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的人性关怀与刑罚轻缓化

人性就是人类基于自然原因和社会原因所产生的内在需要。人性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这与资产阶级倡导的唯心主义私欲观、利己主义是不同的。实现人性的手段可以做价值判断，人性本身却没有善恶之分；人性不能得到满足是犯罪产生的终极原因，我们的制度设计应该尽量满足人性而不是压制人性；人性满足得越充分，发生犯罪的可能性就越小，同时人们对刑罚的敏感度也越高；那些具有普世价值的诸如民主、自由、平等方面的人性需求，在当今我国还需进一步满足，以便为刑罚轻缓化创造良好的氛围。     

用伦理道德扬善抑恶

笔者坚信，“人之初，性本善”，人天生就具备孟子所称的“善端”。人的本性是人性，人性始终是向善的。人既具有善良的人性，但人作为一种“会说话的动物”，还存在一定的兽性（动物性）。人虽然偶尔为恶，但恶不是人的本性。人性之恶（如果还能称之为“人性”的话）是人兽性的表现。人性和兽性共同存在于人之中，且在不停地相互冲突、相互斗争。如果人性战胜兽性，人就会为善；一旦兽性击败人性，     

监狱学高级人才应当具备的人性理念

人性之所以是一个不坏的东西，是因为人性蕴含着仁爱、诚实、正义等等方面的正面含义。作为监狱学高级人才，具备的必要的人性理念是基础性的。这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积极意义。政法院校要担当起人性教育和训练的责任。     

人性预设视域下宪政的内核与外延

人性善恶的论说，在中西方政治思想的发展历史中一直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以人性善与人性恶的双重抽象预设观为切入点，详细分析人性在宪政制度运作中的重要作用，并通过对人性阴暗面的正视与分析，阐述了现代社会人性之复杂性与宪政制度的相互关系。     

诱惑侦查的人性分析

诱惑侦查是一种高效的侦查措施，但在理论和实践中备受争议，究其原因是我国还缺少对诱惑侦查的人性研究。在诱惑侦查中也存在人性的“善”与“恶”，对人性的拷问恰恰是诱惑侦查所急需解决的基础性伦理问题，是在法无明文规定下正确指导诱惑侦查的基础。对诱惑侦查所必然具有的人性风险的规制必须采取道德控制先行原则，制定优良的道德控制体系实现对其人性风险的规制。并且对诱惑侦查的立法也要实现人性化。     

多维人性论

人的客观存在是立体的、多方面的。从多维的数学方法研究认识人性,比较全面;人性是人的特质赋予的本性或品性,可分为基本人性、高级人性、低级人性与潜在人性,从不同方面反映人的实质;基本人性人人皆同,潜在人性人人皆有,但高级人性与低级人性却有所不同;这对于拓展人性认识视野、丰富对人的认知、提高对人的教育与管理的理性等,都具有重要的价值。     

论犯罪预防的哲学基础

犯罪预防的目标是防患于未然,其哲学基础是人性的恶与善及人的理性与非理性。人性恶、人的非理性使犯罪预防具有必要性;人性善、人的理性使犯罪预防具有可能性。应注意犯罪预防的可能性与现实性的界限。     

“共同人性”与“差等人性”的重新反思

“共同人性”与“差等人性”是人性问题上纠缠不清、争论不休的古老话题。历史上,“共同人性”曾经遭到“性三品”论和“阶级人性”论的冲击和批判,当下又遭到非本质主义哲学的解构,似乎振振有词,理直气壮,其实矛盾百出,遗患甚多。重新盘点、比较、甄别和反思中外思想史上关于“共同人性”与“差等人性”论述的得失,清除差等人性论,肯定共同人性论,不仅在当下具有极大的理论和实践上的拨乱反正意义,而且对于自觉认识和把握普遍人性,顺应人性制定政策方针、实现国泰民安,具有十分重要的启迪意义。     

人性与制度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需要即人性。因此，人性是历史的、不断发展变化的。历史上的人性善恶说，曾被作为社会制度的预设前提，人性的发展要求也在影响着制度的变革。反之，制度的优劣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或制约着人性的发展。人性与制度的辩证关系，对我国当今的制度创新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对传统“亲亲相隐”原则法律价值的透视

从一定意义上讲，法律的人性化构成了法律的价值基础。“亲亲相隐”制度恰恰抓住了人所具有的悲悯之情，为刚硬的法律注入了人性魅力，使法律理性和天然人性实现了有机统一。它为修正我国刑事法律的人性匮乏提供了实证支撑。     

