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城市社区--以治理理论为分析范式

运用治理理论审视和分析中国城市社区的改革与创新 ,对于拓展目前正在兴起的城市社区建设理论与实践、实现社区治理转型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城市社会的进程引起了社区治理的巨大变革。治理理论为此提供了具有借鉴意义的理论指导和分析范式。观照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现状 ,着手于治理主体、治理过程、治理组织体系、治理关系的转换是社区走向善治的理性取向     

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比较及中国的选择

如何构建适应城市经济、政治、文化发展需要的社区治理新模式,已经成为一项亟待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在客观评价和分析西方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基础上,梳理中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变迁,探索性地提出中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构想及其实施路径。     

社区网格化管理的法治化建设——以海口等地社区为视角

社区网格化是未来社会管理的新趋势。在海南省推行社区网格化管理试点的过程中,由于缺乏法治保障,存在法律地位不够明确、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管理职责的划分缺乏法律依据、部门协调存在偏差、社区网格员素质不高、公众参与度低、认识不深、平台建设滞后等问题。我们可以从发挥海南特区优势、推进社区网格化管理的法制建设、加强社区网格化的专业人才打造、加大法律宣传力度、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推进社区网格化管理的综治建设等五个方面予以完善。     

整体性治理视域下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本土化体系建构——以城关区“三化”治理为研究样本

本文以学界较为推崇的整体性治理为研究视域,以兰州市城关区特有的“三化”。治理体系建设的实践成果为依据,将为社区治理模式的本土化体系建构的进一步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城市社区软法之治——以上海市Y居民区《住户守则》为例

推进社会治理法治化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一环。城市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层单元,其运作有一套完整的规则体系,既包括国家立法机关制定并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硬法,也包括在社会生活中自发形成的发挥柔性约束作用的软法。作为社会治理基础性规范的城市社区软法,其价值定位在国家层面体现为发展民主政治,在社会层面体现为整合社会秩序,在个人层面体现为调解居民纠纷。城市社区软法之治的发育基础为公民公共精神崛起,社会基础为法治社会建设,效力基础为集体认同建构,三者的共同作用保证了软法的创制、实施和运行。城市社区软法之治借助法律吸纳、组织嵌入和宣传内化等嵌入机制,实现其效力发挥与教育内化的目的。厘清城市社区软法之治的价值定位、作用基础与嵌入机制,对于解决当前我国城市社区治理中存在的问题、确立社区治理的方向与目标、实现城市社区善治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以社会治理体系创新促进城市基层社区党组织建设——基于顺德党代表工作室制度实践的分析

在社会急剧变化的时代如何强化城市基层社区党组织建设,才能在提升社会治理质量的同时确保党的领导权威?顺德党代表工作室制度的运营实践表明,提升城市基层社区党组织权威的有效方式不在于扩大组织规模,或者强化组织的政治动员、吸纳功能,而在于如何激发基层组织的行动能力。在转型时期,积极地推动以服务为导向的社会治理体系创新,确保党在新型治理体系建设中扮演协调者、领导者角色,是完善基层党组织建设的一种可行方式。     

居民参与社区治理问题探析——以北京市为研究样本

立足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背景,梳理"世界城市"中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特点,发现了目前存在的诸如参与主体结构失衡、政治参与水平不高等问题,提出了增强居民社区意识、优化治理内容结构、促进社区民主自治、壮大社区治理组织、健全社区治理制度等相应的完善对策。     

城市社区“大联动、微自治”智慧治理模式的探索与思考——以成都市C区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践为例

社区是国家治理的基本单元,受"大气候"的影响,社区"微生态"也发生了深刻变化,社区治理的难度系数和复杂程度不断增加,传统的治理理念、治理体系、治理方式捉襟见肘、难以为继。加快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时代课题。2014年,C区被民政部列为第二批"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在此重大契机下,C区以"大联动"建设为支撑,以"院落+社团"为主题,建立健全线上线下的社会治理新机制,初步探索出城市社区"大联动、微自治"的智慧治理新模式。     

世界城市的法治化治理——以纽约和东京为参照系

张志铭教授在题为《作为治理方式与生活事实的法治》的该书“序二”中介绍说：“我们研究的课题是世界城市的法治化治理，针对的是上海市建设法治化国际大都市的需要。从逻辑上说，它要求回答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世界城市是不是奉行法治化治理；二是世界城市如何进行法治化治理，其具体状况如何。而如果我们从既成理论关于法治的要求来进行课题研究，将使我们无法在比较饱满的意义上针对主体需求回答第二个问题；如果我们撇开既成的法治要求从世界城市本身出发、直接面对对象，又可能使我们遭遇第一个问题的困扰。”“纽约、东京等世界城市是不是奉行法治化治理，更多地取决于历史和逻辑的推定，     

当代中国城市社区共同体构建何以可能？——以基层协商治理实践为分析中心

在异质的、流动的、人口众多的城市社区空间之中,如何构建城市社区共同体,探索出城市社区共同体构建的可行路径,是一个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学术议题。对于当代中国这样一个规模巨大、人口众多且高速流动、族群多样、城乡二元结构并存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城市社区共同体构建尤为重要、紧迫和艰巨。基层协商治理是当代中国城市社区共同体构建的有效方式。基层协商治理为构建社区成员的联系提供了重要组织资源、多元的公共空间、共同关注的话题,将不同的社会成员连接在一起,将利益关联转化和升华为思想价值关联、情感观念。基层协商治理为化解居民之间的矛盾提供了有效表达渠道、有效沟通平台和权威性决策机制,防止社区无序和由此导致的城市社区共同体的瓦解。基层协商治理通过建立包容性政治、平等性政治和修复性政治,保障城市社区公共资源的分配正义,以共建共治共享的方式推动城市社区内部的社会团结和共同体的构建。     

