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侵害财产权的精神损害赔偿

侵害财产权会造成精神损害吗?会。要赔偿吗?要。有法律依据吗?有。行得通吗?当然。本文主要从 确立侵害财产权的精神赔偿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等方面阐明自己的看法。     

论侵害财产权中的精神损害赔偿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了侵害财产权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司法解释。这是一个全新的司法制度。本文就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以及在实践中怎样实行,进行初步的探讨,提出具体的意见。     

如何有效防止个人信息泄露?

近日,一篇《成都疫情1号病例李某的求救》的文章在网络盛传,作者疑似李某本人从一个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的角度,讲述了他在流调信息披露出来后,在网上被谩骂攻击,甚至被造谣中伤的遭遇.     

公安部严打侵害个人信息犯罪

4月20日以来，公安部部署指挥20个省市公安机关开展集中行动，严厉打击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取得了重大战果。截至目前，各地共抓获犯罪嫌疑人1936人，依法刑拘978人，挖出非法出售公民个人信息的“源头”44个，破获各类刑事案件3024起。     

论侵害占有的损害赔偿

我国《物权法》不仅承认了独立的占有保护,而且还规定了侵害占有的损害赔偿。本文以分析该损害赔偿规范的属性为切入点,检讨占有侵害是否适用一般侵权行为规则,侵害何种形式的占有得产生损害赔偿义务,以及占有损害的范围如何确定等问题,旨在论证侵害占有的损害赔偿规范并非独立的请求权基础,而系参引过失侵权规则。从法律效果与规范目的观察,对单纯占有的侵害无法构成侵权行为,也不存在可得赔偿的“占有损害”,因为单纯占有无归属内容。有收益权限的占有人虽可请求损害赔偿,但得主张者实为“权利损害”,损害赔偿的范围也须以权利的内容为断。换言之,单纯占有不受侵权法保护,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占有损害”。     

论震惊损害赔偿

最近几年,频频出现的“惊吓费”也就是震惊损害赔偿,震惊损害属于纯粹精神损害的一种,从分类来说属于可证实的纯粹精神损害.在侵权法律空白的情况下,对震惊损害予以救济关乎侵权责任法之目的和精神.本文指出剖析震惊损害的具体类型和构成要件,研究震惊损害的责任限制对我国建立健全的纯粹精神损害赔偿体制具有重大意义.     

论个人信息权遭受侵害的私法救济

个人信息权是指自然人对其个人信息的排他控制权,在本质上属于人格权的范畴,但是存在一定的特殊性,与隐私权相比存在诸多差异。当前我国民法体系内还不存在个人信息权这一法定权利,但是刑法体系中已经存在相关罪名用于对侵害个人信息行为的打击。法律依据欠缺、侵权主体多元化以及损害后果的抽象性导致个人信息权遭受侵害后难以实现私法救济。本文前瞻性地探讨了如何从私法救济的角度加强对个人信息权的救济,并提出了相关对策与建议。     

论出生前的侵害

今年来我国司法实践出现了一种特殊的侵权形式,原告主张其于出生前遭受不法侵害,而向加害人请求损害赔偿。本文通过分析出生前侵害的客体、胎儿的生命利益问题及我国对出生前侵害的具体适用规则等方面,指出我国在司法实践中应如何规范此种特殊侵权。     

敏感个人信息的界定及其完善

敏感个人信息的界定是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的重要内容。因为比非敏感个人信息更能反映和影响个人信息主体的重大利益,《个人信息保护法》对敏感个人信息采用更为严格的保护制度。《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8条第1款对敏感个人信息的界定采取客观风险标准。在法学视角下,“敏感”与“高度损害风险”相关联,敏感个人信息处理的损害风险程度较高。损害风险可以单独或同时来源于个人信息内容的固有性、个人信息被非法使用时的工具性以及非敏感个人信息与敏感个人信息的关联性。《个人信息保护法》对敏感个人信息的界定尚不能涵盖所有损害风险来源,应在第28条第1款的基础上辅以场景化路径界定敏感个人信息,具体以个人信息是否揭示或关联敏感内容、受损害主体是否包括其他关联利益人为客观考虑因素。     

问责原则与安全原则下的个人信息泄露侵权认定

当发生个人信息泄露时,个人信息主体多因泄露源头不清而难以有效证明侵权责任的成立。对此司法机关或利用表见证据规则,或利用因果关系倒置,平衡两造在诉讼中的力量关系,但也存在合法性欠缺、混淆行为与损害等问题。破题之策在于借助《个人信息保护法》第9条规定的问责原则与安全原则,柔化《民法典》一般侵权规范的适用。根据问责原则,个人信息处理者应自证个人信息处理行为的合规性,证明已经履行必要的作为义务。与之配合,安全原则要求个人信息处理者承担特殊的安全管理义务,义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个人信息保护法》第51条的相关规定。就因果关系证明而言,问责原则要求个人信息处理者对民事损害负责,当存在不法个人信息处理行为时,可以依据法规目的说判定因果关系的成立;鉴于个人信息处理者承担特殊的安全管理义务,即便个人信息是从第三人处泄露或存在第三人故意介入的因素,因果关系也并非当然中断。     

