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制度变迁与民营经济的市场绩效—广州市民营经济发展的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新制度经济学和哈佛学派的产业组织理论,以广州市民营经济发展为个案,从实证角度分析和研究制度变迁对民营企业行为以及民营经济市场绩效所产生的影响,认为政府应从制度非均衡入手,加大对民营经济制度供给力度,推动制度变迁速度,不失为加快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路径。     

政府绩效管理体制改革的制度环境和发展空间——以北京市“三效一创”绩效管理体系为个案

运行近二十年的地方政府绩效评估体制改革。已由绩效评估环节的单一改革深入到以绩效评估为基础进行系统绩效管理的深层次改革。我们以北京市＂三效一创＂绩效管理体制改革为个案,来分析政府绩效管理体制改革的制度基础、发展空间以及所遭遇的困难和阻力,并分析该改革对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影响和深层含义。     

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有效路径研究——基于“制度-技术”的分析框架

基于技术手段应用于疫情治理的成功实践,探索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技术路径,采用“制度-技术”的分析框架,关注我国疫情治理中制度如何吸纳技术应用于治理实践以及技术嵌入对于制度变革和治理效果的影响。制度与技术的双向互动推动疫情治理：一方面,党政机构通过吸纳先进技术工具以完善疫情治理程序,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党领导的制度优势、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势等转化为疫情治理的实际效能。另一方面,在人民至上的制度价值引导下,技术发明、运行、应用的逻辑及其内在的规范性、程序性要求与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文化制度的有效嵌合,推进民主制度优势和文化制度优势转化为疫情治理的民主实践和有效的全民抗疫动员,最终形成了制度与技术的良性互动,由此进一步提升治理效能、强化制度优势。基于“制度-技术”的分析框架,提出坚持技术创新与治理变革,推进社会治理数字化变革;完善制度法规,加强技术治理风险防范等对策建议。     

论高校总会计师制度的多重治理逻辑

我国高校总会计师制度已经出台30余年,这项制度在设计过程中包含了教育始于公平的政治逻辑、资源配置注重效率的市场逻辑和人才培养重视发展的教育逻辑.但30多年以来,该项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却面临着“推而不广”和“绩效偏低”的困境.通过分析“推而不广”的治理逻辑发现,该项制度在设计与执行过程中存在着有限理性与行为选择、路径依赖与制度创新以及价值观念与制度变迁等三对矛盾.     

我国农村土地流转的制度约束分析

近年来,随着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兴起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不断加快,农村土地的流转也在不断加速,但是,由于流转中各种制度约束的存在,使得农村土地流转进展缓慢。就目前来说,农村土地流转的制度约束,既有土地产权制度约束,又有法律制度、征地制度约束,还有社会保障制度约束。分析我国土地流转中的制约因素,可以为我国土地流转中的制度设计和安排,提供一些思路。     

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效率分析

回顾解放后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变革,总结了在此改革过程的经验教训,并利用博弈论知识对集体生产方式进行分析,认为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的目标模式应该是小集体所有制。     

农村土地流转困难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1978年安徽小岗村实行土地联产家庭承包制提高了土地的产出率,为广大农民提供了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但是这样的制度安排难以使我国农业产生规模效应,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虽为土地流转提供了理论指导和政策推动,但是,土地流转依然困难重重,其中土地产权制度残缺是土地流转困难的根本原因;土地流转交易费用高昂是土地流转困难的内在原因;相关配套制度供给短缺是土地流转困难的外在原因。     

社区治理绩效的内涵、框架与实现路径——基于20个案例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社区治理绩效是社区治理结果的表达,对社区治理绩效的内涵、分析框架和实现路径的关注有助于从理论上厘清社区治理绩效的复杂来源,促进实践中社区的有效治理。在探讨社区治理绩效以反映公共价值和持续性为主要内涵的基础上,构建社区治理绩效来源的分析框架,通过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发现,多元权力主体在社区场域的活跃是实现社区治理绩效的必要条件,社区治理绩效实现的要素组合路径包括:基于社区多元权力主体的组织管理路径、基于社区多元权力主体和社区资源的价值建构路径、以社区多元权力主体和矛盾化解为基础的价值建构路径。社区需要结合自身特质,有针对性地提高相关要素来实现社区治理绩效。     

从英美经验看政府成功绩效管理的制度安排

绩效管理是英美等国政府再造中的一个重要的改革工具,对提升政府绩效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政府再造本身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绩效管理要发挥其效用,还有赖于一系列配套的制度安排,以形成"制度合力"。     

制度悬浮:乡村社会治理创新路径偏离的一个解释框架

乡村社会治理创新本质上是制度文本转化为治理实践的过程,由制度设置、制度运行和制度场域这三重维度所建构的制度分析框架也因此成为理解乡村社会治理创新实践的重要视角。制度设置、制度运行和制度场域三者间的耦合程度直接影响着创新实践的呈现样态,并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创新效能的实现。通过案例分析发现,乡村社会治理创新偏离制度预期且在实践场域未能达到治理效能的一个可能性解释是,上级政府在推进乡村社会治理创新时,忽视了制度创新是一个集制度设置、运行与变迁的综合过程,从而导致制度设置、制度运行和制度场域之间的结构性脱嵌,使得制度悬浮于基层治理场域并进一步造成制度文本与治理实践的差距。为避免制度悬浮,推进政策文本有效转化为治理效能,应当注重制度创新的完整性、回应性、协调性与有效性,使制度建设整体上处于均衡状态,从而推进乡村治理有效。     

