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建设:“三公消费”治理的路径选择——基于行政成本理论的视角

因公出国(境)费、车辆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简称“三公经费”)的支出在我国长期以来一直居高不下,从而导致我国行政成本过高,行政效率低下,政府绩效受到严重影响,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研究“三公消费”的现状和解决办法,对于解决我国政府行政成本过高具有重要意义.以行政成本为切入点,分析我国“三公消费”的社会现状和管制现状,阐述“三公消费”的制度漏洞,针对“三公消费”过高问题从制度建设的视角提出的对策和建议在于:以公开“三公消费”为基础加强公众监督,“三公消费”与公务人员绩效评估挂钩,完善我国相关财政制度,加大对违规者的惩罚力度和推进政府行政层级扁平化改革,等等.     

论行政成本

行政成本是政府行政活动对经济资源的消耗,降低行政成本,建立经济型政府,可以减轻民众的负担,重塑党和政府在民众中的威信。     

降低政府行政运行成本研究

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要求转变政府职能,着力降低行政运行成本,强化政府治理的有效性,本文从界定政府行政成本入手,准确透析政府行政成本过高的成因,在此基础上提出如何降低政府行政成本的治理措施,以期全面提升政府的行政效能。     

电子政务的行政成本及其社会视野

电子政务一方面增加了某些行政成本,另一方面又具有多方面节约行政成本的潜力。电子政务能否从整体上节约行政成本,取决于增加的成本与减少的成本之间的比较。一般而言,电子政务之初行政总成本会增加,只有到电子政务发展到一定的时候,行政总成本才会降低。从长时期看,电子政务的行政成本可能是一条先升后降的曲线。电子政务能否真正节约行政成本,有待实践的长期检验。当今需要超越单纯的行政成本,以更广阔的视野全面理解电子政务。     

行政成本

行政成本通常有两种不同性质的定义:第一种定义是指维持国家权力机关运转所耗费的财政开支,即政府非职能性开支;第二种定义是指行政行为的外部性成本。政府(广义政府,即国家权力机关及其附属机构的统称)的存在和运转需要有必要的费用耗费,包括     

“关键时期”的社会矛盾及其化解

即将开始的"十二五"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能否有效地解决我国社会存在的突出矛盾,关系到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关键时期"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表现在经济发展方式、政治经济体制、社会利益分配、社会文化生活等方面。化解这些矛盾,要坚持整体性原则,坚持科学发展,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转型期行政发展的成本分析

我国当前行政发展的特殊性 ,决定了投入成本的两种基本形式 :一般成本和特殊成本。各国在其行政发展过程中都必须支付一般成本 ,包括模式成本和过程成本 ;我国转型期的行政发展还需要支付特殊成本 ,它具有非自然进程性、二元对立性、示范效应性、频度集中性等特征 ,包括政治成本、学习成本和时间成本。     

降低行政成本 建立廉价政府

我国是世界上行政成本高昂的国家,行政成本高不仅降低了行政管理的效益,还影响了政府的形象,降低行政成本已成为当前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本文分析了我国行政成本居高不下的原因,并提出了降低行政成本的有效措施.     

行政之恶的正视与矫正——基于艾赅博与百里枫的《揭开行政之恶》

现代公共生活中出现的最严重的问题之一,是行政过程中包裹着的邪恶,即"行政之恶"。行政之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行政之恶现象严重影响着政府的威信,考验着政府的执政能力,挑战着政府的"合法性"。其虽然具有不可避免性,但必须正视并采取措施进行防范和加以矫正:高举"红灯",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兼相爱,交相利",强化审慎的公共政策选择;认知行政本质,强化行政伦理精神。     

降低行政成本的路径选择

降低政府行政成本是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共同趋势和要求，但各国政府的实际执行情况却差异较大。自党的十六大提出降低行政成本以来，十六届四中全会又一次把降低政府行政成本列入工作日程，并将其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措施。根据我国行政成本运作中存在的问题及我国行政成本较高的成因分析，应从以下几个方面降低政府行政成本：一是强化公务员的成本降低意识；二是建立合理的行政绩效评估方式；三是科学界定政府职能，合理设置政府机构；四是规范政府运作方式，降低行政运行成本；五是改进管理方式，推进制度创新；六是引入市场机制，实行企业化管理。     

降低行政成本 提高行政效率

国家财政部余天心等专家撰文，对政府如何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提出几点建议：     

公共选择理论的“理性人“假设评析

"理性人"假设是公共选择理论的核心.公共选择理论的"理性人"假设,对于我们正确地审视传统政府管理理论的缺陷,构建既能够有效地解决实际问题、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健康发展,又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新型政府管理模式,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但是,"理性人"假设及以其为核心的公共选择理论也逐渐暴露一些不容忽视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因此,我们需要以对政府管理或一般的行政管理过程中的人性的多角度审视来超越"理性人"假设,并形成对以其为依据的政府管理模式的有效限制.     

