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回国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美侨民归国谈判

长期以来,人们总把钱学森回国与中美大使级会谈联系在一起。而研究发现,探寻钱学森回国过程,应该放在建国初中共争取海外留学生归国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并结合50年代中美侨民归国谈判(日内瓦谈判、双方驻日内瓦领事间会谈、美国总统及有关部门的磋商以及中美大使级会谈)全过程进行分析。     

70年代中美关系解冻的开端——对中美最后两次大使级会谈的回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美国同中国长期处于敌对状态。 1 971年 ,美总统特使基辛格访华 ,特别是 1 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标志着中美敌对关系发生转折 ,对世界格局和国际形势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这个转折不是突然发生的。在华沙举行的最后两次中美大使级会谈 ,即第 1 35、1 36次会谈应该说是这个转折的序幕或两国关系解冻的开端。当时笔者正在驻波兰使馆任职 ,担任谈判代表 ,负责中美间具体事务的联系工作 ,经历了这段复杂 ,有时带有戏剧性的过程。现追记其事 ,也许对读者了解中国领导人的决策过程和中美关系的演变有一些裨益。一、第 1 34次…     

特朗普政府南海政策的走向及中国的策略应对

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政府在南海问题上的挑衅不断升级。美方的表现一方面与其在亚太特别是南海地区的总体地缘利益有关,另一方面也与特朗普的对华战术选择有关。特朗普企图以南海问题为筹码,来换取中国在贸易问题和朝鲜半岛问题上的让步。然而,特朗普政府的南海政策不可能偏离美国政府长期以来亚太战略的基本框架,无论是在南海挑衅还是与中国进行利益交换,均是服务于美国当前利益的短期行为,中国决不应以牺牲主权和战略利益为代价换取美国一时的让步。在南海问题上中国应正确判断美国的意图,做出恰当应对,要重视国际规则,坚持U形线内水域"主权水域"地位,慎用"领海"概念。     

约翰逊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

约翰逊执掌美国政坛时期,恰是中美缓和的"前夜",双方--尤其是美方,在对峙的主流外交之后隐藏着大量的试探活动,探讨是否存在着改善中美关系的空间.一方面,中美两国的尖锐对抗,在越南进行着间接战争;另一方面,恰恰是由于中国在许多问题上的"重要性",使美国在决策过程中,越来越多地要考虑中国可能的反应和行为.这一背景为美国政府根本改变其对华政策创造了必不可少的主客观条件.     

中美建交前后美国售台武器及其政策的确立

卡特政府 1979- 1980年曾考虑向台湾出售一批先进武器 ,其决策过程与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过程同时进行 ,影响了美方在建交谈判中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卡特政府的决策过程为此后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确立了模式 :售台武器是作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重要工具而被使用的 ;其决策过程是一个官僚政治斗争过程 ,总统在这一过程中具有最大的和最终的发言权 ;国会具有很大的影响能力 ,但并不参与决策本身。     

美国政府对外决策中的非政府因素

现代社会的发展已经使得政府不可能在不受非政府因素的影响的情况下做出任何决策,尤其是在多元政治下的美国。概括起来能够对美国政府的对外决策产生重要影响的非政府因素主要有政党、思想库、利益集团、大众媒体、选举五大类。它们是美国政府对外决策的关键影响因素,左右了美国的对外政策。     

改革开放30年：伟大的历程与重大的决策

以经济体制改革为最主要标志,改革开放30年的伟大历程与党中央的重大决策.可以划分为三个重大发展阶段。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南方谈话和十四大前这阶段的主要特征和重大突破.是引进了市场机制;重大指导思想是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体现为邓小平理论。从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十六大这阶段的主要特征和重大突破,是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了全面开放;重大指导思想,是解决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体现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十六大后至今这阶段的主要特征和重大突破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大指导思想,是解决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体现为科学发展观。在每一阶段,党中央在社会主义经济、民主政治、思想文化、社会以及党的建设等方面都做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     

抗战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日本对华发动侵略战争,危害了美国在中国的利益,使美国政府开始调整对华政策.由购买中国产品的间接援助发展到对中国进行贷款,直接军援,以确保自身在华的利益.     

检察委员会决策方式改革的历史维度

从历史演进的角度分析,检察委员会决策方式的争议主要围绕三个递进的问题展开:检察委员会决策采一长制还是民主集中制;在采取民主集中制时,如何平衡检察长首长负责制与民主集中制的冲突;是否将上述冲突区分为重大案件与重大问题发生争议,分别由上级检察院或者同级人大委员会作最终决策.这涉及检察机关与人大的关系界定,也关系到司法权与立法权的权能区分,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也密切相关.坚持民主集中制,区分重大案件与重大问题,采取不同的决策方式,应是我国检察委员会改革的方向.     

