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留学生对中国人的刻板印象研究

分两阶段调查广州地区的泰国留学生,考察他们对中国人刻板印象的内容、方向和强度,探究在华时间、汉语水平、是否华裔、对中国文化的了解程度等因素的影响。结果表明,泰国留学生对中国人既有正面刻板印象,又有负面刻板印象;前者内容比后者多,强度比后者高;"好学"和"粗俗"是最深刻的正面和负面刻板印象;是否华裔与对中国人的正面刻板印象显著相关,对中国文化的了解程度与正面和负面刻板印象显著相关。最后分析了刻板印象背后的成因。     

“中国技术威胁论”的批判与应对

美国等西方国家鼓吹和散播的“中国技术威胁论”,立基于西方进攻性技术民族主义和“修昔底德陷阱”的观念基础。“中国技术威胁论”表现样态复杂多样,集中表现为中国技术“偷窃论”“间谍论”“霸主论”“数字威权论”“武器研发威胁论”五种类型。“中国技术威胁论”是遏制中国发展的“中国威胁论”新变种,是资本主义国家转移治理危机民众视线进而维护治理优势幻象的新伎俩,是塑造中国负面形象进而恶化中国对外交往环境、消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内认同的新手段。有效应对“中国技术威胁论”需从话语与实践双重维度展开,一方面要遵循中国立场与国际视野相结合、内涵性与大众性相结合、继承性与创新性相结合的原则,生产出有效的应对话语;另一方面要实现“技术威胁”恐惧的逆向转化,推进信任传播与好感传播,发挥技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助力作用。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

五十年代中叶以来,在战后迅速成长起来的新一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开始逐渐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重点转向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从而形成了一系列新的理论流派和思潮。从他们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国家机器的具体分析看,其研究之深入细致,争论之广泛激烈,在二十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问世以来的历史上是不曾有过的,特别是在法国、联邦德国以及美国,“西方马克思主义”在这个领域内的大量著述,不仅在他们自己的队伍内部,而且在整个西方政治学界都已经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曹顺庆比较文学变异学产生原因初探

当前正值比较文学第三阶段“中国学派”的建立时期，借此时机曹顺庆先生提出了比较文学变异学的理论，这种理论的提出有望为“中国学派”的建立提供有益启示，并对打破学术界的西方话语霸权局面有所帮助。试图通过分析学术界普遍存在的“学术失语”问题，和当前比较文学界对“形象学”和“译介学”归属不当问题的争论，探讨曹顺庆先生比较文学变异学理论提出的原因。     

来华留学生中国人刻板印象研究

本研究主要探讨了来华留学生对中国人刻板印象的内容与结构。通过开放式问卷调查,首先获取了来华留学生描述中国人的27个形容词;然后请153名留学生对这些形容词进行评定。通过探索性因素分析发现,来华留学生对中国人刻板印象的结构包括热情、能力、负面行为、生活方式四个维度。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分析了刻板印象的不同维度与留学生对中国人喜欢程度的关系。本研究还进一步讨论了研究结果同之前结果之间的差异,以及在促进留学生与中国人交流中的意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

近几年,国内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同志多起来了,出了一些成果,取得了可喜的进展;但也无形之中给人留下一种印象,似乎真有一种“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似乎“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了西方当代的马克思主义思潮。事情恐怕不这么简单,下面谈点粗浅的看法。一、“西方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统一的思想体系“西方马克思主义”一词究竟出于何处,始于何时,有兴趣的同志当然可以作些考证。这个词,六十年代以后才被较多的西方学者     

维护国家主权是实现人权的根本保障

某些西方国家及其部分学者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在主权与人权关系问题上,提出了诸如“人权高于主权”、“人权无国界”、“主权不属内政”、“主权过时”和新“人道主义干涉”等所谓新理论。这些理论蓄意歪曲并从根本上颠倒了国家主权与人权的关系,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人权文书的规定,也不符合国际人权实践。     

