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资本主义世界化到全球化——读齐格蒙特·鲍曼的《被围困的社会》

我们正处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或者说,始于20世纪后期的全球化运动正在把人类引入后工业社会。全球化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场全新的社会变革运动,任何把全球化比作历史上的某些社会变革运动的做法都是错误的。也许从形式上看,全球化与近代社会早期的资本主义世界化有某些相似的特征,实际上它们是完全不同的社会变革运动。资本主义世界化是一场民族国家对世界征服的运动,其结果是导致了民族国家的普遍建立,而全球化的使命恰恰是要终结民族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许多明显的迹象,那就是与民族国家关联在一起的几乎所有社会设置都受到了挑战和冲击。全球化意味着一个合作社会的生成,意味着一种新的社会治理的建立,也意味着一切在工业社会对人作出先验性规定的制度等的废止。在合作的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行为和行动去选择自己的身份和角色。     

全球化、后工业化对社会治理的挑战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人类社会迈入到了全球化、后工业化的进程。在这一进程中,不仅社会呈现为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总体特征,而且整个世界人类都处在了流动性、开放性、复杂性的环境当中。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带来的是社会结构从一种线性模式向网络化的转变。而社会网络结构的生成不仅对现有的社会管理方式提出了挑战,而且还从制度重构的意义上,要求我们在全球化、后工业化的新时空坐标系中去积极建构一种基于网络结构之上的社会管理方式。为此,我们研究既是对社会管理创新的全球化视野和后工业化取向的叙事,又是在全球化、后工业化的时空坐标系中探讨一种全新的社会管理方式及其建构方向。     

论城乡之间的“中心-边缘”结构及其消解

城市是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产生的,城市一经产生就自然出现了城乡关系,顺应工业化过程中形成的"中心-边缘"社会结构,城乡之间也表现为一个不平等的空间结构。在现代社会中,任何空间的区隔和等级化都是政治的结果,城乡之间的"中心-边缘"结构是社会治理结构的浓缩,是社会关系的集中体现。"中心-边缘"的城乡结构体现为城乡居民之间全方位的身份不平等,因而这也是一个不正义的空间关系。全球化、后工业进程将会逐渐消解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界限,从而彻底打破"中心-边缘"的格局。城乡之间呈现出"去中心化"的状态,城市与乡村各自的差异得到承认和尊重,并在此基础上开展合作,相互包容与共同发展。     

虚拟空间生成中政府模式建构的路径——兼评刘祖云教授《十大政府范式》之电子政府

在技术维度上,人类社会迈入到了网络化时代。按照刘祖云教授的梳理,在技术、社会公众和学术界这三股力量的支持下,政府改革走向了电子政府建设的道路,并在理论视角上走向了虚拟政府,这是从技术支持和思维方式变革两个维度去对政府模式展开的解析。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作为一种生态环境,虚拟空间的生成也正是从这个两个维度推动政府模式变革的,因而,在政府模式建构的意义上,基于这一虚拟生态而建构起来的虚拟政府,是从属于服务型政府理论范式的,是服务型政府治理虚拟化的理论概括。     

非政府组织的兴起及其治理功能

非政府组织的兴起有其既定的时代背景,非政府组织的兴起既是人类社会后工业化进程和世界各国进行行政改革的产物,也是市民社会不断发展和变异的结果。与历史上曾经存在的组织不同,非政府组织是一种真正的社会自治组织,是一种打破中心—边缘结构的组织。非政府组织具有不同于政府的社会治理功能,正是基于此种原因,非政府组织的兴起预示着一种新的社会治理模式——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即将生成。     

创造发展型意识形态:国家治理现代化与主流意识形态的逻辑定位和建构路径——基于主流意识形态与社会结构契合性的分析视角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国情以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制度的存量基础之上提出并发展的,它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契合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才能保持自身的发展性、先进性、科学性。从主流意识形态与社会结构的契合性来看,随着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结构在阶层结构、利益诉求和价值体系三个方面的深刻变化,需要通过建构"创造发展型意识形态"来实现主流意识形态发展与社会结构变迁二者的有机统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创造发展型意识形态是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主流意识形态的逻辑定位。结合主流意识形态与社会结构的契合性,创造发展型意识形态的有效建构,应该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前提下,从构建"主体吸纳型意识形态"、探索"利益融合型意识形态"和培育"价值包容型意识形态"这三个主要方面来积极稳妥地进行。     

