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问政的政治学思考

网络问政对政府决策、公民的政治参与和政治社会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是我国公民参与网络问政仍存在部分领导干部对网络问政认识存在误区、公民参与网络问政的自由缺乏有效规范、公民参与网络问政的相关制度环境缺失等问题。因此，强化政府引导、推进网络问政健康发展，提升领导干部对网络的认识与应对能力，培育公民有序理性参与网络问政的意识。     

从微博问政看社会管理中的公众参与问题

微博问政正成为草根网民参与社会治理的新途径。微博问政搭建起"政府—公民"互动沟通新渠道,培养了公众积极参与社会管理的现代公民精神,敦促政府不断与时俱进,转变社会管理理念,对提升社会管理中的公民参与具有积极影响。微博问政也折射出当前中国社会管理中的不足。针对存在问题,要转变政府职能,在社会管理创新与完善微博问政良性互动中扩大公众参与,实行政府信息公开,构建政府与公众的互信,引导网络舆情的健康发展。     

善治目标下的我国信访制度改革

善治是建立在政府与公民社会合作基础上的社会管理模式。信访是我国社会主义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渠道,需要政府与公民的广泛合作。以善治为目标推进信访制度改革,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是人民群众的迫切愿望,也是政府管理的内在要求,因此是我国信访制度改革的目标和方向。     

公共危机视阈中的政府治理

公共危机削弱了政府合法性基础,对传统官僚制"统治"模式提出了严峻挑战.治理和善治理念倡导政府与公民的双向互动与合作,以公民参与为内在特征和本质要求.它有助于政府化解公共危机,提升政治合法性,克服市场和政府的双重失灵.基于"积极公民"和"积极政府"合作管理公共事务的参与式政府治理模式,是实现善治,建设合法性、法治化、透明性、责任性、回应性政府的有效路径.     

善治视角下的网络政治参与

善治和网络政治参与,是我国政治研究和政治建设中出现时间不长的新课题、新实践,与民主政治息息相关的这两者,不可避免地具有某种内在联系.网络政治参与对善治发挥着积极功能,但同时也具有负面效应;善治则对网络政治参与起着规范作用.为了发挥网络政治参与对善治的有效推动作用以最终实现善治的目标,从政府方面来说,应该本着治理的理念,和网民进行合作,对网络政治空间进行共同管理,为网络政治参与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从公民方面来说,网络政治参与要做到积极、理性和负责,同时还要讲究方式和方法,注重策略与艺术.     

网络问政平台建设研究

网络问政平台既是民意表达的新出口,也是舆论监督的新途径,更是解决社会矛盾问题的新载体,它的制度化建设需要建立相应的回应机制和沟通协调机制予以保障。回应制度是政府与社会通过互联网平台合作共治、广泛互动,政府及时有效地回应社会公共需求和公民利益诉求的一种办事规程或行动准则。网络问政平台的沟通协调机制建设,需要把网络问政与网下问政结合起来,以实现科学问政、民主问政和依法问政。     

中国“网络问政”能否带来政府善治

近年来,网络问政在中国已渐成趋势,并在政治生活中发挥一定的作用。乃至今年两会上,不少地方把网络问政正式写进政府工作报告。而温家宝总理的两次在线访谈,更进一步掀起了民众的网络问政热情。一、网络问政不会自动达成善治中国有接近4亿的网民规模,网民的文化水准和参与热     

网络问政:提高政府执政能力的新途径

政府执政能力的高低,关系到政府的合法性和民心向背问题。当前,政府执政能力存在与公民沟通不足、追求扩张自利性、公信力不足、处理矛盾问题能力不足等突出问题。网络时代的到来,突破了传统公民政治参与的主客观因素制约。网络问政有助于提高政府执政能力,具体表现为促进政府与公民良性合作、提升政府形象,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监督政府行为、构建服务型政府,提高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基于此,要建立健全互动沟通机制、加强网络问政立法建设、建立健全跟踪制度和问责制度、建立健全网络舆论引导机制来加强网络问政,提高政府执政能力。     

论公共政策中的公民参与

公民参与有助于公共政策的民主化、合法化和理性化.公民参与必须具有自愿性、有效性,但我国公共政策制定程序中还存在着任意性、非透明性以及公民参与的不平衡性等问题.因此,必须明确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法律法规;建设公共政策的公示制度和有效的反方机制;增强公民意识,培育公民精神;形成"善治"的社会治理理念,增进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互动与合作.     

