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司法认定中若干疑难问题探讨（上）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是一种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有组织犯罪。在近期全国开展的“严打”整治斗争中,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被列为打击重点。1997年修订后的我国刑法第294条规定了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入境发展黑社会组织罪,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为了更有力打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2000年12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这无疑对于司法实践中审理此类案件,正确适用法律是非常有帮助的。尽管如此,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浅析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司法认定根据我国刑法第294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     

论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法律性质及特征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是修订后的刑法新设立的罪种,但由于我国有关犯罪组织称谓的多样性,以及相关特征的混乱性,给实践中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认定带来了不确定性和随意性。2002年4月28日,第9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通过了对《刑法》第294条第1款的解释,这是继2000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对黑社会性质组织作出解释后,对“黑社会性质组织”有次进行的界定。而司法机关要想在实践操作中真正解决这一问题,笔者认为必须以刑法和立法解释为依托,明确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法律性质和法律特征。     

试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认定

1997年《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设立“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罪名开始十年内，适用寥寥，但近几年，各地判例突增。2011年的刑法修正案八对该罪名进行了修改，将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基本特征以及刑罚予以补充和完善。本文拟就现阶段我国刑法对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规定以及相关司法解释入手，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在司法实践中的几个问题进行论述。     

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界定

一、对界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回顾准确界定黑社会性质组织，对于准确打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个问题也是理论上长期讨论的热点，这种讨论可以大致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新刑法颁布实施到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在这个阶段，由于刑法仅笼统的规定了，     

黑社会性质犯罪的本质特征及打防对策

我国黑社会性质犯罪的本质特征一是主体组织从字面上理解,黑社会组织首先应当是一种社会组织体,具有“群”的特征,而且典型的黑社会犯罪组织还具备了“小社会”的特征。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12 月4日通过了《关于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其第一条认为:黑社会性质的组织一般组织结构比较紧密,人数较多,有比较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有较为严格的组织纪律……这说明我国司法界已经将组织性定为黑社会组织的主要特征之一。     

刍议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财产刑之适用

随着经济与社会的不断向前发展,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日益呈现高度组织化、技术化、隐蔽化、智能化等特点,使得侦查、起诉及审判难度不断加大。为了更好的适应新形势下惩治、打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需要,《刑法修正案(八)》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中的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增设了财产刑,但本文认为,该修正案仍有可完善之处。本文将以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相关法条中有关财产刑的规定为出发点,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财产刑的适用及立法、司法的完善进行探讨。     

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几个问题

关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中的“保护伞”问题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背景特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规定为“通过贿赂、威胁等手段,引诱、逼迫国家工作人员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活动,或者为其提供非法保护”。黑社会性质组织要想获取巨大的经济利益,并使自己能够长期存在和发展,缺乏权力的保护和支持是很难办到的。因此,拉拢腐蚀国家公职人员和将自己的势力渗透到权力部门,与权力紧密结合起来,是一切黑社会性质组织必然要做的一件大事。但这并不是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绝对必要条件。《解释》之所以将此作为黑社会性质“一般”情况下应具有的特征,是因为在司法实践中,如果发现某一组织具有这一特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应增设财产刑

根据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规定，对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除可以判处主刑和附加剥夺政治权利外，并没有对此类犯罪作出判处罚金或没收财产的规定。笔者认为，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应增设财产刑，理由是：一、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特征看，有其理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规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特征之一，即“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从这一规定看，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行为具有鲜明的经济目的，经济色彩强烈。为了获取非法经…     

有组织犯罪的多角度透视——评《有组织犯罪研究——中国大陆黑社会(性质)犯罪研究》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 ,黑社会犯罪在我国又沉渣泛起 ,加之境外黑社会的渗入 ,有组织犯罪即黑社会 (性质 )犯罪在我国日益猖獗。从国际上来看 ,黑手党、1 4Ｋ等黑社会组织的活动范围都已经超越了国界 ,成为世界性的公害犯罪。我国 1 997年刑法第 2 94条规定了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入境发展黑社会组织罪以及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从此 ,关于黑社会的犯罪正式进入我国的刑事立法。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于黑社会 (性质 )犯罪的研究可谓方兴未艾。正是在这些背景之下 ,经过数载的辛勤耕耘 ,何秉松教授所著长达六十多万字的《有组织…     

对未成年人犯罪寓罚于教的理论探讨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存在多种诱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不良因素,而未成年人正处于身体和智力的发展时期,他们什么都想知道,什么都想学,什么都想亲自去做,但由于他们的社会知识和生活经验所限,他们的认识能力具有很大的片面性和表面性,容易养成不良品质和恶习劣迹,最终导致违法犯罪。对于未成年人犯罪问题,考虑到对他们未来的发展,为了让他们既能改过自新又能健康成长,在对他们进行惩罚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对他们进行教育、启发、感化以教育为主,处罚为辅的政策,这就是所谓寓罚于教。在管理过程中始终贯穿教育、感化、挽救的精神,从而达到治其心、治其本的目的。     

论诱惑侦查之合法性标准

诱惑侦查的核心问题之一即是其合法性的标准问题.本文在对国内外所提出的诱惑侦查的合法性标准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各个标准的利弊,提出了修正应立足客观,兼顾主观的标准,建立一种首先考察客观,然后考察主观的两步判断标准,以达到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权的目的.     

