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与秩序:治理民主视域下的公民参与

治理民主作为一种复合式民主,其有效性是公民参与有序性的来源,而公民参与的有序性则是治理民主有效性的保障。民主与秩序是治理民主的理论内核,也是公民参与的价值追求和价值遵循。     

公民参与能否带来治理绩效？——以温岭市为例

参与式治理是与政策有利害关系的公民个人、组织和政府一起参与公共决策、分配资源、合作治理的过程。当前关于参与式治理的研究大多基于理论层面的假设,缺乏实证层面的验证。文章以温岭市为例,依托中国治理评估指标,从经验层面探讨公民参与能否带来治理绩效以及参与带来治理绩效的条件,从而为中国地方政府更好地实现基层民主治理带来启示。     

关于协商民主与基层治理的研究报告——以成都农村新型基层治理机制为例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也在经历着国家角色和政府改革的变化,尤其是公民社会的兴起、非政府组织的崛起,这些变化已经或者正在改变传统的政治管理格局,治理越来越广泛地运用于各个领域,如,中国的基层治理就是最为典型的代表.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新的民主范式,其运行的主体、对象、过程以及目标等与治理理论有着惊人的共同价值取向.因此,本文以成都农村新型基层治理机制为个案,分析研究了协商民主与基层治理内在联系,说明协商民主其实也是一种有效的治理模式,协商民主将会更加广泛地运用到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基层治理之中,充分发挥其有效的政治作用.     

基层民主实践与乡村治理绩效——基于温岭的调查与分析

作为基层民主的创新载体，民主恳谈促进了乡村社会和谐与民主治理结构的建构。民主恳谈的制度绩效正是在这种制度建构的过程中逐渐体现出来的。民主恳谈促进乡村政治参与的制度化，形成乡村公共决策的互动机制，达致合作型的乡村治理结构。     

治理民主使民主和服务运转起来——基于成都市龙泉驿区基层治理的调查与思考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基础,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性工程。很多学者认为基层民主面临诸多困境并走向终结或者消逝。根据对成都市龙泉驿区基层治理的调查,发现基层党组织和政府通过推动基层治理体制机制创新,推进基层治理体系理性化规范化,完善基层民主机制,使民主运转起来;以基层群众需求为导向,加大公共服务供给,使服务运转起来;提升人力、财力和机制保障能力,夯实基层治理的有效性基础,使民主和服务运转真正落实落地,提升了基层治理能力水平。基于基层治理的有效性推进民主进程,通过基层民主运转实现治理的有效,从而达到治理民主,治理民主为我国推进民主化进程探索一种新的途径。     

公民素质、民主素养与社会主义民主的关系

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国家是宪法的要求,也是党的神圣使命。认为公民素质是民主的前提、中国公民素质不能适应民主要求的观念,是制约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的思想障碍。从民主的根据、内容看,应否实行民主、能否实行民主与公民素质并无关系。清季民初的民主政治实践,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村民自治及某些地区实行的乡镇负责人直选改革,说明我国公民完全适应民主的要求。由于民主实践较少,我国公民民主素养有提高的余地。切实推进社会主义民主进程,是提高公民民主素养和民主质量的根本途径。     

政治文化视域下的民主发生学——以全过程人民民主为例

本文以政治文化为切入视角,探讨其具体是如何撬动民主政治发展的。通过对“形态发生循环”理论的运用和对当代中西方民主制度的客观比较,研究发现:政治文化虽然并非促成民主制度演进的单一变量,但其在整个发生机制中通常处于核心枢纽地位。其中,存在着“既有政治制度约束—民主政治文化构建—对应举措及实际影响—民主制度发展成效”的逻辑链条。同时,借由深入剖析全过程人民民主,再次印证了先进的民主文化会有力推动民主实践高质量发展的观点。     

公民社会与民主政治关系再探析

公民社会与民主政治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复杂的。理性的公民社会是民主政治的动力和重要保障,而在某些条件下,不成熟的公民社会不仅不会促进甚至会影响民主政治的发展。研究公民社会与民主政治的关系,必须考虑公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浅析民主治理理论及其发展

当前民主治理理论正在不断兴起,成为指导世界各国政治改革的重要理论基础。本文主要探讨了民主治理理论在当前的发展及其兴起的社会条件,并着重分析了公民社会在民主治理中的作用以及我国引介民主治理理论的现实选择的问题。     

新时期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与政府治理

公民社会理论发生并成长于西方社会,长期为西方学术界所重视。上世纪中国从西方引进了这个理论,并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推进而使其得到迅速发展。公民社会的价值蕴涵,使之成为政府治理进程中应然的价值目标被确立起来,从而实现了公民社会发展与政府治理改革的历史耦合,实现了公民社会发展的实然性与应然性的统一。新时期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对中国社会的民主政治建设特别是政府治理产生了更加深刻的影响。     

公民法律文化与公民参与行政

公民参与行政,一般是指公民参与公共行政管理的活动与行为,公民法律文化是公民参与公共行政的法律文化基础.这里的公民,不是指传统意义上的身份、国籍,而是指与公民社会相适应的具有积极参与政治生活、公共事务等实践品德的好公民.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推进行政民主、促进参与行政建设、提高公民参与行政的意识,不可能从传统法律文化汲取力量;必须注重公民法律文化的培育与发展,这既是公民参与行政的文化基础,也是推进我国参与行政建设的必然之举.     

