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身份法的规则及实践——兼谈“假外国公司”的法律防范

确立公司身份法的主要学说有主要为欧洲大陆国家所采用的设立说和主要为英美法系国家所采用的住所说。鉴于两大学说各有其优点和缺点,目前要从国际公司法上统一公司身份法是不现实的。为防止公司立法的恶性竞争,抑制假外国公司现象,我国应在保留公司注册登记地标准的前提下,兼采住所地标准。     

从永宁公司案看公共政策作为我国法院拒绝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理由

通过分析国内外有关公共政策的立法与实践,特别是我国法院拒绝承认与执行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仲裁庭就永宁公司案作出的裁决,从中显示在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领域,公共政策的实质在于限制外国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包括《纽约公约》在内的国内外立法对公共政策均未作出明确的定义,在各国有关国际商事仲裁的司法实践中,法院一般不轻易动用公共政策作为拒绝执行仲裁裁决的理由,凡是能够将拒绝承认与执行外国裁决的理由归咎于公共政策以外的其他理由时,应当援引其他理由,只有在极为特殊情况下法院才援引公共政策的条款。ICC仲裁庭就永宁公司案作出的裁决之所以被我国法院以裁决违反了我国的社会公共利益而拒绝执行,归根到底是该裁决无视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侵犯了按照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专属于我国法院的司法管辖权。     

虚假外国公司法律制度的中国构建:域外经验与本土构造

2020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的正式生效意味着中国进入了对外资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的新模式。中国外商投资管理模式重在备案管理,适用对象是外国投资和外国投资者。有效建立虚假外国公司法律制度,是落实对外国投资者备案管理,进行事中和事后法律监管的重要制度建设之一。在现有中国对外国公司认定的成立地国标准基础上,综合考查外国公司与中国之间的真实联系,作为认定虚假外国公司的标准。基于彰显保障投资自由和公司设立自由的考量,应该承认虚假外国公司的法人主体地位。在对外国投资者实施备案管理中,落实公司登记、代表人的指定和重大信息披露是虚假外国公司准入制度建设的核心内容。虚假外国公司内部事务规范中本地公司法律的适用应限定在维护本国公共利益、公共政策与第三人利益的范围内。     

从信用基础看我国公司资本制度的变革

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公司资本制度是公司信用基础的集中体现。主要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公司资本制度改革趋势是放松资本管制,便利公司筹资。尽管我国公司资本制度的历史演进顺应了这一国际趋势,但法定资本制仍然阻碍了公司运行效率的提高。借鉴主要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先进经验,结合我国国情,基于股份有限公司资合性和有限责任与人和性的公司信用基础差异,变革我国公司资本制度的基本路径是:前者实施折衷资本制,后者实施法定资本制。     

从恶意不清算行为看我国公司清算制度的完善

我国《民法通则》、《公司法》、外商投资的三部法律、《公司登记管理条例》、《外商投资企业清算办法》等法律法规对公司清算作了一定程度的规定，但实践中，许多公司在停业、歇业、经营期满、被撤销、吊销营业执照时．往往根本不组织清算，不合法的退出市场，造成公司债权人利益被损害、公司资产无法清偿债务、劳动者权益被侵害的后果，不仅降低了市场的效率，而且严重危害市场交易安全。笔者以为，这一方面是由于市场主体主观上恶意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所致，另一方面也是南于客观上现行制度的不完善所致。为了规范市场经济秩序，构建诚信社会，应当完善公司清算制度。     

从公司的内涵和治理结构看我国一人公司的立法取向

一人公司与公司的社团性、法人性的冲突只是传统大陆法上存在的疑难。按照英美法上公司的概念,冲突本不存在。各个国家从发展的角度出发,均不同程度地承认一人公司。从立法上看,各国并没有将一人公司单独立法,而是将其与一般有限公司规定在一起,但鉴于一人公司的独特性,又从立法和司法适用上对一人公司加强了规制。我国现行立法限制国内私有资本投资设立一人公司,却开放国有资本和外国资本投资设立一人公司。显然,这是不符合公平竞争精神的,也不利于我国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放弃我国在部分承认一人公司立法基础上的以所有制形式论处的方式,普遍承认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合法性,同时借鉴国外立法规制的先进经验,是现实的,也是完善我国法制所必须的。     