比较法视野下的遗产范围制度研究

作为继承客体的遗产,其范围的确定不仅涉及被继承人及遗产债权人的利益,且关乎其他继承制度的设计.囿于当时立法环境和立法技术,现行法关于遗产范围的规定不能反映现实之需,与公众继承习惯亦不相符.借鉴他国立法经验,尊重民情,重塑我国遗产范围制度.     

论民法上土地与建筑物的关系——以一元推定主义为中心的理论探索

对于民法上土地与建筑物的关系问题,学术界长期以来众说纷纭。但通过一种形而下的还原性考察可以发现,罗马法及近现代范式民法其实既未采取绝对的一元主义,也不是纯粹的二元主义,而是以一元推定主义为共性,英美法亦不例外。我国立法尚有必要进一步契合一元推定主义的法理,妥善安排土地权利与建筑物权利的得丧变更,以保障秩序、自由、平等和效益等多元价值目标的协调。     

世纪之交的劳动法发展——一种全新的思维和开放的观念

人类进入20世纪末以来,世界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全球化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潮流,由此也给法律的发展带来了广阔前景,劳动法的立法和研究也因此而更加繁荣。在开放的社会和世界性的经济环境下,以一种新的思维和观念来研究和探讨劳动法律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罗马法形式主义衰落的原因探析

早期罗马法极重形式主义,凡为法律行为必依一定形式进行,否则不具法律效力.形式重于实质内容是早期罗马法形式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但随着罗马社会的发展,罗马法的形式主义经历了一个由盛及衰的过程.从罗马社会经济的发展、自然法对罗马法的影响及罗马民族的务实精神等方面对其衰落的原因作了系统的探讨.     

论不服仲裁裁决应有之救济途径及其适用

对当事人不服仲裁裁决之救济,是指在仲裁裁决作出后,若有关当事人对裁决不服,则依照法定程序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出审查申请,进而通过司法程序对裁决予以处理的一种机制。在我国现有法律框架下,仲裁机构作出裁决后,当事人可以通过向有管辖权的法院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和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两种方式来获得救济。本文在对仲裁裁决救济机制确立之依据从理论上予以阐释的基础之上,对我国现有机制运行之机理加以析明,最终得出结论:申请不予执行之途与理不合,须予删除;申请撤销在适用上亦存在缺陷,须予改进。     

“知青作家”的身份认同——“文革”后知识分子身份认同的历史起源研究

“知青作家”对于他们“革”中的“知青”身份有着强烈认同,而对作为“知青”前身的“红卫兵”身份却着意回避,这一方面意味着他们在刻意“剥离”其历史身份中的“革命”内涵,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历史反思的巨大局限,这一状况,与意识形态,历史转型以及他们的个人生命周期和身份认同历史均有重大关联。“知青作家”只有“正视”并且深刻反思其早期的“革命”身份,才能为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身份形象和话语体系的重建确立一个有效的前提。     

论CAFTA争端解决机制的完善

若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的自身需求为依托,可以发现学界所认为的其存在的"缺陷"中有许多并非真正缺陷,如未将运用争端解决机制的主体扩展到私主体、临时仲裁庭的设计不合理、争端解决机制的执行力度及惩罚措施不适当等。而该争端解决机制在仲裁员回避、仲裁裁决形成方式及仲裁裁决的复核等方面确实存在不足,应当予以完善。     

Defining the Job of the Member of the Knesset

In Israel, as in other democracies, there is no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its parliamentarian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refusal to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and the reasons why such a definition ought to be considered, both in Israel and elsewhere, even if the chances of doing so are slim. With regard to Israel, the main reason why a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Knesset members (MKs) is required is related first and foremost to three provisions of the Knesset Members’ Immunity, Rights and Duties Law of 1951. The issue of remuneration for MKs and the problem of mistrust in the Knesset are additional reasons. The article explores those elements of the job that have nevertheless been defined in Israel in a piecemeal fashion – both in terms of what the job excludes and what it includes. Some of these partial definitions appear in laws, the Knesset Rules of Procedure, and the Rules of Ethics for Members of the Knesset. However, the most significant definitions have been provided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verdicts of the High Court of Justice, which has on occasion been called upon to deal with various issues connected with MKs’ rights and immunit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