格局的影响,拜登总统执政一年半之后开启中东之行,并对中东政策进行调整。拜登政府新中东政策强调伙伴、地区融合、冲突降级和民主人权,并将大国战略竞争置于中心位置,意图“阻止中俄在中东填补权力真空”,重塑美国在中东的形象。拜登政府新中东政策虽带有先天不足,受到自身精力不够、地区国家加强战略自主等因素制约,但其重构区域安全体系相关动向值得关注。     

美国对外政策：“变”与“不变”—对奥巴马政府外交“新政”的分析、判断与思考

一、奥巴马：“华盛顿的政治现状必须要改变”。奥巴马的出现是美国应对国内外重大危机与挑战的标志性事件。其竞选与就任之际,这个国家正期盼改变、渴望新面孔、寻找新的方向。2008年的美国大选,并不是一次“活动”,实质上是一场“拯救美国”和“变革美国”的“运动”。     

关于中国外交战略一些问题的探讨——中国外交战略的“不变”与“变”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提高,以及美国战略重心东移步伐的加快,加之日本和几个东盟国家不断制造岛屿争端,中国外交面临十分严峻的挑战,但机遇也空前大好;形势错综复杂,任务繁重而艰辛。总体说来,现在中国周边形势比建国以来任何时候都好,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具魅力。     

印度对美国“阿巴战略”的评估及应对

印度对美国＂阿巴战略＂强调用政治手段解决阿富汗问题、要求巴基斯坦政府加大反恐力度、通过地区经济合作改善阿富汗经济状况等内容表示支持,反对美国将克什米尔问题与阿富汗问题挂钩、过于仓促地从阿富汗撤离以及过度依靠巴基斯坦。印度的应对手段包括继续争取获得美国在反恐问题上的支持、加大对阿富汗的进一步投入、加强同地区国家的协调等。未来印度的阿富汗政策将主要围绕四大主轴展开,即继续发展与阿富汗政府的良好关系、继续发展与美国的战略伙伴关系、稳定印巴关系和与地区国家、地区组织协调立场等。     

“新帝国论”与美国21世纪的大战略

本文对于当前美国流行的“新帝国论”进行剖析,分析了“新帝国论”的政策含义。作者认为,“新帝国论”主要是美国新保守派的外交安全政策学说,它主张凭借美国在国际政治中的实力优势,通过建立美国帝国来推翻现状,从根本上改变现存秩序的权力结构,以便塑造一种与力量结构相匹配的、更有利于美国价值观、自由观的国际秩序。     

美国推广“普世价值”的对外战略与中国的对策

美国推行普世价值是以硬实力为后盾,以软实力为手段,基本战略逻辑就是从全球化到美国化。其实质是美国在意识形态上的话语霸权的表现,是美国推行文化帝国主义的工具,是美国图谋颠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手段。中国应坚持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和衷共济的基本原则,构建富有中国特色的价值体系和发展模式,在对外舆论宣传、对外文化交往以及国际合作等方面采取相应的对策。     

“大中东”析

“大中东”一词的出现反映了本地区地缘政治的变化,美国认为它在本地区拥有重大的战略利益。为了确保这些利益不受威胁,美国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之后,除在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铲除恐怖势力等方面继续采取“治标”的措施之外,还致力于在本地区推行民主化改革。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继续面临考验。     

美国对台战略模糊的清晰化及其极限：以“与台湾交往法”的出台为例

美国对台战略模糊政策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交锋过程中逐步成型,其核心是将威慑与保证融为一体,从而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现状。冷战结束后,美国对台战略模糊政策开始发生摇摆。尤其是特朗普执政时期,中美关系中战略竞争的一面急剧上升,美国对台政策出现了再度战略清晰的迹象。“与台湾交往法”是特朗普政府在中美战略博弈升级背景下对于美台互动进行“政策更新”的产物。然而,美国对台战略模糊政策的清晰化存在固有界限,“一个中国政策”仍然是规锁美台互动的基本框架。     