论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变:从制度到行动

全球化、后工业化意味着人类历史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启,也意味着社会治理模式的根本性变革。如果说工业社会中的社会治理是制度导向的,那么在人类即将走进的新的历史阶段中,将会造就出一种行动导向的社会治理模式。政治不仅是社会治理体系的构成部分,而且是核心的和主导的部分。工业社会的政治是民主政治,经典性的民主也可以说是制度民主。在20世纪后期,因为社会的复杂化和不确定化,制度民主显现出了不适应性,因而出现了协商民主理论、公众参与理论等试图弥补制度民主缺陷的新主张和新设计。但是,由于社会治理结构并未发生变化,致使这些新的设计都无法真正得到实施。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呈现出来的社会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意味着我们将遭遇更多偶发性的事项,制度的刚性决定了对这些问题的解决不仅无力,反而会形成阻碍。因此,社会治理应当实现从制度导向向行动导向的转变。同时,这种转变也意味着社会治理从规则依赖向寻求道德支持的转型。     

“一带一路”引领新型全球化发展

<正>中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之一,始终坚持全球化的理念。当前全球化发展进程受阻,"逆全球化"现象抬头,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是重塑国际关系、推动世界经济复苏、优化全球治理、引领新型全球化的中国方案。该倡议将合作共赢的丝路精神发扬并升华为利益、责任、命运共同体情怀。与此同时,"一带一路"倡议引领的新型全球化也是对传统全球化的超越。"一带一路"以互联互通为着力点,帮助沿线国家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打造互信、包容、共赢的全球化,这与传统全球化、资本主义世界化遵循不同的性质和目标、价值和理想。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学建构

资本主义在其工业化和全球化的过程中 ,产生了威胁整个人类生存的生态危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马克思主义者对生态危机做出了独特的理论思考和理论建设 ,对于正在向工业化过渡的社会主义中国来说 ,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因为 ,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产生的生态灾难和生态危机正在或者将要在中国的工业化过程中重演 ,如果我们不在理论和实践中采取前瞻性的应对措施 ,就可能造成更加严重的生态后果。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学建构过程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的生态学建构过程 ,大致经历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     

世界视阈下的中国文化自信

21世纪以来,世界各国都在积极谋求国家和民族的发展,世界格局出现了全新走势,国际间可见的国力"硬实力"竞争正逐渐被更隐蔽的文化"软实力"竞争所遮掩。因此我们要在世界视阈下重建文化自信,从而消减文化自卑主义、民族虚无主义,在中国文化的世界化进程中,使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世界化,成为人类不可或缺的精神元素。     

论公共管理中的服务价值

在公共管理这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中,存在着价值冲突,主要表现为权力观念、法律观念和服务观念的冲突。这种冲突是不应当理解成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因为,在价值体系中,价值观念之间有着中心与边缘的结构。公共管理中的一切价值因素,都是建立在服务价值的中心之上的,是服务价值在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的具体表现。     

论创新时代中的组织创新

全球化、后工业化把人类引入一个创新的时代。因为全球化、后工业化是一场根本性的社会变革,所以需要通过创新去适应社会变革的要求。在工业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实现了社会的组织化,人们是通过组织去开展社会活动的。组织既是构成社会的基本要素,也是社会的呈现方式。因此,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的一切创新活动都会发生在组织之中,会以组织创新去推动社会变革。组织创新可以分为两个层面:其一,是行为层面的创新,主要表现在技术创新方面;其二,是模式创新,即创建新型的组织模式。行为层面的创新在官僚制组织中也一直存在,但时常受到官僚制组织模式的约束和限制。从官僚制组织向合作制组织的转变属于模式创新。一旦我们建构起合作制组织,行为创新将不再受到任何限制,会成为一种常态化的创新。     

“处处是中心,无处是边缘”:后工业化进程中社会治理的变革指向

本文基于中心—边缘结构的视角探讨了后工业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变革议题。工业社会的治理体系是一个不平等的中心—边缘结构,要实现治理体系在后工业社会的结构性转变,首先要做的就是对旧结构的突破,因此,我们需要在理论与实践中明确提出打破中心—边缘结构的要求。在谋求这一变革的道路上,我们需要重新关注和评估边缘的价值,以此来弥补边缘在工业社会被结构及其中心的长期压制,并为我们寻求变革之道提供新的思路。在概念上,"社会治理"应当重回"社会",即政府与其他治理主体一样都来源和服务于社会,应当融于社会之中,而非凌驾于社会之上或脱离于社会之外。关于后工业社会的治理形态,20世纪后期的网络给我们提供了部分想象:在某时某地,也许仍然存在中心与边缘的划分,但就整个体系而言,中心与边缘都处在随时的流变之中,整个体系将呈现出一种"处处是中心,无处是边缘"的情境。     

