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治视野下政府治理能力基本要素探析

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要提高我国政府的治理能力;政府治理能力的所要达到的境界是善治。善治视野下政府治理能力基本要素包括政府获得合法性能力等六个方面。认真对待政府治理能力的基本要素有助于解决当前的一些群体性事件。     

善政：政府转型必经之路——基于善治理念的理性反思

下一步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是实现政府转型,善政是政府成功转型的必经之路,也是实现善治的关键所在,基于对善政视闽下六种政府治理模式的探讨,得出服务型政府治理模式是当前有效实现政府转型的有效途径,为此需要进一步完善善政体系,本文提出了五个方面的相应对策,并进而探讨了政府转型的突破口即如何实现“善政——善治”动态平衡的问题。     

社会治安治理建设路径研究

善治理论与实践是从20世纪90年代逐渐兴起的,其本质特征在于它是通过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以达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我国的社会治安治理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追求一种社会治安的善治.因此,应从善治理论出发,以善治理论的基本要素为立足点,探讨社会治安治理的法治化治理、参与性治理和有效性治理,深入分析善治理论下进行社会治安治理的困境,为社会治安治理提供一种新的建设路径,使其最终走向善治.     

优化政府能力的路径思考——一个"善治"的视角

在全球治理变革的形势下,我国政府管理理念实现从统治到善治的转变,应成为当前我国政府能力建设的指导性原则。在中国现实的国情下,实现善治应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当前我国政府的能力与善治语境下的政府能力相比具有很大的差距,为此应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提升政府能力以实现善治。     

公民理性、政府善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公民理性与政府善治均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要逐步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既需要借鉴西方国家的百年治理经验,也需要总结传统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相关理论与实践,在此基础上以公民理性与政府善治作为基础支撑,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发展进程。     

以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实现善治

作为一种全新的治理理念与模式，善治可以分为法治型善治与效能型善治两种类型。效能型善治所针对的治理之困正是法律的局限性在治理领域的表现，效能型善治与回应型法具有内在契合性。中国的善治既要实现法治，又要防治过度法治、硬性法治，需以纠纷及纠纷的多元化解决机制为动力、为保障。     

深圳市政府善治水平公众认知的主成分因子分析

通过对深圳市政府善治水平公众认知的数据分析,可见影响深圳市民对政府治理水平评价的关键因素在于政府法治程度和服务意识,其次还有政府职能设置、财政支出去向、政府政策稳定程度和政府人力规模等硬性制度指标。由此,建议政府应继续推进以善治为导向的行政体制改革,建立以公民诉求为导向的责任型、服务型政府,在改革过程中要注意"硬件"与"软件"改革相配合。     

制约“平安广西”建设的群体性事件化解方式研究——以善治为视角

广西区内群体性事件现状、特点及诱因表明,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制约平安广西建设实效的重要因素。善治作为一种治理模式可以引入对群体性事件的治理。通过加强政府机制、市场机制和社会机制建设,构建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互动、共同参与的善治模式,能有效化解群体性事件。     

从善政走向善治:政府何为

不管是从应然层面还是从实然层面,从善政走向善治都可以说是各国社会治理的未来趋势.在一国从善政迈向善治的过程中,政府至少应该并且能够扮演三个角色,即“同辈中的长者”、“培育者”以及“改革者”.第一个角色要求政府既要放下身段,与其他治理主体开展合作共治,也要能够挑起治理与善治的“大梁”.第二个角色则要求政府利用自身资源,以一个服务者的姿态,努力培育合作伙伴,从而为有效合作共治奠定基础.第三个角色要求政府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政府通过及时的自我变革,实现自身的内部结构优化,提升自身的治理能力.     

政府-社会-公民间的良性互动——善治视阈下群体性事件的解决之道

善治是一种全新的治理理念,其根本特征在于政府与社会之间建立良好的合作互动关系。近年来,我国各地接连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因此,从善治的角度对我国群体性事件的成因进行分析并提出解决的路径选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整体性治理视阈下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提升的新思路

作为最前沿的公共治理理论之一,整体性治理理论与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研究具有一定的适切性,以整体性治理理论作为分析工具,勾勒出了以整体性治理理论作为分析框架的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提升的新思路。     

基于公共治理理论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治道变革研究

治理理论在世界范围内的蓬勃兴起对我国的理论界和政府改革实践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作为政府重要职能之一的社会治安管理,我国提出和实施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方针,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在社会转型的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也面临着治道变革的内在要求。这种治道变革首先要在人的思想观念和认识层面上把根植于中国计划经济背景下实质为综合"管制"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统一到现代治理理论的框架中来,然后才有可能在辩证否定政府或市场单一中心治理的基础上,实现多中心治理的治道变革。     

