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欧洲与世界新秩序”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致词

尊敬的科尔博先生、尊敬的施明贤大使阁下、尊敬的各位专家学者．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今天，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中国国际交流协会和德国艾伯特基金会共同举办的第七届中德综合安全对话—“中国-欧洲与世界新秩序”研讨会在京举行。我谨代表中国国际交流协会，     

乌克兰危机对德俄关系及全球格局的潜在影响

欧洲东部的乌克兰危机正在影响欧洲的和平秩序,影响欧洲的地区安全,特别是影响德国与俄罗斯的政治、经济关系。德俄关系、欧俄关系再度疏远,欧洲面临自冷战结束之后最复杂和最紧张的地区安全困境。乌克兰危机是否会使欧洲面临再度分裂的危险?在危机不断加剧情况下,乌克兰危机是否对欧洲地区安全乃至全球安全格局带来潜在的影响?基于这一深层次考虑,本文将乌克兰危机放在欧洲地区安全、美俄战略利益博弈层面,对乌克兰危机形成诸多诱发原因、乌克兰危机对欧洲地区安全、德俄关系影响进行阐述,在此基础上确定乌克兰危机对全球格局的潜在影响。     

非传统安全观的拓展与更新

随着安全观念的迅速外溢,安全的内容和形式也在不断变化。从传统安全走向非传统安全,从单边安全走向集体安全、共同安全,从单一安全走向综合安全,从零和安全走向合作安全,从追求绝对安全到走向寻求相对安全,从现实安全走向可持续安全,其所代表的不仅是安全观念的扩展、深化,更是安全观念的更新与革命,意义难以估量。作者梳理了安全观念发展的历史过程及安全研究的特点,认为非传统安全观在实践中的不断演进必将为人类带来更为理想的美好未来。     

第八届中德综合安全研讨会在北京召开

3月9日，由中国国际交流协会、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德国艾伯特基金会联合举办的题为“国际经济危机背景下的全球安全体系”的第八届中德综合安全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来自中联部、外交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国际战略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央党校、中国国际交流协会、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外交学院的20余位专家、学者和官员出席了研讨会。德国联邦议院社民党议会党团副主席瓦尔特·科尔博率社民党代表团与会。     

从共存安全到共生安全:基于边境安全特殊性的思考

边境地区作为国家领土比较特殊的组成部分，代表着国家主权的至高无上性和国家领土的不容侵犯。过去，位于国家交界处的边境地区敏感脆弱，承担着维护国家“安全”和“生存”的重任，传统边境始终发挥其屏蔽功能，传统的边境安全随之体现出“防范危险”和“共存安全”的主要特性。如今，由于全球化进程和国家的开放政策，相应地引发了实体边界弱化和“软边界”扩散等边境地区的新变化，同时，边境屏蔽效应相对减弱，中介效应凸显，使边境地区呈现安全与发展并举甚至以发展为主导的安全态势，边境安全的特征发生重大转变。边境地区安全问题的复杂化、安全的渗透性和联动性增强、安全中注入发展的因素以及安全的社会化建构等特征与“共生”理论中的多元性、内生性、交互性、共生性等特征相似，而且有相适应的研究议题，使边境安全问题可以从共生视角进行探讨。边境安全的变化使边境在实现“共存安全”的同时强调“共生安全与发展”，在关注当下安全的同时也注重安全的未来。文章以边境安全的特殊性为视角进行研究，提出“共生安全”的新理念，并在“共存安全”和“共生安全”特性的比较中，探索边境安全乃至国家安全的未来走向。     

先秦时期国家安全思想述论

尽管先秦时期没有出现“国家安全”这样的术语,但是随着中国早期国家结构与天下秩序的逐步形成和完善,先秦时期的国家安全思想也已经初具雏形。政治安全思想可以概括为居安思危,有备无患;敬天保民,明德慎罚;正名奉法,殊途同归;以内驭外,召远修近。经济安全思想可以概括为富民利民,恒产安国;重农抑商,务本利国;开源节流,裕民足国。军事安全思想可以概括为重视国防,强化军备;用兵有道,谋略制胜;文武结合,法纪强军。社会安全思想可以概括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敦行教化,家国和谐;储粮备荒,稳定社会。先秦时期的国家安全思想既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也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其基本特点大致可概括为天人合一,敬天重民;内外兼备,家国并重;以德为尊,以和为贵;战争如疾,谋略至上。先秦时期的国家安全思想奠定了中国此后两千多年来国家安全思想的基调,其中有不少内容具有超越时空的价值,对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新时代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涵,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理论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香格里拉对话的演进与前景

