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税费时代乡村治理结构新探——以利益表达为分析视角

中国农村改革发展的进程就是农民利益表达与乡村治理结构互动变迁的过程,这一过程在不同的时期具有不同的特点。在后税费时代,乡村治理结构面临新的困境。为了维护和实现农民的根本利益,促进农村和谐稳定,适应农民利益表达的需要,农村治理结构必须突破旧有模式,走向以政府主导、充分发挥"两委"的组织依托、尊重农民主体性的乡村治理结构新范式。     

基于农民需求视角下的乡村数字治理研究--以河北省为调研对象

乡村数字治理是助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强力引擎。基于河北省139份乡村调查数据分析,发现农民群体对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较为向往,并在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数字党建、数字村务治理、数字公共服务、数字公共安全五个方面提出了新需求。政府须正确认识和把握农民需求,建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通过强化数字党建、配套保障、数字赋能、整体性治理等路径,完善乡村数字治理体系,提升乡村数字治理效能。     

数字乡村韧性治理的建构逻辑与创新路径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新时代乡村治理的挑战,数字乡村建设成为了乡村振兴的战略选择,也是推动数字中国建设的必由之路。数字乡村的韧性治理可以理解为是乡村脆弱性的对立面、乡村发展的动态过程、不同系统韧性的组合以及乡村多种稳定性状态。数字乡村韧性治理的建构,体现了秩序与发展的权力逻辑、利润与效率的资本逻辑、沟通与网络的技术逻辑、宜居与幸福的利益逻辑。针对现阶段数字乡村发展的复杂性、不确定性、脆弱性时刻影响着乡村的整体可持续发展问题,应创新整体性治理路径、适应性治理路径、包容性治理路径、风险性治理路径、内生性治理路径,从而更好地提升数字乡村的韧性治理绩效。     

新时代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逻辑理路

乡村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是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加快推进新时代乡村治理现代化既有利于推动乡村科技化发展,又有助于扎实推进全体农民共同富裕。目前,我国乡村治理现代化面临诸多挑战,其主要挑战集中表现在乡村治理现代化缺乏农民的实质性参与、数字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效能有待提升以及乡村治理制度体系亟待健全等方面。因此,新时代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逻辑理路主要在于完善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基层实践、坚持中国共产党对“三农”工作的领导以及增强农民的满意度。     

情感治理何以成为乡村社区治理的新转向——基于“治理有效”的解释

技术赋能与制度赋权不断增进当前乡村社区技术治理与制度治理的融合。从刚性治理到柔性治理、从乡情涣散到情感回归、从负面情绪到情感重塑、从治理乏力到“治理有效”的演进维度,乡村社区情感治理在范式、内容、工具、效果等治理新转向,持续凸显乡村社区治理的转型价值。在运行逻辑上,情感治理与技术治理、制度治理功能互补,协同提升乡村社区治理效能。从治理理念、行为方式与组织结构的层面,解构了乡村社区情感治理的运行机理及其行动逻辑。对于价值脱嵌、结构离散与集体行动困境等乡村社区情感治理问题,可以分别用乡情价值回归、党建引领乡村情感治理行动网络、乡村情感柔性治理机制重塑等政策工具予以回应。     

中国乡村治理结构的现代转型逻辑

通过对当前乡村治理必须处理的需求与供给、控制与自治、一元与多元、传统与现代四大对称关系的梳理与释读,认为乡村治理结构的现代转型应在四大基本逻辑基础上进行构建:在空间结构上要以农民的公共需求与乡村有效治理为主线来确定其适度规模;在权力结构上要以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来实现官治与民治的合作互强;在制度结构上要根据乡村具体境域来进行多元化制度安排;在资源结构上要注重传统资源与现代资源的有效开发与整合,最终实现乡村社会的善治与和谐。     

韧性治理：新时代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新思路

作为克服传统研究系统性、长远性不足的一种新型理论框架，韧性治理聚焦全过程治理的应对能力，具有整体性治理、协同性治理、适应性治理、内生性治理等系统性治理优势，是消除运动式治理、依赖式治理、跑腿型治理、谋生式治理及模仿式治理等乡村治理脆弱性隐忧，实现乡村善治的理性选择。基于韧性治理与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嵌入-融合-实践”的逻辑，韧性治理的机制韧性、社会韧性、技术韧性、经济韧性和文化韧性与乡村治理现代化对治理体制、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基础、治理文化的要求高度契合。新时代乡村治理要着力推动常态化治理、协同化治理、数字化治理、造血式治理和内生性治理，全面增强乡村治理韧性，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目标。     