论和谐社会对交通的本质要求与和谐长江航运发展

保障人民群众的安全便捷出行,促进交通健康有序发展是和谐社会对交通的本质要求。目前交通行业总体上是和谐的,但在一部分领域仍不同程度地存在不和谐因素,例如长江航运发展就面临一些需要解决的矛盾和问题。通过采取适当具体措施,这些矛盾和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最终达到长江航运和谐发展,为构建和谐社会做出贡献。     

瞿秋白对开创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历史性贡献

历史上的任何重大事件，从来都不是完全按照某个杰出人物的个人意志发展的，其最终结果总是多种因素相互交错的合力的产物。以井冈山道路为代表的中国革命新道路是在经过改组的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依靠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全党集体智慧开创出来的。瞿秋白作为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主要领导人，从理论和决策上对组织和指导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开创，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公共决策的公众参与困境及其管理策略——以广东番禺区垃圾焚烧发电厂风波为例

公众参与已成为决策者需要审慎处理的重要影响因素,与长期以来决策者习惯于在封闭环境中做出决策相比,目前决策者日益面临着如何在公众参与的环境下有效进行决策的挑战。决策阶段对公众参与的排斥往往会引发随后抵制性的公众参与最终导致决策流产,因此,需要发展出一套管理公众参与的策略来帮助决策者提高其决策能力。     

美国政府伦理的历史演变及启示

《彭德尔顿法》是美国政府伦理建设由前正规化时期步入正规化时期的标志。由于行政思想的转变 ,正规化时期又分为行政中立、个体责任、个体和组织责任并重、结果取向和价值裁量等五个阶段。美国政府伦理的历史演变过程对我国行政伦理建设的启示在于 :应把行政伦理建设同国家公务员制度结合起来 ;处理好组织责任和个人责任的关系 ;解决好行政伦理建设的历史继承性问题。     

中央红军的经济供给问题探讨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央红军(包括其前身红四军)的经济供给工作异常的艰难和复杂,它的解决与否直接决定着中央红军的生死存亡。中央红军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情况,采取相应措施,灵活地解决了经济供给问题,最终使这支红军的主力得以不断地成长、壮大。     

对抗式行政管理决策模式分析

最近有人提出在行政管理决策中引进对抗式决策模式以解决行政决策科学化的问题。所谓对抗式行政决策模式，是指在行政决策中应用对抗程序，充分发挥决策者及参与者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最终做出科学、可行决策的一种决策方式。对抗式行政决策模式应该是管理决策模型方法的一种，它吸收了理性决策模式中穷尽所有方案而选择最佳方案的思想，同时又吸收了综合决策模式中以现实为前提，从可行性角度解决问题的精华。它的特点在于，营造出有限度的对抗气氛，借以激发对抗双方的观点、见解，进而从整体上拓宽决策思路，使决策结果更具科学性…     

用现实的思维方法看各阶段立法活动

在立法的各阶段，要运用现实的思维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立法准备阶段，要围绕实际问题，从身边开始，进行真实全面、细致深入的调研，掌握第一手材料；立法决策阶段，要抓住实际问题，作出科学的论断，制定解决方案；立法完成后，需要根据社会发展状况在现实中检验解决方案（指立法）的正确性并进行完善，这一阶段要致力于实际问题的解决。     

张学良肤施会谈相关回忆述考

周恩来与张学良在1936年四五月间进行的两次肤施会谈,基本上确定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与东北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关系。张学良关于肤施会谈的回忆具有一定的权威性,为我们进一步研究肤施会谈提供了重要的第一手资料,但还有待挖掘新的史料与深入探讨。张学良给红军的＂赠款＂最终由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核销＂,这是张学良所始料未及的结果。     

毛泽东获取决策信息的途径探析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在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中做出一个个重大决策。请示报告是党政军系统最正规的信息系统源；毛泽东在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摸索出来的调查研究方法途径；报刊杂志对国内外信息的涵盖；信访对社会最直接问题和矛盾的反应；亲密人员的信息填补等，这些决策信息的取得直接影响着毛泽东决策科学性的做出，折射出信息对决策的重要支撑性。因此，要了解毛泽东的各项重大决策，决策信息的探究就显得尤为重要。     

六方会谈再议:议程调整与机制建设

朝鲜第四次核试爆触发朝鲜半岛新一轮危机,并激发了学界重新审视停摆多年的六方会谈的兴趣。本文强调,朝鲜弃核的愿望以及国际社会能给予朝鲜的回报是解决朝核问题的关键因素。作为朝核问题的多边对话机制,六方会谈仍是解决朝核问题的无可替代的重要平台。本文尝试对六方会谈过去的成就与不足做出总结,并在此基础上为推动会谈的重启,提出如下建议:(1)调整六方会谈的议程设置,并行推进朝核问题以及朝鲜半岛和平机制问题的谈判;(2)在六方会谈短期内重启无望的情况下,创设灵活的小多边磋商新路径;(3)重启后的六方会谈可考虑设立内生的、普遍性的约束性机制,增加成员国违约成本,提高会谈的功效。     

“斯诺登事件”与美国网络安全政策的调整

自从斯诺登向国际社会揭露了以"棱镜"项目为代表的美国政府秘密监控行为以来,很多国家对美国的监控行为进行谴责,要求美国做出解释并道歉。在国内外舆论压力下,奥巴马政府成立了专门委员会调查国家安全局的监控问题。另一方面,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试图重新树立自己在网络空间的道德形象,挽回由于斯诺登泄密事件造成的负面影响。然而,情报部门的监控阴影难以在短期内彻底消除,美国网络安全政策面临严峻的挑战。"斯诺登事件"促使更多国家支持互联网主权化,网络地缘政治倾向也日益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