中美印关系与所谓的“珍珠链战略”

近年来,西方和印度媒体对我南海基地大加指责,炒作＂中国挺进印度洋＂的＂珍珠链战略＂。＂中国威胁论＂一时更加甚嚣尘上,给中国外交政策造成新的冲击和挑战。这一现象深刻反映出相关国家,尤其是美印两国在印度洋地区利益博弈的战略意图以及对中国崛起的悲观认知。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中国应该如何应对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拜登政府对华战略竞争与危机管控

美国强化对华战略竞争使两国发生意外冲突的风险上升至危险程度,而中美之间现有的危机管控机制难以有效应对这些危险。拜登政府的上任并未改变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基本走向,但加强危机管控、避免意外事件及冲突升级也成为其执政团队的基本共识。一般而言,中美故意走向全面冲突的可能性不大,但美国利用或因为中国周边事态与中国发生危机的现实性在上升。与此同时,中美在网络和太空领域发生偶然性危机的风险也在上升。在美国对华战略竞争长期化的趋势下,加强危机管控符合双方、地区和全球的现实利益。为此,中国要继续维持有效的战略威慑,坚持以互信求安全的理念,敦促美国明示并遵守其对华战略竞争的底线;坚持既有的原则立场,警惕美国将其立场嵌入未来危机管控的规则之中;积极推动网络、太空和其他新兴安全领域的全球多边治理谈判。     

美国贸易政策新思维映射下的“印太经济框架”

在继承特朗普政府贸易政策的基础上,拜登政府重新塑造了美国贸易政策的底层逻辑,形成美国贸易政策的“新思维”。其试图放弃传统方式的贸易自由化,以国内政治需求为中心,构建高标准的国际经贸规则体系,抑制所谓“逐底竞争”,引导跨国公司从追求效率转为追求“最优成本”,最终重塑全球价值链,并实现“安全和韧性”。“印太经济框架”是美国贸易政策新思维在印太地区的战略映射,集中体现了美国贸易政策思维逻辑重塑的结果。贸易政策新思维使得“印太经济框架”显现非传统贸易协定、推行新涵义的市场准入、与其他区域战略呼应、重视集体能力等特征。其战略目标是重获区域经贸规则制定权,重塑中国所处战略环境。面对未来区域内可能出现的种种“去中国化”挑战,中国需在亚太经贸合作领域做好全局性战略应对,坚定地坚持多边治理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战略。同时,针对“印太经济框架”的不同议题,中国应及时设计短、中、长期的应对战略和策略组合。     

否认“美国衰落”:约瑟夫·奈“软实力”理论的新发展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国际关系理论中新自由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软实力理论之父约瑟夫.奈从软实力的角度否定了美国国内新一轮美国霸权衰落论。奈认为,国家实力的来源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当前美国力量依靠的是包括信息技术优势在内的许多东西。大国衰落宿命论怪圈更多地表明人们心理上的担心,而这将导致政策制定出现错误。在中美力量博弈中,奈虽然承认中国经济的发展,但指出中国内部存在不确定性,中国的发展并不一定意味着中国将超越美国。中国时代尚未到来,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美国民意看中国六十年——变与不变的趋势分析

在过去60余年中,美国公众对中国的基本看法是负面的,但在不断改善之中。这种变化无法与两国关系发展的程度相匹配。导致看法负面的原因主要是两国的社会制度的差异和美国对"中国威胁"的担心。但随着中美两国关系越来越紧密,美国公众对经济竞争的担心逐渐超过对传统安全的担心,美国政府的对华合作政策也得到公众的认同,美国年青一代有可能在未来面对中国时更加自信。     