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路径出自善治的视角——出自善治的视角

政府欲实现善治必须先行打造服务型政府,服务型政府与善治相辅相成,它是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加强服务型政府建设,必须基于以下几种路径：民主化路径．即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拓宽公民参与渠道;法治化路径,即加强法律至上观念的养成,完善富有民主精神的监督体系;透明化路径,即摈弃错误观念,强化公仆意识、法治意识、服务意识;责任化路径,即公共管理以人为本,以谋取公共利益为最高目标,不断强化责任政府的内控机制和外控机制。     

“第三条道路”理论与参与式治理模式的构建策略

参与式治理强调政府与公民社会建立良性的合作互动关系,鼓励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管理,倡导权力中心多元化和公民社会的主体性。“第三条道路”理论从经济观和社会观两个维度回应了参与式治理的核心内容。参与式治理模式的提出顺应了新公共行政和新公共管理的理念,具有构建的现实基础。只有培育公共精神,提高公民参与意识;积极培育公民社会,鼓励支持民间组织发展;改革传统的行政管理体制,建设“善治”政府,才能缓解政府政治合法性危机,建立政民合作治理,超越传统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新型政府治理模式。     

地方政府领导干部政绩考评公民参与机制创新

社会转型、政府管理创新、民主浪潮的澎湃和信息技术高度发展,给地方政府领导干部政绩考评公民参与机制创新带来了挑战。但机遇和挑战并存,机遇寓于挑战之中,地方政府领导干部政绩考评公民参与面临的新环境,也必将为其创新带来良好的机遇。     

政治参与视野中的微博及其健康发展

在我国当前转型发展和社会利益矛盾多发的背景下,公民的网络社会参与尤其是网络政治参与,逐步凝聚为一种巨大的社会力量,值得关注。网络政治参与是公民政治参与的一种特定形态,而微博凭借其独有的传播优势,已经承担起问政议政的重要功能,成为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便捷形式。就微博问政议政的健康发展而言,理性有序参与应当成为参与者坚持和信守的重要价值准则。     

走向善治：当代中国行政改革的方向

善治是建立在政府与公民社会合作基础上的、谋求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模式,适应了新时代背景下行政管理的需要。以善治为目标推进中国政府行政改革,是政府适应行政环境变化的必然要求,也是行政文明发展进步的必然要求。     

“第三条道路”与参与式政府治理模式的构建

参与式治理强调政府与公民社会建立良性的合作互动关系，鼓励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管理，倡导权力中心多元化和公民社会的主体性。而“第三条道路”政治从经济观和社会观两个维度回应了参与式治理的核心内容。参与式治理模式的提出顺应了新公共行政和新公共管理的理念和要求，并具有构建的现实基础。只有培育公共精神，提高公民参与意识；积极培育公民社会，鼓励支持民间组织发展；改革传统的行政管理体制，建设“善治”政府，才能缓解政府治理合法性危机，建立政民合作治理公共事务，超越传统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新型政府治理模式。     

公民选择权利形成的依据、本质及其保障机制——基于服务型政府模式

公民参与政府的公共服务，既是现代公共管理民主化、高效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也是公共部门实现其公共责任和善治的一个重要手段。公民选择权利的形成依据是马克思主义人本与服务理论，其本质是由民作主。服务型政府模式下公民选择权利的实现在于政府法治的保障、政治道德的保障、信息技术保障及公民参与公共管理活动的自我保障。     

网络问政视阈下政府执政能力的提升路径

网络问政作为网络时代政府执政和社会管理的创新形式,是实现政府善政与善治的助推器,在此背景下,如何有效提升政府执政能力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文章首先从执政理念、政府角色以及治理方式三个方面阐述了网络环境下政府职能转变的趋势,并就此提出了网络问政视阈下提升政府执政能力的具体路径。     

网闻摘录

正电视问政,公众需要的不仅仅是"抱歉""惭愧""下决心""下一步"……这是西安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接受电视问政现场频频传出的热词,面对来自现场、网络及电话热线的提问,"红脸""出汗"与"尴尬微笑"亦成为当晚接受质询官员的真实写照。近年来,多个省市对电视问政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和尝试。很多地方的电视问政,成绩并不令人满     

浅谈微博问政中的沟通问题及对策

随着我国政府行政体制改革的推进,政府与公众之间的沟通越来越受到重视。近年来,微博作为一种新兴的社会媒介进入人们的生活,并凭借其突出的便捷性、开放性和互动性等特征,迅速占领了网络高地。政府部门及公务人员开设微博越来越普遍,政务微博也成了政府与公民进行沟通对话的新渠道,但是其中真正广泛开展问政沟通的并不多。当前我国微博问政在极大加强公共沟通的同时,存在着沟通不力的问题,政府及公务人员要与民众之间实现有效的沟通,借助微博提高问政效率,这还需要在多方面做出努力。     

问责视角下电视问政的效果评价——以A市《电视问政》节目为个案

电视问政作为新兴的舆论监督形式,它为官民对话搭建了新的平台,为政府回应民意提供了重要的途径。然而,随着电视问政的发展,节目中曝光的一些突出问题常被拖延,有些甚至不了了之。一些公众开始质疑节目仅仅是官员们的表演秀,并没有发挥"治庸问责"的作用,更没有建立起长效的问责机制。因此,对相关理论阐述之后,选取问责的五个维度(透明化、监督性、参与性、回应性和惩罚性)构建电视问政的评价指标,以A市电视问政节目为例,评估其是否达到了问责的效果,并针对调查结果提出相关的见解,从而为电视问政监督政府提供新的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