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意识形态的构成探析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教育

意识形态建设从来就不是一个小问题。对于执政党而言,主流意识形态能否保持强大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将直接关涉到执政党执政所领导事业的兴衰成败。因此对意识形态吸引力和凝聚力的深入研究,探究其构成要素及其相互关系,能够有效提高主流意识形态在人民群众中的认同度,更好地发挥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整合功能。     

新媒体境遇下提升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力的研究

新媒体带来社会传播形态的深刻变革,直接影响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效果。根据时代变迁和党的中心任务的变化,主流意识形态呈现出不同的话语体系和传播形态。这需要从困境与超越的双重维度中系统分析新媒体发展与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耦合、新媒体条件下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现实挑战、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力的指征及应然状态。面对新媒体"双刃剑"效应,主流意识形态要主动转型,提升传播力,主要有五大路径:塑造专业的传播主体、构建生活化的传播内容、发挥全面立体的传播功能、采取大众化的传播话语、提升传播受众的认同度。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新发展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是我国新时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根本指针,它统领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方向和目标.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在当代中国的崭新创造.科学发展观初步形成了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新体系,呈现出传承性与创新性相统一、系统性与协调性相衔接、层次性与开放性相关照、人民性与统领性相结合等鲜明特点,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和我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新发展.     

司法政治研究范式的检视与重塑——以司法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分析为视点

司法政治是以司法的政治维度及其运转逻辑为考察对象的跨学科研究，研究范式在司法政治研究领域具有重要的认识论价值和方法论意义。以国内学界在司法与意识形态关系问题上的研究成果检视，可以看出国内司法政治研究的范式大体分化出“泛意识形态”的嵌入型范式、“去意识形态”的自治型范式、“辩证关系”的互动型范式三种主要类型。整体上看，国内司法政治研究范式意识自发而不甚自觉、范式分化不足且精细化不够。梳理当代中国政法理论发展与政法实践演进历程，可以发现国内既有范式之间呈现出一种演变转换态势：嵌入型范式因时过境迁而日渐式微，自治型范式虽可圈可点但矫枉过正，互动型范式稍显粗泛但日趋主流。面向当代中国、植根政法实践、借鉴域外经验，交互型范式是一种更富前景也更为妥当的优化方案。     

从畅通社情民意渠道的视角看意识形态安全

社情民意是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和重要组成部分,与意识形态安全存在着紧密联系。畅通社情民意渠道是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从而确保意识形态安全的根本之举。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认真正视社情民意渠道不够顺畅的一系列重大而突出问题,以强烈的问题意识、责任意识和使命意识主动化解因利益诉求差异和执政能力有待提高而引发的多元文化价值观之间的矛盾冲突,以多管齐下的力度夯实畅通社情民意渠道的坚实根基,努力形成在价值认同基础上达致价值共识这个最大的社会公约数,以党民关系和谐推动政治文明发展。     

法律意识形态的变迁——以我国民事诉讼中的"调解"为样本

考察中国民事诉讼中的"调解",可以发现,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主流法律意识形态一直试图脱离政治意识形态话语而独立存在,这个过程可以分成"走出特定政治意识形态的法律意识形态"和"走出总体政治意识形态的法律意识形态"两个阶段,主流法律意识形态的这种变迁导致了政治意识形态对法律意识形态的影响幕后化,政治意识形态和法律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因而显得模糊不清,但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法律意识形态并没有可能因此而成为独立于政治意识形态的"法律观念体系".     

中国共产党领导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历史考察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党开展意识形态斗争主要是通过思想斗争来进行的;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党应对敌对势力意识形态挑战的智慧和经验主要表现在对内和对外的各项工作中;改革开放以来我党应对敌对意识形态挑战的策略也相应地发生了转变,以着力打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为应对敌对意识形态挑战的"新式武器",以大力提升综合国力作为应对敌对意识形态挑战的物质基础,以"树形象"、"传文明"、"举旗帜"作为新世纪应对敌对意识形态挑战的基本方式。     

社会转型期执政党政治认同：内涵维度、现状特征及其建设路径

在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国内外环境中,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获取长久的政治认同是抗拒执政风险并长期领导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关键所在。政党执政权威性与执政公信度构成了执政党政治认同的两大维度。前者表现为政党意识形态的科学性、政党制度的稳定性、政党执政绩效的持续性,后者则包含执政党的忠诚度、参政党的信任度以及普通民众的认可度等三个层次。据此考察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认同特征并提出相应的建设路径。     

网络意识形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逻辑理路及其实践路径

网络空间的全球化纵深化发展,创新了点对点的链接,突破了人类交往的疆界限制,跨越了人类活动的时空牵绊,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样式和思维定势,使得网络空间一跃成为"各类思想""各种思潮""各色主义"交流交织交锋的主阵地,成为不同意识形态输出、角力、碰撞的主战场,构成了意识形态新的生存空间。当前,网络意识形态呈现出供给主体碎片化、供给内容冗杂化以及主流意识形态供给方式单一化等供给侧结构性失衡问题,不仅严重扰散了网络空间的良序运行,而且淆乱了国家整体意识形态的安全秩序。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嫁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思路,坚持遵循德法兼治,严格规范意识形态供给主体行为;着力净化,严厉防范错误意识形态内容泛滥;做好灵活整合,科学汇纳非主流意识形态合理成分;夯实舆论阵地,大力提升主流意识形态宣传力度等顶层设计,全面深化我国网络意识形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传统司法意识形态的反思与修正——以利益衡量为切入点

尽管我们常常是在法律方法的意义上讨论利益衡量问题,但在其背后包含着对以追求安定性为核心价值目标的司法意识形态的反思与颠覆。由于隐含着任意司法的危险,利益衡量一直未能获得传统司法意识形态的谅解。随着法律方法论研究的不断深入,传统司法意识形态所恪守的价值立场受到了司法实践的严重挑战,利益衡量在司法尤其是在疑难案件中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应用。为应对"转型期"的各种社会矛盾和风险,以利益为核心对包括刑事司法在内的传统司法意识形态予以修正,在开放的体系中通过利益间的衡量实现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间的协调与平衡,是转型期中国司法意识形态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