数字乡村建设中的基层治理共同体重构——以成都市S镇“慧眼”工程为例

数字乡村建设通过治理地图清晰化、治理主体在场化和治理过程系统化的逻辑提升了乡村社会治理的效能,但是其效用的发挥还取决于是否能够嵌入地方现有的基层治理结构。在此过程中,新治理技术需要解决与原乡村治理秩序的结合与嵌入问题,具体包括治理内容的适应度、治理主体的接受度和治理过程的复杂度等挑战。基于成都市S镇推进公共安全治理数字化的“慧眼”工程案例的分析能够发现,政策话语重构、市场力量支撑和弹性策略介入等方式有助于解决技术形式与治理需求、技术手段与原治理精英两对关系问题,回应上述挑战,嵌入现有治理结构,并在强化核心行动者、增强联结密度、引入新主体和链接治理结构尾部四个方面重构乡村基层治理共同体。     

武安篇 党建引领提升乡村治理效能

武安市以创建省“党建引领乡村治理试点县”为契机,围绕“网格化管理、数字化赋能、精细化服务”,通过优化完善网格设置、加强数字技术应用、深化为民服务等一系列举措,全力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新格局,有效提升了乡村治理的效能和水平。     

数字乡村敏捷治理的实践逻辑与优化路径

数字乡村敏捷治理是秉承以人民为中心的行为,是乡村自适应的发展过程,具备包容性可持续方式,具有快速性、灵活性、回应性的特征。数字乡村敏捷治理遵循弹性再造乡村治理空间、灵活设置乡村治理机制、有效形塑乡村治理流程和强化适应乡村治理体系的具体做法,体现了高效能治理、弹性化治理和共同体治理的运作逻辑。尽管数字乡村敏捷治理已经产生了重大效益,但依然面临着如何平衡好安全和效率的目标冲突以及收紧或放松的工具应用、单一或多元的结构选择、保持或降低的能力变革等现实困境。基于此,未来需要通过多目标的动态平衡、多工具的灵活转化、多主体的共同参与以及保持强大的敏捷治理能力,以促进数字乡村的高质量发展,真正实现乡村振兴的价值目标。     

中国古代“乡绅之治”:治理逻辑与现代意蕴——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非行政化启示

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很大制约因素在于广袤的基层。中国古代基层治理有着较为丰富的借鉴资源。纵观中国历史发展,乡绅阶层处于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扮演着独特的社会角色,成为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的调节器。他们是中国传统乡村的治理者,是社会公共权力结构的主导者。"乡绅之治"作为传统社会的一种治理方式,在平衡国家权力、促进基层自治,节约行政成本、创造社会财富,构筑乡绅文化、凝聚乡村力量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今天乡绅文化不复存在,但乡村不会因现代化而消失,乡村治理是一个需深入研究的现代化命题。推进乡村自治,是今天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方面。     

德治在乡村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及其实现路径研究

我国的乡村治理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仍面临许多难题。解决这些难题需要把德治融入乡村治理体系,强化德治在乡村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使德治与自治、法治相互结合,相互补充,从而实现乡村治理的善治。发挥乡村治理中德治的作用,需要吸收传统乡村德治的历史经验,重视乡村精英、家族、乡规民约等要素的作用,把传统和现代融合在一起,提升乡村治理的整体水平。     

乡村数字赋能的运行逻辑、现实困境与优化策略——基于江苏省沙集镇的个案考察

数字赋能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新动能。乡村数字赋能的运行逻辑体现在数字技术通过结构赋能破除乡村发展壁垒,通过资源赋能为乡村发展连接资源,通过心理赋能促使农民心智转变。乡村数字赋能的成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数字技术与乡村场景的匹配程度。一旦数字技术与乡村场景不匹配,则可能使数字赋能陷入困境。现实中,乡村数字赋能的困境主要表现在农民的知识能力无法满足乡村数字产业发展需求、乡村的社会组织无法有效承接数字技术下乡、政府变革的滞后性消解数字治理效能、技术理性与乡村传统伦理价值发生冲突等方面。鉴于此,可通过认知升级、组织培育、制度创新和价值确认来破解乡村数字赋能面临的困境。     

推进哈尔滨市域社会治理智慧化的路径探索

智慧治理是在信息技术背景下社会治理和智能化技术深度融合的产物,是对传统的政府全能治理、新兴的网络治理和数字治理等社会治理范式的全新超越。目前,哈尔滨市域社会治理智慧化的理论研究、政策设计和实际应用之间还缺少联结,存在市域社会治理智慧化的顶层设计落地难、见效慢的问题,具体表现为智慧治理过程中价值异化、技术赋能的优势没有充分发挥、制度更新速度与技术升级速度不对等、结构功能失序等现象。为破解难题,本文从价值、技术、结构、制度等四个维度出发,通过理念更新、结构整合、技术驱动、制度优化等全方位、立体化的变革,弥合顶层设计与治理实践之间的差距,最终实现市域社会治理智慧化效能显著提升。     