地方政府行政成本规模及其增长测度的指标设计

对一级政府行政成本状况进行考察时,必须从广义的角度、联系当地财政收支的特点和社会经济现状及其地域地貌和人口分布特点等进行研究,更要从其相对规模、专业结构和专业效益等角度去分析,而且绝对不能绕过对预算外行政成本的考察。而考察的目的,是希望寻找到切合现实情况的行政成本的“最适合”总量规模,“最恰当”的支出结构以及最大化的专业效益。     

政府绩效管理中的行政成本控制

行政成本控制既是政府绩效管理的目标之一,又是影响政府能力发挥和绩效管理水平提高的重要因素.它在政府绩效管理中的重要地位主要体现在:政府绩效管理的起点是控制行政成本;降低行政成本是现代政府实施绩效管理的重要动力之一;降低行政成本同提高管理绩效本质上是一致的;重视行政成本的控制有助于政府绩效管理科学化.现阶段我国政府绩效管理中行政成本缺失产生的问题:一是政府绩效评估模式主要是服务于单纯的经济发展战略模式;二是行政成本没有被纳入绩效考评的指标体系;三是缺乏科学有效地控制行政成本的制度及运行机制.实现对政府绩效管理行政成本控制的途径:首先,应强化公务员的行政成本控制意识和效益观念,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其次,重新设计政绩评估体系,树立科学的政绩观;第三,建立以行政成本为主要内容的政府政绩评估指标体系;第四,建立科学的绩效评估制度.     

行政成本与政府绩效评估

将行政成本引入政府绩效评估过程具有重要作用。采用以行政成本为基础的成本效益评价指标来考核政府绩效 时,必须建立政府工作效益评价制度以及以行政成本效益为核心的评价指标体系。     

降低政府行政成本浅探

降低行政成本是提高政府行政效率、减轻政府财政负担的主要问题，如何解决行政成本偏高问题是我国建立高效低耗政府的关键。本文从行政成本的定义和我国目前行政成本偏高的现状入手．从行政学的角度分析了行政成本偏高的主要原因，并寻求解决我国行政成本偏高问题的途径。     

当代中国行政管理模式转型：由“无限型”走向“两合型”

行政管理模式是政府为管理社会而形成的社会互动机制,按照社会资源配置主体的不同,可分为"无限型"、"两合型"和"有限型"三种。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国政府选取的是"无限型"行政管理模式,其在发展过程中表现出了"事务式"管理理念、"行政命令"管理方式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管理途径等特点。随着我国行政环境的日新月异,这种相对封闭、僵化的管理系统日益落后于时代的要求。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开始建设动态性的"两合型"行政管理模式,在其调适过程中,"服务式"管理理念逐渐树立、"法律式和经济式为主,行政式为辅"管理方式逐渐形成,"统一领导,因地制宜"管理途径逐渐理顺。"两合型"行政管理模式的这种调适为我国向"有限型"行政管理模式的转变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地方政府行政成本控制合理化探讨

当前,我国地方政府行政成本控制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支出偏高,地方政府行政成本占财政支出比重过大,开支不透明,成本数据不全面。其原因有:没有健全的绩效评估制度,缺乏完善的政府会计核算系统和预算管理机制,地方政府机构臃肿,行政效率低下,行政监督机制不健全,交易成本上升。控制地方政府的行政成本,强化官员的成本意识,建立全面系统的绩效评估制度;建立政府会计制度;合理确定地方政府规模和管理半径,构建"有限政府";建设政府信息化平台,以节约行政成本开支;建立独立而有效的监督机制,以监督行政资源的使用;建立地方间良性的竞争与合作关系,以降低行政交易成本。     

我国政府行政成本畸高根源探究及其控制

我国政府行政成本畸高已给我国社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长此以往,必将影响我国社会进步与国家发展。我国行政成本畸高的根源在于:政府的"帕金森"现象——政府成本的最大化倾向;不计成本、不讲代价,成本意识、观念淡薄;政府职能不清,越位与缺位并存;机构庞大,财政供养人员众多,效率低下,财政负担重;预算约束软化,预算管理过于分散,科学性、透明度不高;政府治理人治色彩浓于法治色彩;干部人事制度与政绩考核缺陷;领导干部职务消费失控,公务员隐性待遇不明;政府行政成本监督体系低效;政府成本会计缺失,政府成本管理缺乏信息支持。     

勤俭从政与政府行政成本关系研究

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对降低政府行政成本工作十分重视,多次从顶层设计的高度提出了具体明确的要求。李克强总理上任伊始,就把勤俭从政作为新一届政府的六项重点工作加以强调,可以说是抓住了降低政府行政成本的关键。研究表明:政府行政成本与勤俭从政存在着深度关联,降低政府行政成本必须从倡勤治懒入手,提高工作效率,缩减政府规模;必须从倡俭治奢入手,完善法规制度,杜绝奢侈浪费。这是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提高政府效率、降低政府行政成本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