刑法之根基

一部刑法的发展史，实际上就是一部人性的发现史。新刑罚体制对旧刑罚体制的取代，无不是人性的彰显。通过对人性的基础探究，透视人性与刑法的关系。冀望能为我国和谐社会建设背景下的刑事法治建设有所建言。     

人性与规范之间的张力——从“范跑跑事件”谈起

＂范跑跑＂的言行引发了一场举国的或法律或伦理道德的大批判,但批判的正当性何在？＂汶川大地震＂已作为一个历史事实存在于人们的印记中,这个事件折射出了人性与规范之间的张力。幸福是个人的终极目的,但幸福既具有涉己性也具有涉他性,由幸福的涉他性衍生的是一条公正原理,规范是公正原理的外化形式。人性在完全涉己时是与规范分离的,而只有在人性涉他时才与规范相合。之所以会产生人性与规范之间的张力,在于规范对个体人性的强势模糊了人性的涉己和涉他的界限。     

嫌疑人近亲属作证境遇建构论

嫌疑人近亲属的作证境遇具有多重性和突性，负有作证义务却无法摆脱人性的呼唤。嫌疑人近亲属作证境遇重塑，应当从人性和法理双重视角进行反思，并在此基础上，探求将辩护机制引入犯罪构成理论，建构嫌疑人近亲属拒证权。     

论企业公民的正义性

作为＂经济人＂和＂社会人＂角色的企业公民,不仅是在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背景下催生出来的,也是现代西方学者提出来的新概念。在经济活动中,企业公民是一种经济与人性有机统一的社会行为主体,具备相应的经济人性、道德人性和制度人性的特征。企业公民的人性正义性要通过经济人性正义性、道德人性正义性和制度人性正义性三方面具体表现出来,最终实现＂利己＂、＂利他＂和＂律己＂三者在企业公民内部的结合和统一,从而形成具有正义精神的企业公民形象。     

人性假设运用于中国公共行政的原则与路径

人性假设运用于当代中国公共行政应该符合阶级的、历史的、实践的和时代的四个原则。人性假设运用于中国公共行政的正确路径就是要按照上述原则对当代中国公共行政中人性假设的运用情况进行梳理和反思。具体说来，就是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人性观为指导；对公共行政进行人性的反思；坚持与当代中国公共行政管理实际相结合。     

马克思人性思想的哲学意蕴

人性问题自古以来就是许多哲学家、思想家研究的中心问题。马克思以前的思想家在研究人性问题时，都没有抓住人性的实质，而且他们的研究方法和思维逻辑也都是错误的。人性的涵义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来理解。马克思是从分析劳动入手进而深入研究人的社会关系，最终科学地揭示了人性的奥秘：人的实践性是马克思科学考察人性的基点；人的社会性是马克思科学人性观的核心。     

人性视阈中政治制度设定的合法性问题分析

伴随着公民政治人格的发展与完善,制度建构的合法性问题日益凸显,并成为政治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对历史上中西传统人性观进行研究,以便揭示出人性本质,并为政治制度建构提供人性根源的依据,导正政治制度安排中合法性缺失的偏差,具有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     

政治哲学视野下的“无赖假设”

休谟的"无赖假设",绝不是对人性的贬低,它只是一种"应然"和"实然"、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区分,以及方法论上描述与分析的不同应用。"人性善"不能作为政治制度设计基础的主要原因在于,"人性善"从未得到过有效的证明,将其视作政治制度的基础也不具有普遍同意和普遍接受的特性。"无赖假设"并不排除政治家道德修养的必要性,二者是一个可以相互融合的人性。     

人性思想教育和公安教育关系分析

在我国现阶段公安教育中，必须要把人性教育作为根本指导思想，把人性思想作为公安教育的主要内容和方向。文章对人性思想教育观点和主张进行介绍，对公安教育中应该包含的人性思想进行分析，并对人性思想教育如何融入到公安教育深入探讨。     

论人权本原的双重属性

人权的本原源自人性。人性具有人的自然和社会双重属性。人的自然属性是事实问题，并不能涵盖幸福、平等、博爱、正义、理性、理念和理智等方面。人的自然属性是人权的源泉。人的社会属性是价值问题，是人权价值所在，是多样性的统一。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相辅相成，构成人权价值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