今年是香格里拉对话成立10周年,也是其面临转型的关键时期。10年来,香格里拉对话规模逐渐增大,层次不断提升,已经成为促进东亚地区政治与安全交流的重要平台,也成为国防官员、军事人员、政策分析家以及媒体人士交流信息、沟通立场的轨道和场所。今年的吞格里拉对话体现了议题选择的灵活性和针对性。以香格里拉对话为代表的东亚安全外交正在机制化,形成自己独具特色的模式与规范,在相互竞争的过程中共同推进东亚安全治理,促进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国际安全态势感知指数解析(1995-2015)

国际安全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如何准确地衡量我们所处的国际安全环境的好坏?如何评估各国的国际安全状态?由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安全研究》编辑部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大数据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联合研究开发的《国际安全态势感知指数2016》(IISSA)即是一种有效的量化工具,让我们可以像利用"空气指数"(AQI)帮助我们了解空气质量一样,利用"国际安全态势感知指数2016",可以帮助我们从全球、大洲、区域、国别四个层次感性地了解当今世界的国际安全状况。对该指数的研究可以得出四个结论:从全球层面来看,长期的国际安全状况较差,中期的国际安全状况虽有所改善,但短期状况又呈现负面化;从大洲层面来看,欧洲地区国际安全态势最好,大洋洲次之,亚洲和非洲相对较差;从区域层面来看,可以发现与该区域有关的国际热点问题是影响该区域国际安全态势的重要因素;从国别层面来看,新西兰、瑞士和瑞典是国际安全感最好的三个国家,阿富汗、叙利亚和巴基斯坦是安全感最差的三个国家,而在世界主要大国中,欧洲核心大国(英、法、德)的国际安全态势最佳,中国次之。     

中美关系中的“修昔底德陷阱”话语

近年来,一些西方学者频繁使用"修昔底德陷阱"描述中美关系的性质和发展方向。这种历史类比存在明显的误导性,它忽视了一些保障中美能够绕开"修昔底德陷阱"的重要因素,包括:在全球层面,复合相互依赖的国际环境、集体安全机制的日益刚性化、历史上战争的苦难经验;在双边层面,中美在经济相互依赖和全球治理议题等方面的"结构性共同利益"、战略竞争的"社会进化式"发展以及核威慑条件下的国家理性。此外,当前网络时代伴随的整体思维、外交透明度,以及危机预防和沟通的便利也是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重要保障。将"修昔底德陷阱"话语与中美关系相关联对中美关系、地区形势以及世界局势都有危害,应全力避免。     

国家安全领导体制的变革与东北亚地区安全

以国家安全委员会为代表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是现代国家安全决策、协调和咨询的最核心机构。从理论上讲,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关系到国家安全战略的每个环节,可以结合外交政策分析的不同视角,同时又具有比较政治研究的重大意义。从实践上来看,美国、英国、法国等世界上主要大国都已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国家安全领导体系,而东北亚中、日、韩三国从2013年开始也相继进行了国家安全领导体制的变革,建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及其常设机构。尽管从人员构成、战略目标、运行模式等方面来看,三国变革后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还有差异,但是国家安全领导体制的变化对东北亚局势还是造成了深远影响。中日关系、朝鲜半岛问题、东北亚地区的安全架构都出现了新的变化;同时,各国国内安全问题,特别是非传统安全问题已成为新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的主要涉及领域。东北亚地区国家安全领导体制改革是全球范围内国家安全转化和重构的一部分,未来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建设要从理论上探讨如何规避其中的官僚政治特别是小集团思维因素,在理念上要与国家安全观紧密结合起来,在实践上要充分考虑其长期性、复杂性,并为体制变革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解放的政治与世界安全 ——肯?布斯的批判安全研究探析

