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现实困境及建构维度

马克思在建构其社会治理思想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原则,视人民群众为社会治理的根本力量,将人民监督看作社会治理的根本保障。新时代我国公众参与社会治理仍有其局限性,结合马克思人民参与社会治理理论,新时代应从强化问题导向、倡导学用结合、加强社会沟通、激发基层活力四个维度出发,形成政府治理与公众参与合力,从而实现政府治理与公众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     

增强社会治理多元主体合力的路径选择

随着人类社会的快速现代化发展,社会越来越开放,社会利益主体分化,社会治理难度与复杂性日益加剧,无法依靠政府力量解决社会所有问题。必须将集中于政府的权力科学合理地分散于社会,使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得以持续互动,形成政府与社会对公共生活的共同治理,促使公共利益最大化。从中国国情出发,从坚持党的领导、强化政府主导、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扩大公民参与等方面着手,发挥多元主体合力,推动社会治理创新,进而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     

社会组织参与困境儿童救助研究

近年来,社会组织作为新生的社会力量助力我国社会治理,成为困境儿童救助工作的重要推动力量,社会组织在儿童救助项目中凸显了个性化服务、高效能行动和广泛的资源链接等优势,但总体上仍存在着自主能力不强、社会认知不足等问题,制约着社会组织参与困境儿童救助工作的发展。基于此,社会组织需要在政府、家庭、社区等多元主体的各方协作中,明确自身定位,强化内生能力建设,从而提升社会组织参与困境儿童救助工作的效能。     

家乐福等超市价格欺诈的法律思考

前不久，家乐福等大型国际性超市涉嫌价格欺诈诱骗消费者，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也引发了进一步加强我国相关法制建设的思考。家乐福等大型超市实施价格欺诈行为有法制不健全、政府有关部门监管力度不足、消费者不能形成有效的消费维权合力等诸多原因。治理家乐福等大型超市价格欺诈需要依靠但又不能仅仅依靠健全法制予以保障，还需要进一步加强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对相关行业或领域的监督管理力度、强化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和守法意识、提高消费者的消费维权意识以及加强舆论监督等方面内容。     

社会监督：遏制社会性监管失灵的有效途径

监管失效、低效、监管权滥用、监管乏力等社会性监管失灵现象可以经由社会监督来加以遏制。这是因为，社会监督能为社会性监管政策、法律的完善提供有益参考；能有效弥补监管滞后、动力不足的缺陷；能有效降低监管权被滥用的可能；能一定程度地节省社会性监管的行动成本。强化社会监督在遏制社会性监管失灵中的重要作用：一要积极宣传引导，提高社会监督意识和水平；二要健全法律制度，保护公众监督权利；三要强化政府支持，提升社会监督力度；四要疏通监督渠道，形成社会监督合力。     

南宁市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发展历程、现实困境和纾解路径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社会组织作为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参与载体,其发展活力和发展水平直接影响社会治理效能的提升。南宁市社会组织积极参与社会治理,较好地发挥了服务南宁经济社会发展助推器的作用,但也存在着内部建设不足,缺乏有效指导等问题。通过对现实问题的分析,寻找社会组织更好地参与社会治理的路径,以期为南宁市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借鉴。     

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的现实问题与路径选择

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国家治理的神经末梢，是研究中国社会治理的重要场域。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是实现社会有效治理的重要议题，而重塑由政府介入、市场参与、组织发展与居民集体行动构成的社区治理新结构则是其要点。政府是引导者、服务者与监管者，提供基础性社区服务；市场是资源的主要供应者，满足社区居民日常多样化的物质与精神需求；社会组织是政府与市场的补充者与调节器，通过公益服务实现社会效益最大化；社区居民是社区事务的参与者，通过集体行动维护自身权益。在多方参与、良性互动的新治理结构下，依靠法治保障与科技支撑，多元主体民主协商、通力合作，进而建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共同体。     

再造社群：“村改居”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设路径——以广州市N社区为例

再造社群是建设基层治理共同体的重要环节“。村改居”的空间改变打破了基层社会的关系秩序、治理秩序和生活秩序,使社区治理陷入信任缺失、参与不足和规范失效的困境。基层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关键在于再造社群,即社区通过利益契合鼓励居民建立公共信任关系,通过责任赋予推动居民积极参与公共事务,通过情感激发促进居民遵守公共规范,使其成为潜在的社区治理资源,并能够被组织起来发挥作用。在城市社区,滕尼斯意义上的“共同体”较难实现,而“村改居”社区凭借其遗留的村庄治理资源再造社群,对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具有启发意义。     

贵州省农村贫困的协同治理研究

目前贵州省农村贫困治理主要面临以下问题:政府机构的贫困治理职能重叠;市场组织的贫困治理参与不足;社会组织的贫困治理力量薄弱;贫困群众的贫困治理能力不足;贫困治理主体的协同机制缺失。协同治理是突破贵州省农村贫困治理困境的有效路径。为此,应优化政府机构的贫困治理职能;提升市场组织的贫困治理参与能力;增强社会组织的贫困治理力量;提高贫困群众的贫困治理能力;完善贫困治理主体的协同机制。     

新时代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实践路径

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新时代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举措。新时代,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需要凝聚“人人有责”的治理共识,激发“人人尽责”的治理活力,实现“人人享有”的治理目标。当前,我国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建仍面临社会主要矛盾转变引发的社会主体利益分歧、社会治理权责边界模糊可能降低治理效能、社会治理体制机制不健全可能削弱社会治理意识等诸多挑战。因此,我们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以推动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建设,调动社会治理主体积极性以增强社会协同治理能力,拓宽治理渠道以提高人民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热情,推动科技创新应用以数字技术赋能社会治理现代化,多措并举以切实有效推动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     