从“斯诺登”看西方的虚伪

揭露美国“棱镜”案的主角斯诺登提出避难申请的法、德、芬、荷、挪、波、奥、意、爱、西、瑞士、冰岛等12个西方欧洲国家，无一愿意受理。欧洲国家，向来以“人权卫士”自居，法、德等国每年都要接收大量来自世界各国的“避难者”。斯诺登冒着生命危险，揭露美国监控盟国和其他国家，为维护法治、民主和各国公民的隐私权作出了“重要贡献”。欧洲议会议长舒尔茨表示，斯诺登的揭露显示，已有西方国家在使用专制统治，他为维护世界舆论的知情权助了一臂之力。德国绿党负责人特里廷表示，如果西方国家不能保护斯诺登，这是西方“民主”的“耻辱”。这类表态足以证明，他们认可斯诺登对维护法制、民主、公民隐私权的贡献。     

后马克思主义思潮评介

“后马克思主义”的称谓最早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初的一些著述之中，是随着“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出现而出现的概念。后马克思主义所反映的是当今西方一些赞同“后现代主义”的学者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种种态度；     

古巴经济改革震动世界

坚决打破铁饭碗 “古巴经济改革，国有部门要裁员100万”。这一消息14日震动了世界。此前，古巴的改革给西方的印象是“温和”、“谨慎”、“步子太小”。古巴何时变，又如何变，朝什么方向变，     

中国道路生成的文化逻辑北大核心CSSCI

中国道路既有实践生成的逻辑,也有文化生成的逻辑。前者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结合的过程;后者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因为科学社会主义所追求的价值是公平,而公平、公正等都“公”的观念恰恰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元素。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以整套体系的方式进入中国的,而是随着西方启蒙主义时期的现代性观念如民主、科学、平等、公平等观念传入中国的。西方这些观念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公”的观念在东西方两条文化河流中流动、激荡,最后两条文化脉络因“公”的观念而搭建起了一道桥梁,最终在20世纪初相互融合而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这无疑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母腹。同时,最初是因战争失败,后来又因经济的快速发展,这两大因素促使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反思,从器物文化、制度文化、思想文化的三重反思,从而逐渐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社会实践的指导地位,从而实现了从文化逻辑向实践逻辑的转换,最终寻找到了古老东方国家现代化的中国道路。     

反全球化与金砖国家合作——一种跨层次理论分析

<正>一、反全球化浪潮的生成及其后果冷战后期以来,起源于西方世界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深刻地改变了全球秩序与国内秩序。尽管许多非西方国家在不同程度上主动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采取了妥协和融入的战略,但是,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一些非西方大国并没有像殖民时期和冷战时期的许多非西方国家那样最终沦为西方世界的附庸。相反,冷战结束后,这些非西方大国对西方世界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全球秩序构成了越来越大的挑战。非西     

“绿党”源于中国说

自清初康熙皇帝断言西方传教士带来的西学“源出自中国,传及于极西”(《康熙政要》卷十八)后,几百年来“西学源于中学”说便一直薪传不绝,近代以来,更是蔚为大观。有趣的是,近代各不相同的政治、思想流派,却居然都宣扬“西学源于中学”,以为自己的主张服务。公认的早期改革者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申明:“诸夷晚出,何尝不窃我绪余”。洋务首领、俗称“鬼子六”的恭亲王奕诉,则以此说反驳顽固派的责难:“查西术之借根,实本于中术之天元,彼西土目为东来法”,“中国创其法,西人袭之。”陈炽甚至大胆断定当秦汉中国大乱之际“必有     

新公共管理视角下的我国行政改革之路

当代西方行政改革的基本趋向是践行“新公共管理”模式。“新公共管理”模式是适应知识经济、信息时代而进行政府改革和行政创新的必然产物。作为传统公共行政模式的替代物,“新公共管理”实践模式的出现是公共部门管理特别是政府治理变革史上的一次重大突破。它从治理理念、治理结构、运作方式和过程等方面对行政体系进行了全面的创新。它对西方行政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西方行政发展产生了巨大的积极推动作用。因此,有必要借鉴西方“新公共管理”模式来探析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与创新之路。     