冷战后,国际安全研究呈现出深化和拓展的发展趋势。批判安全研究从批判理论发展而来并且迎合了深化安全和拓展安全的发展潮流。批判理论不仅与安全议题联系在一起,而且成为后者重要的思想渊源。此外,批判理论和国际关系激进理论共同促使安全研究者对安全对象和安全领域进行探讨。肯·布斯正是批判安全研究的代表人物,他的批判安全经历了由人的安全到世界安全的发展历程。具体表现为,他探讨了解放与安全的关系,批判了现实主义国家中心论,质疑了安全概念;在此基础上,以人的安全来重新概念化安全,并且提出建立人类共同体来达到世界安全。其中,他对安全的深化和拓展是以剖析安全背后的深层结构为基础的,这在批判安全研究的阵营中颇为独树一帜。他提出用解放的政治来建立人类共同体,一方面迎合了深化安全和拓展安全的发展潮流,另一方面又标志着由人的安全发展到世界安全在实践层面的进步。所以,他的批判安全研究经历了人的安全到世界安全两个阶段的发展;他的思想既具有理论意义,又有实践层面的发展。     

美国安全应急体制的改革与启示

作为目前世界上安全应急体制发展最为成熟的国家,美国安全应急体制深受各国政府关注和学者重视。以历史唯物观所强调的社会有机体中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三者之间的相互联系为依据,为美国安全应急体制设立安全应急环境、安全应急理念和安全应急机制三种变量,并以这三种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来分析美国安全应急体制改革历程的内在动力和发展趋势,可以发现,美国安全应急体制是在应对核战争所代表的传统安全威胁、自然灾害所代表的民生安全威胁以及恐怖主义攻击所代表的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过程中建立和形成的,这一体制的逐步完善也是其中所涉及的环境、理念和机制等三种变量之间相互作用和影响的结果。其改革发展历程的经验表明,美国安全应急体制能够适应安全环境变化而及时调整安全应急理念,并通过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和完善组织机构来健全安全应急机制,因而具有积极的借鉴作用。但这一体制的发展往往过度依赖客观环境的推动,也会造成应急管理在主观上的防范疏漏,其中失败的教训也应当加以注意。     

亚洲安全治理转型的历史分析与趋势展望

冷战对亚洲安全格局产生了根本影响,助推美国在亚洲安全格局中的主导地位,由此形成支离破碎、犬牙交错的地缘安全格局,迟滞地区国家探索亚洲安全治理的进程,导致多种安全观剧烈碰撞、相互影响并复杂互动,使亚洲形成两极之间的中间地带,为世界走向多极化创造了条件。从公共产品供给角度分析,亚洲安全治理主要存在美国主导的亚洲安全治理、东盟主导的地区安全合作和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新安全观及其实践,各种类型的安全治理在现实中并存共生,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形成当今亚洲复杂多元的安全治理体系。中国在积极倡导新型安全理念、共同维护地区安全、探索安全治理新模式、强化大国战略互信、管控周边难点热点问题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负责任、建设性、可预期的政策和举措,并取得了积极效果。亚洲安全架构建设依然任重道远,中国要以新安全观为指引,积极推动新安全观同地区各方安全理念和治理模式对接,推进亚洲地区安全架构建设,深化同有关国家的互信合作,推动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在促进亚太安全治理和推动亚太安全新格局的构建中承担更大责任,发挥更大作用,作出更大贡献。     

中国参与东亚多边安全合作及其理论分析——以东亚多边安全对话机制为例

冷战后,东亚地区兴起了以各种多边安全对话机制为代表的多边安全合作模式。中国在10多年的参与过程中坚持东盟主导,遵循“不干涉他国内政、协商一致和灵活非正式”的东盟原则,重点加强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务实合作和防务对话,主张以建立信任措施为主要目的并探讨符合东亚特征的预防性外交。文章认为,中国应以主人翁姿态参与东亚安全合作,并以“10＋1”和“10＋3”机制为基础,广泛推进地区安全合作议程的创设,为东亚多边安全机制提供足够的物力、财力和智力支持。     

第七届中德综合安全研讨会在北京召开

2008年5月13-14日，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中国国际交流协会和德国艾伯特基金会联合举办的题为“中国-欧洲与世界新秩序”的第七届中德综合安全研讨会在京召开。德国社民党联邦议会党团副主席科尔博率领的德国社民党代表团，以及来自中联部、外交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在“国际经济危机背景下的全球安全体系”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致词

尊敬的科尔博先生、尊敬的凯斯帕女士，尊敬的各位专家学者，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今天，第八次中德综合安全研讨会在这里举行，我谨代表中国国际交流协会，对中外各位来宾出席此次会议表示热烈的欢迎!     

