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商事域外取证中的障碍立法探析

在国际民事诉讼领域，各国障碍立法的产生主要源于对美国单方面域外证据开示的对抗。美国联邦民事诉讼程序规则所规定的证据开示极为广泛。同时，美国法院还经常单方面地获取域外证据。美国法院的这种做法遭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很多国家认为美国证据开示制度是对本国司法主权的侵犯。在早期，许多国家对美国的证据开示命令只要采取外交抗议的方式。其后，一些国家为了对抗单方面的美国域外证据开示，纷纷制定障碍立法，禁止或限制在特定领域向美国法院提供证据。而美国法院为了缓和与其他国家的冲突，也先后采取了礼让分析、平衡原则、善意原则等来减少与其他国家的冲突。研究其他国家的障碍立法也可以得出一些对我国有益的启示。     

证据犯罪罪名体系域外考察及其启示

对证据犯罪罪名体系进行域外考察,可以借鉴域外立法的先进之处,弥补我国立法的不足。通过对我国现行证据犯罪罪名体系立法沿革的考察,可以发现现行立法在罪名设置标准、犯罪圈划定等方面存在不科学之处,在此基础上对域外证据犯罪罪名体系予以立法考察,分析域外立法的可借鉴之处,从而在罪名设置标准、犯罪圈的划定、减免刑罚等方面启示我国证据犯罪立法。     

从中美比较法视角检视《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的程序性规定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发源于美国法制,我国新近《非法证据排除规定》之立法难免受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影响。本文以中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比较为视角,考察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定》中关于证据排除的适用阶段、启动程序、证明责任与证明标准以及救济程序等程序性规定的立法内容,以期对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相关内容进行准确认识和解读,并探求我国语境下应然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而谋求对其改进与完善之道。     

刑事诉讼中电子数据的证据能力规则研究

以立法目的之差异为区分,我国的电子数据证据能力规则可分为关联性规则和四项排除规则。当前的司法实践中,各项排除规则存在性质不明、应用失序、内容缺失等三方面的问题。基于对已有规定和域外有益经验的总结,电子数据证据能力规则的完善既需有解决"硬伤"的整体性思路,也需要克服"软肋"的阶段性应对。     

中外渎职罪主体的比较研究

渎职罪是一种危害性相当严重的犯罪，我国刑法规定的渎职罪主体范围过窄。世界上不少国家和地区刑法对渎职罪主体范围的规定相对宽泛，我国有必要汲取和借鉴国外域外渎职罪立法的优点和长处，从而逐步完善我国渎职罪的立法。     

反垄断法的域外适用法律问题研究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贸易与投资自由化 ,在反垄断法中规定域外适用效力已成为反垄断立法的普遍趋势。本文在对反垄断法的域外适用的发展、一般性原则以及域外适用所引起的冲突与协调研究的基础上 ,指出我国应在反垄断立法中规定域外效力并提出应遵循的原则     

试论电子证据的认证及立法构想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对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着深刻的影响，法律制度也是不可避免的受到科技的影响，科技对证据的影响尤为巨大。本文从对电子证据的认识入手，着重把握对电子证据的认证，同时还从立法的指导思想、立法的模式和立法的内容三个方面提出对电子证据认证的立法构想。     

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划分标准:比较、反思与重构

我国学者关于"能否直接证明案件主要事实"的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划分标准有悖于逻辑学一般规则,也无法满足理论与实践的需求,而域外学者就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的划分标准则较为科学合理.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的划分标准应界定为:能否直接证明诉讼中依照法律规定需要证明的事实.     

两大法系证据立法模式之比较

证据立法模式的选择是证据立法必须率先考虑的问题之一。本文对两大法系的证据立法模式从证据原则、证据调查及证明标准等方面进行了比较，并分析指出两大法系所属各国在审判组织、法律文化和诉讼价值目标等方面存在的差异系两种模式之形成原因。     

论侵权法中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安全保障义务

我国《侵权责任法》对网络服务提供者(ISP)安全保障义务缺乏明确的规定,借鉴域外立法经验,考虑ISP安全保障义务对公民权利的保护、社会总成本的合理分担、对安全保障义务的合理理解等因素,我国立法应当明确ISP的安全保障义务.具体制度构建上,既要考虑立法、司法解释对相关概念的明确,在司法上厘清判断标准、明晰适用原则,又要强调行业自律、政府引导与监督、网民监督与自我约束.     