中国特色协商民主体系研究的战略定位与主要议题：一个分析框架

近年来，中国协商民主研究在概念和实践层面实现了广度和深度的拓展，经历了“国外理论译介”“理论本土化”“协商民主制度化”三个重要发展阶段。从学术史的脉络来看，构建协商民主体系是中西协商民主研究需要解决的共同理论性问题。当下，中国特色协商民主体系的研究本质是以实践为导向，通过理论要素、制度要素、效能要素、话语要素四大关键议题的设置，形成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理论体系、制度体系、效能体系和话语体系，使协商民主研究的主要内容与社会层面的主要需求相匹配，从而为推动中国特色协商民主体系的构建提供分析框架和理论指引。     

论马克思自由思想的鲜明品质

自由问题在马克思思想体系中是一个重要主题,马克思的自由思想在吸收和批判西方传统自由思想的基础上廓清了对人的自由的各种“限制”也消解了所谓“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之间的对立,呈现出深广的延展性;它因与人的实践活动紧密相连而具有极大的丰富性和包容性;马克思在宽广的历史视野下审视人的自由,从而决定了其自由思想的超越性和普遍性。这些鲜明的品质是马克思自由思想与其他思想家特别是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自由思想相区别的重要标志。     

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正义价值吁求与实践取向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以生态正义为价值主旨，既以“和谐共生”作为“基本内核”规划了人与自然之间生态安全关系的理想状态，又以“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作为“合理内核”规定了人与人之间生态利益关系的现实要求。“和谐共生”“公平普惠”相统一，不仅完整回应了何为生态正义的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吁求，而且蕴含着根本途径、根本保障、根本力量与根本方法等实践取向，系统回答了中国式现代化如何实现生态正义的实践之问。作为一种制度正义，“和谐共生”“公平普惠”之生态正义以中国式现代化所创造的制度文明新形态为依托，全面超越了西方生态正义论抽象的思想言说，在生态特色维度彰显了与西方生态现代化的本质差别，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重要的原则遵循。     

略论邓小平的国权重于人权思想——兼评!“人权高于主权”说

邓小平关于国权重于人权思想的提出,是对西方资产阶级人权理论的深刻揭露,它为我们正确进行国际人权领域的斗争提供了科学的思想理论武器。 人权与国权的关系,是一个极端重要的人权理论和实践问题。正确分析和回答这一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近年来西方一些国家竭力鼓吹所谓“人权至上”、“人权无国界”、“人权高于主权”等荒谬论调,并借此干涉别国内政和侵犯别国主权。针对西方一些国家宣扬的人权至上观,邓小平明确提出了国权重于人权的思想。1989年10月,他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说:“人们支持人权,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权。谈到人格,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格。”(《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31页,     

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对西方话语垄断的解构

西方政治文明实践的合法性话语是西方话语的根基，肇始于“西强东弱”的历史时代。伴随“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来到，东西方“攻守势易”的萌芽初现，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日益显露出无可比拟的优势。在这一优势的基础上，一方面，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所负载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作为全新的民主形态的角度，完成了对西方传统选举民主的去蔽；另一方面，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本身作为全新的政党制度形态，也意味着对西方竞争型政党制度的超越。正是这种去蔽与超越的双重努力使得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得以深深扎根于中国土壤，有机融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理论与实践体系的本土建构进程中，进而推动实现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对于整个西方话语垄断的解构以及对于本土阵地的复归。     

布朗主导英外交动向

从布朗首次访美“不卑不亢”的表现,表明新政权奉行更为“均衡”对外政策布莱尔执政期间,“自由干涉主义”在对外政策中滥用。英国参加了北约对科索沃的空袭、追随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这些政策造成负面的效应日益显露,驻伊英军深陷泥潭难以脱身,受到国内朝野一致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