未来5～10年国际安全形势的主要趋势

未来5～10年以美国这个超级力量为中心以及以俄、欧、日、中为代表的力量次中心构成的国际格局总体稳定，国际安全也基本可以维持一种平衡和稳定状态。但全球化带来的世界政治、经济影响，恐怖主义、环境问题等引发国家间冲突的可能性的增加，军控与防扩散问题日益严峻，以及国际组织的作用力下降等影响安全的因素突出，也可能使国际安全形势变得十分复杂。中国的“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要义的国际安全观应成为国际安全问题的解决方案。     

中亚“三股恶势力”问题析论

国际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这“三股恶势力”成为中亚国家独立以来最主要的安全威胁。以“乌伊运”为代表的这些邪恶势力打着民族、宗教旗号，在费尔干纳等地频繁制造恐怖暴力事端，以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兰政权。中亚“三股恶势力”问题的凸现，具有相应的国际背景和社会根源。在多层次的国际安全合作中，上海合作组织遏制“三股恶势力”的努力令人瞩目。近来中亚安全严峻局势表明，彻底铲除这些邪恶势力任重而道远。     

从话语危机到安全危机：机理与应对

语言影响人们的思维和认知,是人与人、国与国之间交流和沟通的媒介,也是安全研究的重要维度。特定的话语可塑造威胁身份,叙述危机故事,对言语对象制造话语障碍,形成话语压力,建构话语危机,影响相关政策,使特定问题安全化,并影响安全程度的高低,导致不同的安全政策,甚至助推战争。中国在近三十年来一直面临来自西方世界的话语压力,在国际舆论场中经常陷入不利境地,有时由于某个话题成为舆论焦点,遭遇话语危机,如“中国威胁论”“中国强硬论”“中国威胁南海航行自由”“中国威胁世界秩序”以及中美“修昔底德陷阱”等。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日益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中国亟须研究和应对话语压力和话语危机。中国需要加大世界发声力度,提高话语主动性和自觉性;加大中国文化理念的国际宣传,重塑中国话语的国际语境;努力提升国际话语权;避免话语与行为的盲目自大,避免不必要的话语攻击和误解、有针对性地做好美国关于中国话语的改善工作。只有这样,才能够减少话语障碍和话语压力,有效缓解和化解话语危机。这是为中国塑造良好外部环境、提升中国国际形象、使中国与世界的互动更加顺畅的重要条件。     

安理会气候变化与安全辩论:共识、分歧及其逻辑

联合国安理会内气候变化与安全的辩论已经持续十几年之久，但是这些辩论并未达成有关气候变化与安全的普遍性决议。既有的研究文献大多利用安全化理论来描述和解释这个过程，但是缺乏解释力和叙事的完整性。安全化理论的一个重要局限是忽视安全化进程中听众的能动性，因此无法对安理会气候变化与安全辩论的整个进程和结果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释。作者建立了一个新的比较分析框架，据此对这些辩论的逐字会议记录进行了较为完整的分析，并提出辩论中其实存在着两种话语实践，代表着对气候变化的安全风险和应对途径的两种认知和逻辑，而不仅仅是安全化的途径和逻辑。从政策的角度看，安理会内气候变化与安全辩论虽然存在有限的共识，但面临着巨大的认知差异、话语竞争和逻辑分歧，通过具有约束力的普遍性决议的政治可行性较低，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为基础的全球气候变化治理机制是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最具权威性、合法性、普遍性和专业性的治理安排。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不仅应维护该机制的主渠道地位，也应在安理会气候变化与安全辩论中发挥更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