从信用角度对我国公司资本制度的思考

商法意义上的信用指的是商主体所具有的履行承诺的经济能力及其对外表现的可信赖性而获得的社会评 价。信用既具有人格利益,也具有财产利益,通过信用对货币的置换可以达到为公司聚集一定量的资本的目的。在 必要时,并经其他股东同意时信用应被视为股东的有效出资。从建立信用的社会考虑,在我国应实行折衷资本制。     

从新《公司法》看我国公司资本制度的改革

2005年10月27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表决并通过了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新《公司法》)。此次修订的新《公司法》分别在第26和81条对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的资本制度进行了较大幅度的改革,体现了未来我国公司资本制度的发展方向。     

意大利刑事侦查制度的改革与嬗变--兼论对我国的启示与借鉴

意大利 1988年刑事诉讼法典的制定与颁布标志着该国由审问式侦查模式向对抗式侦查模式的根本转变 ,如此激进的改革备受世人瞩目 ,考察意大利刑事侦查制度改革的内容及其运作实践 ,从中探索具有普遍性和共同性的规律 ,对我国刑事侦查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具有重大借鉴意义     

从福克公司案看法院对我国涉外仲裁裁决的监督

本文结合中国法院和英国法院对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庭作出的福克公司仲裁案的裁决所实施的监督,阐述了在国际商事仲裁实践中,裁决地法院撤销其本国裁决和执行地法院拒绝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理由.作者认为,在国际商事仲裁立法与实践上,无论是仲裁地法院依法撤销或者执行在其境内作出的涉外仲裁裁决,还是执行地法院依法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均不对裁决所涉及的实体问题进行审查和监督.对仲裁裁决的司法复审与监督一般仅涉及程序方面的事项.     

对反收购中目标公司管理层行为的规制

在目标公司反收购制度的构建中,最主要的内容莫过于对目标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保护,而完善这项内容的核心所在就是对目标公司管理层行为的规制。从对管理层行为规制的理论来看,结合英美法关于此方面的立法和判例,针对我国的实际情况和证券市场的特点,不难看出我国有必要构建反收购制度。     

浅议涉外网络名誉侵权案件的管辖权问题

涉外网络名誉侵权行为的实施地不易确定,损害结果地为数众多,传统民事管辖权的规则面临挑战,目前国际上在理论和司法实践中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和做法。我国立法也没有明确的规定。针对网络名誉侵权行为的特点,网络名誉侵权案件应由侵权行为地法院或被告住所地法院管辖,侵权行为地包括实施被诉侵权行为的网络服务器、计算机终端等设备所在地和受害人受损害的结果地,损害结果地是指诽谤言论的传播地,同时又是原告的住所地或居所地或工商营业所所在地或法人的营业地,如果侵权行为地和损害结果地不一致,由原告选择管辖法院。     

论法律意义上的仲裁地点及其确定

结合国际商事仲裁立法与实践 ,阐述了法律意义上的仲裁地点的含义 ,仲裁地点、开庭地点与仲裁庭合议地点之间的联系与区别 ,以及仲裁地点的确定方法。结合我国有关确定仲裁地点的立法与实践 ,提出了准确地确定仲裁地点对于不断地完善我国现行国际仲裁和国内仲裁立法 ,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的意义。     

论双重版电影版权的“二元”承认与保护——一个国际贸易体制下电影版权保护的国际法新原则

境外电影作品的引进产生双重版电影版权的保护冲突问题,对此依我国现行法律无法实现对境外电影作品版权的合理保护。本文提出双重版电影版权二元承认与保护的理论,并在对这一理论进行多维分析的基础上,阐明了其合理价值及其对于完善我国涉外版权关系调整与保护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论述了境外原版电影版权的各项具体著作权在二元保护理论中的配置问题;提出了境外原版电影在中国境内享有的版权和禁止的版权的版权二分法;认为不论对境外原版电影作品的何种版权的侵权形式均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以有利于禁止境外违禁作品在中国境内的非法传播,并给出立法建议以期完善我国的境外电影作品版权保护制度。     