网络化治理与我国政府职能的转变——以控权-服务论为视角

目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政府职能转变是社会转型的必然要求和关键所在。戈德史密斯教授和埃格斯教授所提出的网络化治理理论强调在公共服务供给中更深层次的公私合作及政府更高水平的网络管理能力,对我国的政府职能转变有重大的借鉴意义。结合网络化治理理论,构建网络化政府。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结合“控权-服务论”,促进我国政府职能的转变。     

现代治道与治道变革

治道 ,就是人类社会治理公共事务、解决公共问题、提供公共服务的基本模式。传统治道的制度平台包括无限政府、人治政府、专制政府、集权政府和封闭政府等构件 ,现代治道的制度平台包括有限政府、法治政府、民主政府、分权政府和开放政府等。从前者向后者的变化就是治道变革。本文探讨了传统治道和现代治道的基本内涵 ,中国政府治道变革的基本历程 ,以及治道变革作为一个无休止的变革过程的基本特征。     

经济全球化与中国政府治理变革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治理和善治问题已经成为摆在中国政府面前的重大现实课题。当代中国政府治理变革的基本目标在于:推进有限政府、法治政府、分权政府和民主政府的制度建设,这四个要素乃是构成政府善治的最重要的制度平台。推动政府治理变革的主要动力来自于:开明政治家的改革取向、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知识分子的理论力量、国际制度的制约力量以及全球竞争的外在压力。     

解读公共治理：双重维度分析

公共行政领域的治理应该界定为公共治理,它是指在自组织治理的基础上,政府参与其中并起“元治理”作用,政府与自组织形成互动型治理网络,共同谋求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治理形式。从精神维度上看,公共治理追求自由与公平的终极价值,彰显公共性的本质,塑造理性化与契约化的公共精神,预设有限理性的政府;从制度维度上看,公共治理以自组织网络为组织基础,以“元治理”为政府角色,以有限政府为政府的制度形态,以后科层制为组织模式。此双重维度共八个要素相互支持、相互强化,支撑起了公共治理的理论大厦。     

2006：中国政府治道变革的进展回顾

2006年,中国政府提出建设"和谐社会",这个概念在治理意义上的核心内容是以人为本,协调发展;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管理创新,建设法治政府、责任政府、阳光政府、民主政府。从优先发展到平衡发展,是2006年中国政府治道变革方面取得的最大变化。2006年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治道变革进程中的重要一年,良好的治理不仅仅是一个理念和技术,也不仅仅是政府推动的改革运动,对于很多发达国家来说,善治早就有了良好的制度和文化的基础,需要的是在技术上的改善。而对中国来说,不仅仅要变革理念和技术,更重要的是需要从根本上奠定相关的制度基础以及文化基础,而制度以及文化基础的变化往往是长期的过程。     

公共治理理论及其引发的变革

如何提高政府管理水平 ,改善公共领域绩效 ,这是 2 0世纪 7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公共治理强调多元主体的治理和治理方式的多样化 ,被认为是对传统公共行政范式的替代 ,对提高和改善公共物品的数量和质量有着积极意义。     

三角模型框架下协同型政府的特征分析——以官僚制政府和企业家政府为参照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西方国家相继进入了新一轮政府改革运动。与“官僚制政府”和“企业家政府”相比，新一轮改革强调部分之间协调行动、相互促进，强调整体功能大于局部功能之和。我们将这一轮改革所欲实现的政府形态称为“协同型政府”。将三角模型作为协同型政府的组织分析框架，并与官僚制政府和企业家政府相比较可以得出，协同型政府表现为善治的政府、“无边界”的政府、“社会人”政府、使命驱动的政府、灵活应变的政府、“外向型”政府和“魅力型”政府。为此，政府必须着力培养战略思维和发展眼光；必须努力提升自身形象和凝聚力；必须不断提高合作能力；同时，又必须善于放权，吸引更多主体参与治理。     

邓小平的责任思想与“责任政府”建设

当前,“责任政府”建设成为行政现代化中的热点话题。实际上,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初期起,邓小平就提出了以责任为核心的行政管理思想,包括建立严格的责任制、加强对政府的监督、提倡“领导就是服务”三个方面。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我国的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呈现出明显的责任趋向;同时,这一思想某种意义上也成为“责任政府”思想在中国的发端,为中国行政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