以政党为中心的城市社区再组织化——以上海市J街道为例

城市社区再组织化是新时代城市社区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核心目标。新时代城市社区再组织化面临着社区"去组织化"、社区居民之间"弱联系化"和社区党组织作用"边缘化"等问题。上海市J街道以社区团队为嵌入点实现了社区再组织化,以社会成员需求为导向重建了社区居民间的联系,以调整党建功能为手段发挥了社区党组织的核心作用。同时,社区党员的管理与作用的发挥、社区党组织活动的价值与内涵和社区党组织的有效覆盖率,构成了新时代城市社区再组织化的实现条件。     

城市郊区化背景下乡镇治理的制度困境——以上海市为例

城市郊区化引发了乡镇政府行政体制与治理需求的矛盾,政府体系内部的紧张关系持续加剧,乡镇政府与当地居民的冲突持续加深,乡镇治理陷入困境.集权控制是造成城市郊区乡镇政府治理制度困境的重要原因,只有对政府体制做出与经济社会演变相适应的深刻调整,赋予乡镇政府更多必要的管理权限,才能走出乡镇政府治理的制度困境,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     

党代表嵌入与城市基层治理体系优化——以安徽省芜湖市为例北大核心SSCI

党代表嵌入城市基层治理体系既具备理论上的自洽性,也源自基层治理的现实需要。这种理论自洽来源于中国共产党是社会改造与治理的领导力量。现实需要体现在当前其他城市基层治理主体不能有效应对基层问题与矛盾,具体表现为单位的退场、城市基层政府的"悬浮"以及社区社会组织的缺位。近年来,安徽省芜湖市主要是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社会不同利益群体以及城市基层党政组织三个维度科学定位党代表的角色,通过间接与直接方式嵌入;加强制度设计,强化嵌入制度保障等方面对党代表嵌入城市基层治理体系进行探索。通过分析芜湖市的实践探索可以发现,党代表嵌入对于优化城市基层治理体系之主要价值在于扩大了城市基层治理的主体、完善了城市基层治理结构、创新了城市基层治理机制。     

城市社区治理角色发展研究——以贵阳市城市基层管理体制改革试点社区服务中心为例

本文从城市社区治理视角出发,结合城市社区治理和社区服务中心相关理论,以贵阳市城市基层管理体制改革试点社区服务中心为实例,提出推进城市社区治理中社区服务中心角色发展的基本构想。从深化社区治理架构、民主参与、服务完善等角度为社区治理建言献策。     

城市空间区域功能转型与社会末梢治理创新研究——以上海市新华路派出所辖区治理为例

近年来,随着上海城市的现代化发展进程,城市原有空间区域功能转型重组,这不仅仅是城市空间形态的重构,也是社会结构的重组,包括居民结构调整、社会业态格局重置等多维度变革。其中,由于不同功能区域的物理空间重合、基层治理单元设置缺陷等原因,导致出现基层协商治理失灵、管理与服务错位等问题。对此,课题组以上海市公安局长宁分局新华路派出所辖区为例,深入分析该地区在城市空间区域功能转型重组背景下,基层治理面对的新情况、新需求和新挑战,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在此基础上,根据党和国家有关加强市域治理,特别是市域基层治理的工作部署,结合地区探索实践,从多元化治理主体挖掘、常态机制建设、回应民需等方面入手,总结提出了由党工委统筹领导、辖区派出所担当枢纽的社会末梢联动治理模式。     

国家基础性权力:城市基层治理变迁及现代化的发展逻辑——以组织、技术和规则为分析框架

综合考察我国城市基层治理的发展脉络,以行政权力为外在表现的基础性权力,依托其掌握的“后勤控制”资源和手段进入社区,在运行中借助且推进了组织载体多元化、技术工具智能化和规则空间法治化。基础性权力及“组织—技术—规则”分析框架,契合了社区变迁轨迹,成为权力视域下探究治理现代化的理论基础,蕴含着将单向政治渠道转为双向治理渠道,推动城市社区行政体系和自治系统中的权力互动与协同的发展逻辑。面对新时代治理目标,党和国家可以通过制定“让民做主”的权力运行原则、完善“双向嵌入”的权力运行体系、提升“共治共享”的权力运行效能,进一步深化社区治理现代化建设。     

新时代加强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实证分析——以X市为例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工程。笔者发现,近年来X市通过牢固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和抓实抓好基层治理的实践探索,党全面领导基层治理制度不断完善,基层政权治理能力得到加强,自治、法治、德治、智治水平有效提升,但在治理理念、配套机制、治理能力等方面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针对亟待解决的问题,需要从强化党建引领、创新体制机制、夯实基层基础、促进“四治融合”等方面为进一步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助力。     

分权改革与城市地方治理单元的多元化——以武汉市城市治理和社区建设为例

善治政府一直是政治体制改革所追求的重要目标,而善治政府应该是一个分权的政府,地方政府也不例外。从我国的情况来看,既要解决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分权问题,又要解决地方政府内部的分权问题,还要解决政府向社会分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