试论我国物权变动的安全制度体系之构建

我国物权变动的安全制度体系应当包括 :承认物权行为理论并予以制度规则体现 ,以满足民法理论完善、缜密以及物权变动安全追求的需要 ;确立公示公信原则 ,以适应市场经济对财产归属与流转安全的要求 ;取消传统的善意取得制度规范并将其精神归缩到公示公信原则之中 ,进而使公示公信原则成为客观统一的物权变动识别制度。这一物权变动的安全制度体系之构建 ,是法律制度本身和谐互补的要求 ,也是市场经济安全、有效运转对法律制度的要求。     

论我国公务员范围的拓展

我国<公务员法>的颁布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时代导向性.其中,交流与回避制度的精细化、申诉制度的进一步完善、聘任制的确立以及下级对上级说"不"的制度安排,都成为人们赞许和圈点的理由.不过,<公务员法>调整范围的拓展,即公务员的泛化与非专业化,却有违分类管理的发展趋势和时代要求,也必将引发理论上的无谓纷争和现实中的执法混乱.因此,针对该问题展开比较法、行政法、宪法以及立法目的意义上的学术反思,不但有利于公务员制度自身的完善与良性发展,而且必将会对我国时下的宪政改革和法治建设提供智识支持.     

菲律宾对外国法院判决的承认与执行

在国际民事司法协助中 ,外国法院判决有其特定的含义。菲律宾《法院规则》明确规定了外国法院判决的效力。一位在判决的承认与执行方面倍受尊敬的菲律宾权威列举了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判决的要件。对外国判决的承认不需要提起任何诉讼 ,但一项外国判决的执行需要提起单独的诉讼     

论法律意义上的仲裁地点及其确定

The paper studies the concept of the place of arbitration in comparing with the legislation and practices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It also stresses on the connection and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place of arbitration, the place of hearing, and the place where the arbitration tribunal deliberates the case, as well as the method of deciding the place of arbitration. The author also analyzes the current legislation and practices of the determination on the place of arbitration in China. The paper pointed out that it is important in both theory and practice to promote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in China and amend domestic arbitration legislation in determing place of arbitration properly. Zhao Xiuwen, professor, has been teaching international business law in the law school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since 1984. She used to be a Fulbright research scholar in Georgetown Law Center of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and other universities (USA), and as a visiting professor in universities and research institutes (UK, Germany, Italy, Austria and Australia). She also works in the panel of China International Economic & Trade Arbitration Commission (CIETAC),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WIPO), Chartered Institute of Arbitrators (CIArb), Singapore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Center (SIAC) and some local arbitration commissions in China. She is the author of several books and dozens of articles i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law and commercial arbitration, i.e. arbitration system in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copyright,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nd trade arbitration law, etc.     

论不动产登记的效力

关于不动产登记的效力有四种不同的模式,意思主义之下的登记不具备公示公信效力,而只是对抗第三人的要件;债权形式主义登记有其合理性,登记具有公信力,但不具有绝对的公信力;我们应采取德国式的物权形式主义登记并借鉴托伦斯登记制度的优点来完善我国的不动产登记制度,赋予登记绝对的公信力。     

支配于物的事实与支配于物的权利--兼论物权的排他性与物上请求权

物之支配是人的意志对物的支配,意志及于物上的载体有二一是占有,二是物权,于是物之支配可以区分为物之事实支配与物之权利支配。排他性是物之支配的规律性要求,在物之事实支配中,排他性表现为支配的现实性之争;在物之权利支配中,排他性则表现为支配的正当性之争。事实支配与法律正当性的结合,导致了正权原占有在权利层面具有了对世性;事实支配与法律正当性的分立,则衍生出物权请求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