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侦查阶段鉴定的必要性与实施主体

刑事证据来源的特点和侦查的特殊需要决定了刑事诉讼中的鉴定主要集中在侦查阶段进行。侦查阶段启动鉴定的特殊,鉴定内容的专业性,鉴定对象条件的不可重复性,鉴定时间的紧迫性,发案与破案时间距离的不确定性,决定了侦查阶段的鉴定主要应该由侦查机关的鉴定机构实施。刑事诉讼法修订的"专家拟制稿"中提出的"侦查机关不作鉴定,只作检验","检验结果不具有证据资格","鉴定一律由社会鉴定机构实施"的修改意见缺乏实践依据和可行性。     

浅谈侦查阶段的人身伤情鉴定

在普通人身伤害刑事案件中，一般以轻伤以上为起点，被害人的受伤程度直接决定着侦查机关是否对犯罪嫌疑人立案侦查并采取相应的刑事强制措施。因此损伤程度的评定在侦查阶段就显得非常重要。面对日益增多的人身伤害案件，面对人们法制意识的普遍增强，面对各种规避法律制裁的犯罪嫌疑人，为了保证刑事诉讼公平顺利的进行，人身伤情的法医鉴定就显得越来越重要。在此，笔者试就人身伤害鉴定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侦查阶段的人权保障探析

刑事诉讼是国家对犯罪追究刑事责任的制度,侦查阶段作为刑事追诉程序的基础阶段,是刑事诉讼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由于我国的刑事诉讼理念趋近于"犯罪控制观",使得国家权力和个人权利之间对比失衡,个人权利保障显得相对薄弱。事实上,侦查阶段的人权保障是有深刻的理论基础和现实必要的。应当从刑事诉讼价值取向、诉讼经济和程序正当的高度完善我国的侦查阶段,加强侦查阶段的人权保障。     

侦查阶段的人权保障探析

刑事诉讼是国家对犯罪追究刑事责任的制度，侦查阶段作为刑事追诉程序的基础阶段，是刑事诉讼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由于我国的刑事诉讼理念趋近于“犯罪控制观”，使得国家权力和个人权利之间对比失衡，个人权利保障显得相对薄弱。事实上，侦查阶段的人权保障是有深刻的理论基础和现实必要的。应当从刑事诉讼价值取向、诉讼经济和程序正当的高度完善我国的侦查阶段，加强侦查阶段的人权保障。     

侦查阶段中律师的诉讼身份

由于我国1996年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不彻底,出现一个问题:侦查阶段中的律师的诉讼身份不明。学界上有多种看法,而本文便在此基础上较全面的介绍和阐述了这一个问题,并最终得出结论:侦查阶段中律师的诉讼身份就是辩护人。     

论侦查阶段辩护方获取证据的权利

保障侦查阶段辩护方获取证据的权利对于查明案件事实、正确适用法律、强化辩护效果、实现程序正义、完善律师帮助极为关键。对该权利的保障,英美法系国家主要以确认自行调查取证权等直接方式实现,大陆法系国家则倾向于采取证据保全等间接方式,大陆法系国家慎重授权并适当限制的做法更值得借鉴。我国不宜直接确认调查取证权,确立证据保全申请权、特定侦查行为律师在场权、侦查阶段律师阅卷权的做法更为适宜。     

论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调查取证权

新《刑事诉讼法》的修订明确了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辩护人地位,但对于其在这一阶段的调查取证权则规定的比较模糊,由此产生了学术界和实务界在同样条文下的三种不同解读.结合新《刑事诉讼法》修订的目的以及相关法条的联系,我们可以推知法律肯定了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调查取证权,它既有利于人权的保障和律师辩护权的行使,也有利于实现法律的公平正义.但受我国的国情所影响,法律并没有打算完全赋予辩护在侦查阶段的调查取证权,因此在法律条文中既需要明确辩护律师的权利,又需要对其权利行使的范围和方式进行相应的限制.     

侦查机关内设鉴定机构的负面影响与消解

侦查活动的特殊性使其染指于司法鉴定,侦查机关基于侦查工作之必要内设鉴定机构。侦查机关内设的鉴定机构又因侦查的追诉性质在鉴定活动中难以保持中立性,致使侦查机关的鉴定机构的性质与法律的中立性要求出现一些紧张关系,在诉讼中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司法鉴定制度的改革旨在借助司法行政部门对司法鉴定的统一管理来催生侦查机关的鉴定机构和侦查活动相分离,从而保持侦查机关的鉴定机构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并通过制度调整后的外在监督力量与程序的制约机制来缓解这一紧张关系,以促进侦查机关的鉴定机构在诉讼中真正发挥发现事实真相的作用。     

侦查阶段非法证据排除程序探究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新刑事诉讼法得到完全确立,并且配套颁布了具体的操作程序,使之更具有司法操作性。然而,刑事诉讼法主要是针对庭审阶段非法证据排除程序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规制,对侦查阶段却未过多涉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一个重要目的是就是规制刑讯逼供等非法侦查行为。本文就是试图就完善侦查阶段非法证据排除程序进行浅薄的探讨。     