私营部门参与数字政府治理的困境及破解之策

私营部门参与能够有效提升数字政府治理能力,但由于私营部门与政府部门在服务能力方面存在差异、私营部门对网络安全重视不够、公众对私营部门的社会责任认识不足等原因,导致私营部门获取资源较为困难、私营部门电子商务网络防御能力较弱、公众对私营部门参与数字政府治理的信任度较低。为促进私营部门参与数字政府治理过程,应提供稳定且高效的支持机制,强化资源的整合及有效利用程度,夯实人才基础并优化参与环境。     

网络治理视野下的政府决策

网络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基本要求是实现政府和社会多元主体公共参与，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活力，实现自我维护、自我管理。从传统的网络监管到符合时代发展方向的网络治理，可以有多种思路，从提高决策科学性，增强政府治理能力的角度看，可以考虑建立三种机制实现网络治理，即“政府－网民”应答互动机制、“政府－民间”第三方参与的网络舆情分析机制、“评估－纠错－问责”衔接机制。     

我国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实践意义与理论思考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这一最新理念的提出,既是对现实社会变迁与民众需求变化的回应,也是对社会转型背景下政府、市场与社会关系结构变化的反映,是新时代我国社会建设的必然要求、社会秩序与活力再平衡的重要举措和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现代化和社会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下,注重实现政府治理、社会调节与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将以一种扎根中国社会文化土壤的社会团结机制凝聚社会建设多维度合力,其制度建设具有切实可行的实践路径。中国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将极大增进中国社会现代化的道路自信与制度自信,对推动全球治理思维和治理话语转变以及社会学话语体系和知识体系的建构也具有重要意义。     

发挥社会组织在协商民主中的作用探析

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作为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载体，社会组织具有整合、协调、维稳、治理的功能，在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有效反映群众诉求、化解社会矛盾、弥补政府公共服务不足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发挥社会组织在协商民主中的作用，关键在于激发社会组织的活力。其中，推进社会组织统战工作是前提，完善社会组织发展环境是基础，加强社会组织自身建设是保障。     

30年来上海市政府推动青少年保护工作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委和市政府的领导下，上海的青少年保护工作取得了长足发展。上海市政府及其各职能部门在推进青少年保护工作中的作用主要体现为：政府为主导，建立健全青少年保护机构与机制；服务青少年，形成特色鲜明的活动项目；关爱青少年，促成青少年保护的社会合力。     

物业管理融入城市社区治理的共生路径

物业服务企业是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重要主体之一,对提升我国基层社区治理能力与推进治理体系现代化意义重大。物业管理与社区管理作为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同时存在的两种不同管理体系,两者的有效融合关系到和谐社区、文明社会与幸福中国的构建。新时期,物业管理在管理思想、管理技术等方面存在诸多困境。为此,需要法制创新,明确城市社区治理主体的权力与义务;需要体制创新,打造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需要组织创新,兼顾市场利益与社会效益;需要管理创新,以技术赋能城市社区治理。     

重大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治理：生成逻辑、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

重大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治理不仅是社会稳定的必然要求,也是应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重大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具有演化趋势难控制、爆发周期难预测、产生危害难消除等特征。文章从基础逻辑、行动逻辑和结果逻辑三个方面阐述重大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治理的逻辑理路,指出存在政府应对不精准、社会参与不充分和网民参与不积极等困境。在此基础上,从政府、社会、网民的角度提出强化政府主导、提升社会协同、完善网民参与等优化路径,旨在提升重大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治理的实效。     

浅议创新社会治理中的公民参与

公民政治参与是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石、是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政府要适应社会治理的发展趋势,推进简政放权,从市场、社会能够自我治理的领域中逐步退出,并着重从如下四个方面着手推进公民参与,即:重视培育公民精神、拓宽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渠道,重视非政府组织、利益集团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确保弱势群体在社会治理中的不缺位及以制度的创新保障公民在社会治理中的有效参与。这是激发社会治理的活力之源,最终实现善治治理目标的重要路径。     

协作治理视域下精准脱贫中的政社协作问题

社会大扶贫格局形成的同时,社会组织参与政府协作扶贫存在着角色尴尬、政社行动意愿博弈、参与环境不足及公共服务提供碎片化等问题,影响了政社互动协作的扶贫效果。协作治理理论为精准脱贫当中政社协作碎片化困境的解决,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也契合了社会组织参与扶贫治理的工具要求。当前继续完善政社协作体系,加强政府在协作中的主导作用,增强社会组织在政社协作中的协同作用,提升社会组织自身服务水平,是有效解决精准脱贫中的政社协作问题的有效方法。     

准扶贫的“最后一公里困境”及其评释

精准扶贫"最后一公里困境"是当前中国基层治理中的突出问题。本文通过对贫困地区"镇——村"场域内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运行逻辑进行分析,以了解扶贫资源和扶贫压力如何由乡镇基层政府传导到贫困村庄,以及在村庄内部形塑何种治理状况。贫困村庄的私人化治理,精准扶贫政策的应付型执行,扶贫资源的低效率使用,贫困户动员不足等是精准扶贫偏离其最终靶向的重要因素。走出"最后一公里困境",需要充分发挥农村党组织的引领作用,有效引导贫困户参与扶贫工作,通过强化扶贫资金监管,加强村务公开、落实村民自治等途径,完善农村基层治理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