参与型公民文化与政治稳定

民主政治有效运行需要与民主适应的政治文化。政治参与是培育民主文化的重要方式。选举型参与和决策型参与是政治参与的两种重要类型,一方面作为一种教育方式可以训练出民主需要的政治性格,培养民主参与的精神和方法,形成对民主政治起着支撑作用的公民文化;另一方面,可以疏导民众在现代过程中涌起的参与要求,缓解民众剧增的参政要求对政治体系的冲击,为政治系统的改革创造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使得民主政治体系能够平稳地运行。     

公民参与和民主发展——当代西方参与式民主理论的兴起及其启示

当代西方参与式民主理论充分强调"参与"在民主发展中的价值,从民主的本质规定性出发,以大众自发的、直接的参与为核心,强调民主应当通过自我管理过程中大众积极的直接参与才能实现,对西方当代民主实践进行了一系列的反思,带来了民主模式的创新.相时于自由主义民主理论(主要有精英民主理论、多元主义民主理论、理性选择民主理论)对公民参与的疑惧乃至反对,参与式民主与中国民主发展具有较强的契合性.当代西方参与式民主理论的兴起对中国民主政治建设提供的有益启示是:我们应全面深入地透视西方主流的自由主义民主政治哲学,批判地借鉴协商民主理论的研究成果,不断深入探索公民积极有序参与的价值和实现路径,全面推进基层社会民主治理机制创新.     

社会资本、协商民主与党群治理

社会资本与协商民主的内在契合体现在两者同公民社会的密切联系以及对现代性的解构与重构上。社会资本对党群治理的意义主要体现为非正式网络和非正式规范。而协商民主对于党群治理则更多意味着多元共识、公开审议、参与平等和责任分担。文章试图在吸收两者积极意义的基础上,提出社会协商型党群治理的概念,其内涵包括非正式网络的沟通联结、互惠信任关系的凝聚整合、直接对话的协商表达和公民社团的平等参与四个方面。     

创建一种民主的机制——谈网络问政与公民参与

互联网成为重要的社会活动舞台和政治窗口——这是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新动向。2009年新春伊始，一个新的名词进入中国的社会话语——网络问政。与往年的“两会”相比，今年网络上的“E两会”更加引人瞩目，通过网络，越来越多的普通公民可以发表自己的见解，就国是家事问政于官：而上至中央下至地方，各级官员也开始学习在网络上回应公民的诉求，就政事民生问计于民。有人说：2009年是网络政治元年。这不仅是由于各大门户网站在“两会”期间继续开设“问政议政”类专栏，     

协商文化:公民文化的话语转向——兼论中国式协商文化

近年来,随着西方民主理论体系的话语转向,协商民主理论悄然在中国兴起,面对舶来的新兴话语,协商民主的可行性、可适性与中国化问题凸显.文章从公民文化的视角,探讨了协商文化的发育与成长对于协商民主模式构建的重要意义.协商文化成长的关键在于协商意识与协商能力的提升.在分析协商文化的内涵取向与形态特征基础上,发掘了中国式协商文化的历史资源与当代基础,指出中国式协商民主成长的关键在于通过协商文化的培育,使协商民主生活化、习惯化.     

论基于协商民主理论的公民利益表达机制的构建

在社会分化加剧、人们的利益需求日趋多样化的新形势下,探索建立有效协调利益关系的社会良性运行机制,已成为社会关注的重要课题。通过协商民主的形式,完善公民利益表达机制,对完善社会管理、保持社会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意义。     

以协商民主推动社会治理精细化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社会治理精细化,是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社会治理的一种继承与发展。而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民主治理资源,能够有效地嵌入到社会精细化治理体系之中,并促进生成社会精细化治理所需的各种条件。基于此,为了有效应对协商民主发展中的不足并使协商民主在推动社会精细化治理方面发挥更大的潜能,要从协商主体、协商客体、协商制度与协商形式这四个方面着手,不断优化协商民主发展的社会环境,以此倒逼社会治理精细化进程的发展。     

协商民主语境下我国公民网络参与的困境解构与对策——以发挥政协作用为突破口

当下我国公民网络参与行为产生的影响力已超出了虚拟世界的疆域,扩展到现实社会中。然而,如何认识和对待这种影响力乃至于互联网自身在我国并未取得共识。而在协商民主理论视角下,结合我国的政治实践和网络发展现状,将互联网定位为公共领域的建构平台具有充分的理论正当性和现实可行性。以此为前提,方能有效厘清我国公民网络参与所面临的困境并觅得妥当对策。在困境突破环节,围绕公共领域"宜疏不宜堵"的对策核心,应充分重视和发挥政协在困境突破中所起到的桥梁作用和引导作用,消弭公民网络参与的负面影响,进而使互联网真正成为我国建构公共领域的依托。     

公民参与的扩大与基层民主的发展

改革从微观领域开始,利益主要集中于基层生活,矛盾也主要反映在基层.基层民主发展中的政治利益分化、冲突与失衡要求扩大公民参与,进而实现政治利益的聚合、表达与维护.继续积极稳妥地扩大公民参与,扩大社会主义民主仍然是大势所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