免费“110”电话制度绩效分析——政府经济学角度

"110"电话是公安部门服务人民的一个重要的途径,也是政府服务职能的体现。"110"电话的建立极大地方便了群众,有利于维护社会秩序,保护人民安全,预防犯罪的发生。然而"110"电话作为免费公共资源,无效报警电话已经越来越常见,造成了公共资源的浪费,严重影响了"110"正常职能的行使。由此,试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110"这种"公共池塘"悲剧产生的原因,并从经济学的角度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中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改革的背景分析

中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组成部分,寓于中国改革开放整个过程之中。国家提出农村土地流转政策是十分谨慎的,在农村实行土地流转也是逐步开展的。中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的改革不是偶然的,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的改革有其必然性和必要性。     

合作治理视域下当前中国环境冲突问题及其机制构建

不同类型的突发事件因其特点和成因不同,对治理模式应有不同要求。合作治理因其平等化、合作化与开放化等特征,使其更适合于社会属性强的群体性冲突事件特别是环境冲突事件。文章首先分析了当前我国环境冲突的演变机理和宏观表征,然后从中央相关政策的出台、现代公民素质的提高、政府行政能力的提升以及民主法治的有效推进等方面,阐释了合作治理嵌入环境冲突治理的可行性,最后围绕完善责权利界定机制、构筑沟通交流机制、畅通利益表达机制和扩大公众参与机制等角度,尝试构建当前我国环境冲突合作治理模式的实现机制。     

国家治理视域下的制度正义

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突出表现为建构一种制度体系来实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国家治理的核心战略,目标在于国家发展、人民幸福、社会稳定。制度正义侧重的就是这个问题,即我们要选择什么样的制度,建构何种国家治理模式,而这个问题可能关乎国家治理的合法性与有效性。基于中国目前在转型期国家治理中所面临的问题,很多方面体现为制度不正义问题,亟待在国家治理视域下考虑制度正义的建构,其实质问题还是在于如何设计和完善制度,让正义理想成为制度设计的可欲目标。建构制度正义必然涉及四个方面的因素:制度正义价值,制度内容的正义性,制度施行的正义,制度评价的正义。     

浅议当前执法环境的“污染”与治理

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受经济利益的驱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问题仍存在普遍化趋向,严重“污染”着执法环境。究其原因,地区利己主义是损害法制统一,扰乱法律秩序,“污染”执法环境的重要因素。 作为执行国家各项法律法规的各级干部,他们的政治素质高低,对决策的正确与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发挥法律的调整和威慑力量,就可从根本上以法制调控系统取代某些领导人凭个人意志对经济工作发号施令,将“人治”转变为“法治”。     

反腐规则与反腐绩效——当前我国腐败治理的绩效分析

各国的反腐规则中通常包含着对反腐成效、反腐重点、反腐主体等方面的界定,它直接关系到国家施行的反腐败战略所能取得的绩效.正确的反腐规则必然有助于取得优异的反腐绩效.在反腐规则上的调整将会推动中国在预防腐败、惩治腐败、控制腐败方面取得更为显著的成就.为了实现腐败治理状况的改善,当前应当将民众满意度作为衡量反腐成效的重要指标,实施更加注重治本的反腐败战略,充分发挥公民在促进更好的腐败治理中的作用.     

特许权制度的治理机制

目前,特许权竞标仅运用于公共事业等少数行业,还没有形成为一种产业治理方式的普适性和分析框架。特许权制度是一种介于市场组织和政府管制之间的经济机制,该机制会因为不完全信息、有限理性、机会主义行为等因素而出现失灵。为此,应从改进竞标方式、优化合同设计、激励企业进行专用性投资、强化监督与惩罚机制等多方面进行治理。     

公司治理语境下“经济民主”的法律分析

经济民主的界定应从自由、平等和共生的基本理念出发,公司作为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其语境下的经济民主体现在一系列法律制度设计上,如股东权利表达体现了自由理念,中小股东保护体现了平等理念,职工参与公司管理体现了共生理念等等。就我国而言,现行《公司法》虽为经济民主的构建提供了一定的制度支撑,但如何更好实现仍然任重道远。     

绩效目标明晰下改革动力源搜寻:从“中心驱动”到“国家治理”体系构建

实际上,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国家治理是一种改革哲学的更新,它的目标是为改革找寻持续性动力源泉。在国家治理中,大量的改革动力来源于企业与公民的互动、公民与公民的互动、公民与第三部门的互动,等等。由政府参与的治理只是其中很小一部分,这是与公共管理中强调的狭义治理的根本不同。如果国家治理扩展,它就是趋向善治的改革;如果国家治理无限扩大,那就是政府的消亡,共产主义社会的到来。就此而言,国家治理可以简化描述为为改革寻求多方动力的探索,它趋向善治,假以时日,则走向共产主义,这是我国改革中关于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公民关系的一次重新设计,是一种新型的改革总体规划,而非仅限于对政府管理的规划。     

对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的法律分析

由于我国的经济体制、立法体制、民法理论和立法指导思想存在一些明显的缺陷,因此,我国现行农村土地法律制度也存在缺陷,需要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法律制度进行重构,使其得以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