拜登政府对台政策主要特点、战略成因与深层影响

随着中美实力相对此长彼消,中美战略博弈进入高风险系数的“错肩期”,拜登政府试图利用台湾问题等制造“组合拳”来打压围堵中国大陆。美国对台湾的角色认知随之发生深刻变化,由“棋子”走向“陷阱”,由“打牌”走向“做牌”,由“筹码”走向“挖坑”,对两岸关系由可融促和到防融阻统、由防两岸冲突到防大陆武统台湾造成“既成事实”。这使得美国对台政策议题设置能力越来越强,并逐渐往法律化、“联盟化”和国际化等方向迈进,强化对台湾的“国家化”地位和“协防台湾”的非正式承诺,拉拢盟友集体对华打“台湾牌”。美国对台政策转向,进一步刺激民进党当局“倚美抗中谋独”幻想,也将给台海地区和平与稳定增添新的变数。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连续性与多变性——21世纪《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比较研究

尽管美国政府只是对外界公开了其中的一小部分,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无疑是最能体现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文件。纵观21世纪以来美国政府颁布的五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我们既可以从中发现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连续性,也可以窥见不同时期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变化与差异。而其中变化比较大的,就包括中国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定位。     

“中国责任论”语境下“负责任大国”外交理念浅析

"中国责任论"是近年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不断深入,国家实力不断增强,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而兴起的国际话语。正确分析和判断各种责任论的说法及选择新时期适合中国和平发展的外交理念成为现实的需要。进一步明确树立"负责任大国"的外交理念是应对"中国责任论"的可选方案。     

拜登政府“新中东政策”评析

中东地区的动荡局势与美国中东政策紧密相关。拜登政府中东政策聚焦大国战略竞争和区域威慑,构筑反伊朗地区阵线,严重偏袒以色列并忽视巴勒斯坦权益,试图改变中东地缘政治格局、破坏地区力量平衡。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及其影响外溢标志着拜登政府中东政策走向失败并遭到反噬,其中东收缩战略再次面临重大考验,连同其全球战略受到严重冲击。出于全球战略和总统选举的考量,拜登政府将在剩余任期内集中精力尽快从中东地区冲突中摆脱出来,避免再度直接卷入中东大规模冲突。拜登政府的中东政策目标面临诸多掣肘,多种因素决定其难有作为、难以摆脱失败命运。     

拜登执政以来美国对科技巨头的监管:动因、举措与挑战

2020年大选之后,在进步主义者推动、科技巨头日益显现出负面效应引发担忧,以及数字时代维护国家安全和赢得大国竞争的需要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下,美国政府的数字市场监管进入活跃期。拜登上台后任命了新布兰代斯派旗帜性人物执掌联邦贸易委员会等重要行政部门,国会针对科技巨头的反垄断立法工作正在展开,美国与欧盟等加强协调,希望掌握数字时代全球规范与规则的制定权。但是,进步主义与保守主义意识形态之争、民主党与共和党党派分歧、科技巨头及其支持者的反击,以及国内议程与国际目标间的矛盾是美国政府推进科技巨头监管不得不面临的挑战。     

美国“黑客攻击论”的战略图谋及中国的应对

2月19日,美国电脑安全公司Mandiant发布了一份长达76页的报告,称近年美国遭受的网络黑客攻击多与中国军方有关,指称实施攻击的黑客组织隶属于“总部设于上海浦东一栋12层建筑内的中国人民解放军61398部队”。中国互联网安全问题又一次被推上国际舆论峰尖。美国的“网络攻击”论何以又兴风作浪？其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政治动机？面对“莫须有”的指控,中国当如何应对？     

拉美对美国说“不”——第六届美洲峰会评析

2012年4月14-15日,第六届美洲国家首脑会议(以下简称美洲峰会)在哥伦比亚海滨城市卡塔赫纳举行,峰会主题是美洲团结:合作繁荣,31个美洲国家的领导人与会,重点讨论了消除贫困、地区一体化、应对气候变化、改善地区安全形势等议题.由于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和尼加拉瓜与美国在古巴与会问题上存在重大分歧,三国总统未参加会议.阿根廷总统克里斯蒂娜因在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称福兰克群岛)问题上与美国总统奥巴马意见不一,愤然提前离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