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定证据与自由心证之抉择——以民事证据制度的选择为视角

法定证据和自由心证是大陆法系国家采用的证据制度。这两种证据制度实际上代表了诉讼证明中两种不同的模式———法定的证明模式和自由判断的证明模式。我国民事证据制度应当从现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在抛弃两者缺点的基础上,选择法定证据与自由心证相结合的证据制度。     

完善我国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思考

为了确保诉讼活动的公平有序,就应该对非法证据进行排除。由于我国现行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稍显简单,难以具体指导规范司法实践,因此,需要我们对其及时加以完善。其中,最为关键的一点就在于要确立一种法定排除与裁量排除相结合的规则模式。为了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还应明确进行裁量的具体标准。     

对法定证据制度与自由心证制度内涵的探究

法定证据与自由心证是两种重要的证据制度,但学界对二者内涵的认识却存在颇多分歧。从历史的角度入手,可以探究出这两种证据制度的真实内涵为“证明力的判断方法和证明标准的规定”。据此,我国的诉讼证明模式毫无疑问地应该采取让法官自己去评价证据和认定事实的自由心证模式。     

从"自由裁量"到"理性裁量"--论证据判断的理性化保证

裁判者在判断诉讼证据价值上的自由裁量权一直是客观存在的。在自由心证制度下,证据判断上的自由裁量权得以正当化。但自由裁量并非任意裁量,而是由一系列制度制约和保障的合理裁量。我国也应当吸收相关经验建立证据裁量理性化的制度保障体系,使法官在证据评判中的“自由裁量”转变为“理性裁量”。     

非法技术侦查证据排除制度比较研究——以英、美、法、德四国为样本的分析

当今世界各国及国际组织,大都制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为一种特殊的侦查措施,技术侦查获取的证据,也应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域外法治国家对非法技术侦查证据排除制度做了大量有益尝试,在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非法技术侦查证据进行排除方面作出了相关规定。我国在法制层面上对技术侦查获取材料赋予证据资格和对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确认得较晚。通过比较考察两大法系代表国家非法技术侦查证据排除制度,可以为我国非法技术侦查证据排除制度的健全和完善提供有益思路。结合我国法治现状,我国应确立最后手段原则,完善技术侦查措施程序设计,并建立强制排除与裁量排除相结合的非法技术侦查证据排除制度。     

加拿大排除刑事证据的自由裁量制度及启示

加拿大法官在刑事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中享有公平自由裁量权,为限制事关各种利益衡量的刑事证据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加拿大判例法设置了多种衡量因素制约,体现了彰显个案正义的优点,但也存在不足.其立法模式和制度设计对完善我国排除非法刑事实物证据自由裁量制度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对构建非法民事证据排除规则的思考

非法民事证据排除规则作为保障民事诉讼程序正义的重要诉讼法律规则,业已为学术界所重视,但遗憾的是我国现有的民事诉讼法律制度于该规则之规定尚有很大缺陷。文章将通过对大陆法系及英美法系关于非法民事证据排除规则理论之比较及对我国非法民事证据排除规则的建构与发展两个方面对该规则进行分析论述并提出对我国非法民事证据排除规则立法的建议。     

浅论民事推定制度

民事推定制度是证据制度的重要内容,为两大法系国家所青睐。它的设立对于现实的审判实践有重大意义。综观我国现状,其在立法和实践中均存在一些问题。为了使民事推定制度发挥其应有的功效,有必要对我国的推定制度予以完善。     

关于我国民事拘传制度的几点思考

民事拘传制度的设置应定位于程序保障,但我国现行的民事拘传制度与这一理念存在较大背离,主要表现为理念上秉承了事实探知绝对化这一职权主义诉讼模式,最终造成了证据裁判原则的虚置。通过域外立法考察与比对,我国现行民事拘传制度应从适用的对象、采用的诉讼文书、拘传制度的救济等几个角度予以完善。     

刑事证据立法与犯罪侦查观念

从理想的角度出发 ,我国最好采取制定统一证据法典的立法模式 ;但是考虑到司法实务和立法技术等具体问题 ,分别制定刑事证据法和民事证据法也不失为一种比较现实的“次佳”选择。我国的刑事证据立法应该坚持以“法定证明”为主、以“自由证明”为辅的思路。刑事证据法的内容应该包括一般原则和具体规则两大部分。根据刑事证据立法的趋势 ,犯罪侦查观念应做如下转变 :从一元片面的价值观转向多元平衡的价值观 ;从侦查中心的司法观转向审判中心的司法观 ;从查明事实的办案观转向证明事实的办案观 ;从倚赖人证的证明观转向重视物证的证明观 ;从偏重证明力的证据观转向强调可采性的证据观     