迈向空间正义的国家治理:基于福柯治理理论的谱系学分析

当前,中国正以全新的姿态参与全球化进程,"一带一路"等诸多战略的实施凸显了空间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性。作为后现代地理学奠基人之一,福柯基于谱系学分析探究了空间与国家治理的演变历程,说明了空间与治理的关系在不同的阶段分别表达为领土空间、竞争空间、微观知识—权力的建构空间。中国在参与全球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应从赶超为导向的空间策略转为正义为导向的空间建构,从而为参与全球化开启新的篇章。     

北平和平接管与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

正近现代中国的建设,是在城市发展与城市治理持续联动中不断向前的,许多决定现代人类生产与生活的制度创新,是以城市为实践空间而形成的。现代城市的治理结构与治理体系的完善水平,直接决定着一个国家现代化的发展与现代文明建构的能力与水平[1]。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接管城市工作的理论和实践是与实现现代国家建构紧密相关的重大问题,在近现代中国社会历史性转变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本     

“多中心“治理模式在公共服务型政府中的运用

"多中心"治理理论在现实中最大的应用价值是提出在政府公共服务的治道变革中,打破单中心的政府服务模式,构建政府、市场和社会三维框架下的多中心治理模式。本文以"多中心"治理理论与公共服务型政府构建的内在逻辑关系展开,通过阐述该模式在公共服务型政府中的运用,以期论证"多中心"治理模式在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上的适用性。     

颠覆西方二元对立思维 建构生态环境伦理学

目前,经济的全球化导致了政治的全球化、文化的全球化,也引发了不同程度的生态危机.我们经常谈论的"global warming",实际上今年我们在北京遇上的恰恰不是"global wanning",而是"global cooling",就是北京比以往的冬天更加寒冷.我认为这也是生态不正常的表现.为什么以往出现的暖冬气候现在却变得更加寒冷?答案无疑要从人类生存的生态环境中去寻找.全球化对人类的现代化进程起到了推动作用,带来了很多福祉,但是也带来了很多难以回避的问题甚至是危机,生态的危机就是其中之一.不仅是自然环境的生态,同时也是文化的生态,这里的"natural"实际上也就是"cultural".生态批评家的反应最为激烈,他们提出了以地球生态为中心的写作模式,也就是所谓的生态写作、绿色写作、自然写作、环境写作.这种写作消解了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之后,又进入了另外一种形式的中心主义,有人说是地球中心主义、自然中心主义,从而导致另外一种二元对立的出现.     

社会治理模式演进中伦理精神的迷失与回归——基于张康之教授《论伦理精神》的社会治理历史反思

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过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现在正走向后工业社会。在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中,人类分别拥有了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和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在后工业化的过程中,将建构起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在历史演变中的这种社会治理模式的嬗变也会表现为伦理精神的迷失与回归。本来,人类社会中是包含着伦理精神的,但是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却建立在权力的基础上,仅仅在表现形式上反映出伦理的特征,而在实质上是与伦理精神相背离的。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在突出了法的精神的时候,则把伦理精神彻底抛弃了,而我们正在进行的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的建构,则呼唤着伦理精神的回归。这意味着,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将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倡导公益至上的伦理精神,充分实现善的价值,使人类社会恒久存在的公平、正义等追求成为社会生活中的基本内容。     

在领域融合中构想合作治理

20世纪后期以来,人类进入了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出现了领域分化开始逆转的迹象。人类社会的发展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中打破了地域界限,却又在工业社会的行进中进入了领域分化的进程,形成了公共领域、私人领域和日常生活领域三个基础性的领域。我们既已拥有的社会治理就是建立在领域分化的前提下的,关于社会治理的一切安排和社会治理的一切活动,都是依据领域分化的现实做出的。全球化、后工业化则呈现出领域融合的趋势,这就要求社会治理变革必须根据这一新的趋势去开展行动。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这场席卷全球的改革运动之所以没有使社会治理的状况实现根本性的转变,反而把人类社会引入了风险社会,这是因为我们并没有根据领域整合的新趋势去进行改革。我们现在的根本任务就是要认识社会发展中的这一领域融合趋势,并据此去构想社会治理变革的自觉行动方案。     

比较视野下的“中国之治”

<正>受"中心—边缘"结构的影响,人们关注的眼光总是在西方,而且往往总是偏袒着西方。但是,历史的发展并不总如人们所预设的那样。近年来西方世界颇不太平,如金融危机、经济停滞、选举乱局、逆全球化和民粹主义、难民问题、种族歧视引发社会抗议和骚乱……面对西方国家所表现出来的种种治理乱象,很多国际人士惊呼:西方怎么了?与上述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所表现出来的欣欣向荣的有序治理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