浅析侦查阶段律师的在场权

随着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进行了审议,如何加强对人权的保护意识,如何更有效的在侦查阶段实现对犯罪嫌疑人人权的保障成为了本次刑诉修正案的亮点。而在侦查阶段加强辩护律师的作用,设立侦查阶段的律师在场权就是一项可以借鉴的方式。为此,本文以律师在场权为主要研究对象,对该权利的内涵、含义及存在的法理基础进行论述,以期正确处理好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关系。     

侦查阶段律师的诉讼地位探析

自1996年我国刑诉法修改后,明确将律师介入刑事案件的时间提前到侦查阶段,却只字未提此阶段律师的诉讼地位问题,引起诉讼实务界与理论界的较大争论。本文试以解决侦查阶段律师的诉讼地位问题,为我国的诉讼实践提供理论依据,以期更好地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从而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有机统一。     

诱惑侦查合法性的阶段化认定:日本经验与中国路径

日本对诱惑侦查的合法性认定采取主客观混合的阶段化判断标准,分为启动阶段的合法性审查和实施阶段的正当性审查,具有清晰的阶段化特征和鲜明的实践指引功能。相较而言,我国在诱惑侦查合法性认定的问题上,既存在由法律规定的模糊性所导致的概念范围不明、法律性质不清等问题,也存在过度重视判断标准中静态要素的设置,忽视对诱惑侦查的行为阶段进行区分的倾向。解决问题的出路是,在概念界定上应明确诱惑侦查作为事前侦查、任意侦查的法律性质,并以指导案例的形式对诱惑侦查的行为方式、合法性判断要素进行解释说明;在司法认定上应在肯定主客观混合标准的同时,对判断标准中的主观要素和客观要素进行动态审查,进而形成启动阶段合法性审查和实施阶段正当性审查的区分,以凸显判断标准的实践指引功能。     

律师在侦查阶段应如何参与刑事诉讼

随着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律师在侦查阶段应如何参与刑事诉讼已成为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本文就律师在侦查阶段参与刑事诉讼中存在的问题，产生的原因以及如何改进进行了论述。     

杜绝侦查阶段的隐性超期羁押

侦查阶段隐性超期羁押 羁押期限的延长及重新计算均由侦查部门自行决定，无需其他单位批准审核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侦查阶段的通知辩护调查

新《刑事诉讼法》革故鼎新,将未成年人通知辩护提前至侦查阶段,然此项通知辩护职能在与公安机关固有侦查模式的磨合中,将会产生何种效果,又会产生哪些问题,这就是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侦查阶段的通知辩护进行调查的需要。     

浅析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

前段时间发生的河南赵振海事件又重新把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提到了讨论的前沿。从2004年人权入宪以来，关于保障犯罪嫌疑人人权的呼声日益高涨。尽管如此，目前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情况仍不容乐观。本文将对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中的人权保障从司法实践做理性思考并试着找出完善途径，     

侦查程序改革的问题与对策

我要谈的是刑事侦查程序改革问题。为什么谈这个话题,有三点理由:第一,从中国刑事诉讼的流程来看,侦查程序是最为重要的阶段,这与西方重视审判阶段不同。公安的刑事侦查对于整个刑事诉讼来说起到了一个决定性的作用。第二,侦查阶段的法治化程度较其他阶段更需要提高。尽管在技术上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侦查阶段的程序分流机制研究

侦查阶段程序分流在两大法系各主要国家已经得到普遍的确立和发展,它对提高刑事诉讼的整体效率、体现刑事追诉的合目的性以及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等具有积极的意义。我国目前尚未设立相应的制度与程序,这不仅没有顺应现代刑事司法理论的发展,同时也无法满足诉讼实践的客观需要。鉴于此,本文在参考国外相关立法和司法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构建我国侦查阶段程序分流机制的设想。     

辩护律师介入职务犯罪案件侦查阶段的权利保障研究

正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明确了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辩护地位,对侦查阶段辩护律师的会见、了解案情、提出意见、申诉控告等权利均作了较为细致和全面的规定,但由于相配套司法解释和操作流程的滞后及不明确,对于辩护律师权利的保障尚有所欠缺。本文以职务犯罪侦查阶段律师权利保障为视角,从检察机关侦查部门司法实务出发,总结实践经验并进行分析,以求进一步完善检察机关侦查部门在侦查阶段对辩护律师权利保障及应对机制。一、加强职务犯罪案件侦查阶段辩护律师权利保障的意义     

论侦查机关内设鉴定机构的法律性质

刑事侦查机关内设鉴定机构所从事的司法鉴定活动的法律定性在理论上尚存争议。从司法鉴定的性质看,对鉴定人与鉴定机构的关系剖析基础上论证侦查机关内设鉴定机构实行自然人鉴定人制度．并对其独立性及回避等诉讼程序问题进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