论民商事案件涉外性之判断

民商事案件的涉外性直接关涉到案件在诉讼程序中的“法律待遇”，目前对该问题的判断主要存在着“法律关系构成要件涉外说”和“联系说”两大标准，前者的优点在于具体易操作，后者的长处在于全面而无遗漏。我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对于民商事案件涉外性的判断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在未来的模式选择上宜仍以法律关系构成要件涉外说为基础，辅以必要的兜底条款以赋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     

民事诉讼答辩失权制度若干问题探析

我国民事诉讼立法中尚未确立答辩失权制度，而现行的答辩制度在实践中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建立答辩失权制度是对当事人处分权的合理限制，有利于落实诉讼平等原则、避免举证混乱、提高诉讼效益．实现“公正与效率”的双重价值目标。国外答辩失权制度的实践也充分证明了该一制度存在的合理性，因此我国应当借鉴国外先进经验，构建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民事诉讼答辩失权制度，同时也应注意保护被告在谊一制度中的合法权利。     

社区戒毒协议的法律性质探析

社区戒毒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颁布后新增的戒毒制度，顺应了社区矫正理念的时代要求，对于调动社会力量一起致力于打击毒品违法行为，促使毒品成瘾者顺利回归社会，增强社区公民的法律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具有重大意义。当下社区戒毒发展主要呈现出单一型和复合型两种模式的态势，两种不同发展模式之下的社区戒毒协议也因此具备了行政命令、行政合同和民事格式合同等不同的性质，而对协议法律性质的清晰界定是研究社区戒毒和完善社区戒毒制度的重要基础。     

民事抗诉制度的完善

民事抗诉制度是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工作实行法律监督、具体行使检察权的主要方式，也是我国特有的一项法律制度。我国的民事抗诉制度应从检察权的特征和再审程序的基本特性两方面予以定位和完善。     

荐证广告代言人的注意义务

2009年6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55条规定了荐证广告代言人代言虚假食品广告的民事法律责任,由于该规定仅能规范食品广告代言,并未从根本上解决荐证广告代言人的法律责任问题,因此如何完善荐证广告代言人的民事法律责任仍然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有鉴于此,文章以侵权责任法中的注意义务理论为视角,通过对荐证广告代言人承担注意义务的根据、注意义务的内容、违反注意义务之法律责任的探讨,以期为广告法的修订提供理论依据,并提出立法建议,使广告法的规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的规定相衔接,从而完善我国葬证广告代言人的民事责任制度。     

陕甘宁边区民事调解制度的群众化

主张人民的事情由人民自己做主的决策理念,使得陕甘宁边区民事纠纷的解决主体群众化。主张以诉讼外方式为主以减少诉讼的纠纷解决理念,使得陕甘宁边区民事调解运作方式逐步民间化。陕甘宁边区民事调解群众化的过程,是我国人民调解制度形成与完善的过程,同时又是中国特色司法制度的建立过程。     

微罪不起诉监督机制的完善

微罪不起诉是人民检察院起诉裁量权的运用,也是起诉便宜主义的体现。文章根据我国的基本国情和诉讼程序的有关规定,认为应当采用以内外部监督的混合监督模式,并加强听证程序设置及当事人权利救济,来明确监督主体的职责。     

私法与公法：体系的对立与规范的混合——兼以民法的公私法属性为视点

为有助于化解公私法划分及部门法公私法属性之争议,用历史实证的研究方法,呈现近代私法、公法的体系划分以及公私法与民法等部门法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法律传统的历史性自然延续,经历了从规范、学说体系到部门法的演变;借助于现代法学方法论,解释现代法学家对公私法分类传统的质疑,实质上是揭示出以法律文本为表征的民法等部门法内在规范组成要素的公私混合性,这是自罗马法以来的一种法律文本之常态;要合理考量公私法之间的关系及它们分别与部门法的关系,应立足于三个视角加以区分：传统与体系;规范;本体规范。     

建立我国夫妻侵权的民事救济制度的思考

夫妻间的侵权是民事侵权行为的一种,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随着我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在不断地转变,人们对于夫妻间的侵权越来越注重寻求法律的途径解决。文章就实践中出现的夫妻侵权问题进行了相关的分析,对建立夫妻间侵权的民事救济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进行了探讨,并对夫妻间的侵权行为进行民事救济的条件和方式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关于我国工伤救济请求权竞合的立法检讨与完善

工伤救济已发展成为社会化法律责任制度,但从本源上说仍是广义民事侵权的一种,因而工伤受害人的民事救济会涉及工伤保险待遇与人身损害赔偿两种请求权的竞合。我国目前相关法律存在立法空白,而国务院的个别工伤行政法规与最高人民法院的人损赔偿司法解释却又存在矛盾与冲突,司法实践中缺乏统一法律依据,导致裁判结果不一致。对此应当通过完善工伤救济制度、区别对待的立法方式解决工伤救济请求权的竞合问题,以全面实现保障与救济工伤受害人合法权益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