犯罪学Vs刑法学——刑法学话语霸权之终结

对这两门学科的定位所出现的偏颇,造成了对刑法学的过度尊崇和对犯罪学建设的边缘化趋势。从方法论的角度分析,犯罪学在全部刑事科学中的学科地位是处于基础学科和"前犯罪学科"的位置之上。犯罪学是一门实证与思辨相结合的学科,其所运用的科学方法论同刑法学的逻辑分析方法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刑法学需要以犯罪学的研究成果作为立法和司法的前提与基础。     

判断“科学证据“的科学性标准——中美有关证据制度的比较研究

"科学证据"并不一定科学,因此审查经科技手段取得的证据应当有明确、科学的标准.标准的确定着重解决证据本身所使用的科学方法和应用证据解决具体问题所使用的科学方法或程序.而制定我国判断证据科学的标准时,应以波普尔"证伪说"为理论基础,吸收DAUBERT具体标准的优点,克服其不足之处.     

全面理解和把握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科学技术是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技术的有机统一。科学技术在生产力中的作用应是 :生产力=人×(社会科学理论 +自然科学理论) +(生产工具 +生产对象)×技术。只有这样理解科学技术及其在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 ,才能避免重技术而忽视科学、重自然科学而忽视社会科学的偏向。     

新世纪:青年应担当起科普的使命

公众理解科学是现代科普最鲜明的特征 ,也是时代发展的要求。青年是社会上最富有创造力的群体 ,肩负着继往开来的时代重任。面对新世纪的科普重任 ,青年要适应历史发展的趋势 ,在加强自身科技素养的同时 ,担当起让公众理解科学的历史使命。为此 ,青年在现代科普传播过程中 ,要从提高国民生活质量 ,解决国民的迫切需求出发 ,正确领会现代科普理念 ,将科普的重心从单纯的科学知识传播向以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为内涵的全方位的科普传播转移 ,改变以往单向交流的传播方式 ,走向双向交流的互动形式 ,从而让科学真正走向公众 ,也让公众真正理解科学 ,并提升全体国民的科普素养。     

试析政府在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中的作用

科技生产力在现代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竞争也越来越激烈。世界各国都把发 展科技生产力作为综合国力较量的关键手段。因而,发展科技、实现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成为 现代国家政府首要的基本的职能之一。如何发挥政府在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中的作用,是实现我国 “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一环。     

论科技异化的立法应对

科技异化现象的滋生与蔓延,既使传统法律受到挑战,也给传统法律变革带来机遇。在应对科技异化的挑战中,科技立法不断发展,其突出表现是确立了科技增进人的幸福的立法宗旨、科技无害于人的立法原则以及可持续发展的立法目标。我国的科技立法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法制建设的推进而发展,但与科技异化治理的要求相比还有一定距离。完善我国科技立法,要求在立法原则上突出以人为本和生态安全,在立法内容上促进科技进步与防治科技异化并重,在立法结果上构建全面协调统一的科技法律规范体系。     

科技法律与科技进步的相互影响与作用

科技进步是科技法产生与发展的基础.科技法律对科技进步的巨大影响,表现在科技法能为科技进步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形成激励科技创新的机制,制约政府的短期行为,确保国家和社会的科技投入力度.科技法的这种作用也为15至18世纪中国与西欧科技立法的反差导致科技优势的逆转、19世纪荷兰专利法"立、废、立"的经验教训、20世纪韩国与美国的科技立法对科技与经济发展的显著作用等例所证明.     

刑事科学技术是第一破案力

第一破案力是对刑事科学技术在刑事侦查作用中的科学定位。新形势下 ,各级公安机关必须大力加强刑事科学技术工作 ,以现代化的技术装备和手段对付犯罪 ,努力提高侦查破案效能和刑事办案质量。为此 ,首先各级公安机关领导要牢固树立科技意识、人才意识、物证意识 ;其次 ,大力开展规范化建设 ,充分发挥刑事科学技术的关键作用 ;第三 ,努力创造条件 ,推进刑事科学技术的可持续发展。     

加强法庭科学的标准化建设

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提升了法庭科学在庭审中的地位。庭审愈加依靠鉴定结论等科学证据作为定案依据，法庭科学标准化问题随之凸显，对法庭科学进行质量控制迫切而重要。加强法庭科学的质量控制体现在四个方面,即鉴定程序的规范、鉴定机构的完善、鉴定人员素质的提高和鉴定标准化建设。     

浅议聂荣臻对科技工作的管理

聂荣臻元帅 1956年至 1966年主管中国的科学技术工作 ,为中国科学技术的腾飞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科技管理工作的主要特色可以概括为 :不畏艰难、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爱惜人才、尊重人才的指导思想 ,法规建设与机构组建并重的工作方针等。这些工作作风、方针与指导思想不仅是聂帅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且将作为党的宝贵精神财富继续指导着当今中国的科学技术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