论纯粹精神损害赔偿

纯粹精神损害是指自然人于其民事权利未受侵害情况下遭受的精神利益损害。在受害人利益保护日益受到重视的大趋势下,纯粹精神利益损害赔偿成为各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难以回避的理论难题。纯粹精神损害存在两种类型:可推知的纯粹精神损害和可证实的纯粹精神损害。侵权责任法规定人身利益损害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意义重大,但应采取审慎的态度,建立多重限制规则避免纯粹精神损害赔偿的滥疡。     

侵害健康权的间接受害人精神损害赔偿初探

本文针对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严重侵害他人健康权并致其近亲属精神损害的案例,和我国侵权损害赔偿制度的立法缺陷,拟就建立侵害健康权的间接受害人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必要性,损害赔偿责任构成要件,损害赔偿的严格限制以及赔偿数额的确定作初步探讨。     

论美国侵权法上的精神损害赔偿

英美侵权法由来已久,但侵权的精神损害赔偿规则是近一个世纪才发展起来的。本文概括归纳了故意侵权和过失侵权所造成的精神损害赔偿规则的演变,及规则演变背后所蕴藏的社会政策的考虑。     

浅析侵害著作人身权之精神损害赔偿

著作人身权受到侵害而受到财产损失,当然可以对侵权人主张赔偿责任。而对于权利人受的精神损害是否应当得到赔偿,赔偿数额如何确定的问题,我国法律并未做出十分明确的规定,同时理论界对此问题也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导致司法实务中对此问题存在裁量标准不一的尴尬。因此,文章拟就此问题进行分析,并偿试性地提出一些拙见。     

侵害个人信息权益所致精神损害的赔偿额计算

个人信息侵权的精神损害赔偿计算问题于技术应用和规范适用层面困扰着司法实践。《民法典》第1183条和《精神损害赔偿解释》第5条是计算精神损害赔偿额的基本依据,但其所采的概算法易滋生司法恣意,无法解释裁判的合理性。通过合理区分赔偿额层次,增加类型化的情节酌定因素,建构发展的限额对照表法能够为个人信息侵权精神损害赔偿额的计算提供明确、科学的标准,于法律技术层面保障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功能最大化。精神损害赔偿是个人信息侵权损害赔偿的主要内容,《个人信息保护法》第69条规定的三种赔偿额计算方式却仅适用于计算财产损失。于法定的概算法下发展限额对照表法,可有效解决个人信息侵权的精神损害赔偿额计算难题。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中个人信息的界定与法益侵害分析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中个人信息的内涵应当与个人信息保护法中个人信息的内涵保持一致。刑法及其司法解释对个人信息的界定存在一定偏差,应予以调整。刑法对个人信息的分类应参考个人信息保护法中的二分法,在具体规定中采取“概括+列举”的方式对个人信息予以规定。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所侵害的法益不是公共信息安全,而是与公民人格权、财产权紧密关联的个人信息自决权。将个人信息自决权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侵害法益符合该罪的立法目的。     

风险治理视角下的个人信息保护路径

数字时代应有效回应信息科技引发的新型信息风险。日益广泛的个人信息处理行为不仅可能会给个人带来多种风险,影响个人人格的全面自由发展,而且可能会对社会与国家造成重大安全隐患。有效保护个人信息,既需要公私主体消极不侵犯个人信息,又需要国家通过不断完善体制机制积极治理信息风险。在风险治理组织上,宜吸收大部制机构改革的历史经验,设立统一的个人信息保护专门机构实施“一站式监管”。在风险预防措施上,应对个人信息进行科学的分类分级以进行不同安全等级的信息风险预防,并以安全与效率的平衡为理念设计个人信息保护影响评估、个人信息出境安全评估等制度。由于个人信息保护执法裁量空间巨大,有必要努力制定个人信息保护处罚裁量基准,并探索执法和解机制以促进企业合规。为了更全面有效地进行信息风险治理,应逐步放宽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强化个人信息保护行政公益诉讼。     

“基于风险”的个人信息保护?

传统上,个人信息保护倚重个体行使控制性权利。近年来,在针对这一保护方法的批评中,一种基于风险的保护方法被提出,并在立法层面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体现。这种基于风险的保护方法的潜力在于,在宏观层面,它有利于强调国家有义务为个体的自我发展创造结构性的环境,并适度关注一些集体层面的法益和损害;在微观层面,它有利于指导抽象的法律原则根据具体场景中的风险水平而合比例地适用。然而,与传统健康、环境等传统风险规制领域不同,个人信息保护领域引入基于风险的方法也面临风险预防缺乏焦点、风险评价无法客观量化、风险的功利考量与权利的道德边界需要协调等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