价值共创：社会治理中数字赋能的实现机制

进入数字时代,数字技术为社会治理效能提升带来新机遇。如何充分发挥数字技术的正向效用,实现整体社会公共价值的最大化目标,成为数字技术驱动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转型的关键所在。已有研究对社会治理中数字赋能的效果仍存在认知分野,理论预设与经验证据之间饱含张力。基于社会治理内在合作性和价值共创的理论视角,通过回顾数字技术赋能社会治理的效能衡量及其生成逻辑,阐释提升数字技术效能的价值共识机制、价值共生机制、价值共增机制,并围绕机制间的相互作用与数字赋能社会治理效能提升对未来研究进行展望。     

“三治融合”视域下乡村治理能力提升的三维审视

不同于主要依托村民自治制度展开的传统村治形式,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三治融合"乡村治理方式具有更为丰富的构成要素与更为深刻的价值意蕴。乡村"三治融合"体现了基层民主力量、规范力量与柔性力量的融合,其实践过程即乡村自治能力、法治能力与德治能力的提升过程,其诉求指向涉及参与均衡、权威转化和乡贤培育。从乡村自治能力提升的维度观之,需要推进村民公共参与的均衡化;从乡村法治能力提升的维度观之,需要驱动精英权威向制度权威的转化;从乡村德治能力提升的维度观之,需要挖掘传统乡贤文化精髓并培育新乡贤群体。以上三个通道的打开,可以有效提升乡村治理能力,促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和乡村振兴愿景的实现。     

农村基层党组织整合治理:优势、内涵与路径

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引领基层治理是中国社会治理中最突出的特色和最核心的模式。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整合治理是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的保障,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是实现农民共同富裕的前提。在乡村治理中,基层党组织拥有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优势和资源优势。面对治理主体多元化、多元文化对村民价值观的影响、农村利益分化和治理制度不健全等难题,农村基层党组织必须不断完善党建领导机制、健全核心价值引领机制、优化利益协调机制、形成制度治理机制,提升自身的整合治理能力。     

我国乡村治理的背景演变、转型趋向与有效途径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治理的背景发生了历史性改变,表现为以国家权力和乡村社会权力关系变化为主线的社会治理体制的完善、以资源流动转向为标志的城乡关系的改善、以问题为导向的农村改革梯级深化、以农民分化和组织重构为特征的农村社会结构深刻变化等。这种背景变化使我国乡村治理出现了一些明显的转型趋向,主要表现为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聚焦"治理有效"导向、注重组织和制度建设及能力提升、加强城乡治理资源统合运用、突出文化引领与"三治"结合等。为适应背景变化和转型趋向,我国乡村治理必须要塑造党组织领导下的多元主体有效协同共治格局、全面加强乡村治理组织和制度建设及能力提升、大力提高农村民生改善精准性和实效性、统合运用城乡治理资源、着力提高文化引领和"三治"结合水平。     

以集体产权治理为核心的乡村治理实践出路

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在乡村的具体体现。当前乡村治理中存在的主体悬置、资源不足、效率不高等问题,其根源在于,未抓住集体产权治理这个“牛鼻子”,以实现集体产权有效治理,所以解决乡村治理难题、实现治理有效,还得从集体产权治理着手。为此,需要通过明晰集体产权治理的核心地位、构建“自治+多元”集体产权治理权责体系、打造乡村集体产权善治基础、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等措施,为乡村治理提供内生动力,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数字赋权与数字平权：迈向共同富裕的数字治理

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系统性工程,既要以“做大蛋糕”夯实富裕基础,又要以“分好蛋糕”公平共享发展红利。随着数字技术的嵌入与应用,数字治理日益成为实现共同富裕的政策工具。以数字赋权夯实富裕底数、以数字平权共享数字红利是共同富裕的题中应有之义。部门结构壁垒的“智”“治”分离、数字技术供给滞缓、公众数字应用能力孱弱等数字化赋权障碍,以及社会空间的“数字鸿沟”、组织系统的“数据壁垒”等数字化平权漏洞,是数字化增进共同富裕的治理难题。共同富裕应兼顾“共同”之“舵”和“富裕”之“桨”的两维,以“平权”为“赋权”共同富裕的数字化发展,一方面,从数字“用户运行”自治、推进数据开放的区域联盟、锚定“反数据歧视”的价值平衡等数字平权工具提升共同富裕的成色;另一方面,则从“智”“治”互嵌的结构优化、普惠与可及的数字红利场景应用、公民数字素养与应用能力培育等数字红利赋权共同富裕的增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