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优先原则适用现状的考量

在我国,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生活的日益复杂化,刑民交叉的案件日益增多,情况亦趋于纷繁复杂,在此种情况下,刑事优先原则的确立及其如何适用的问题就显得相当重要。然而,由于长期以来学界对这一问题一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立法上也一直未予以正式确认,导致司法实践的混乱。本期选登的文章从司法实践出发,对实践中刑民交叉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进行了研讨,对刑事优先原则适用的现状进行考量,通过实践与理论的分析,提出了这一原则适用与限制的必要性及具体途径。     

刑事优先原则中的法律理念冲突

在我国,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生活的日益复杂化,刑民交叉的案件日益增多,情况亦趋于纷繁复杂,在此种情况下,刑事优先原则的确立及其如何适用的问题就显得相当重要。然而,由于长期以来学界对这一问题一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立法上也一直未予以正式确认,导致司法实践的混乱。本期选登的文章从司法实践出发,对实践中刑民交叉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进行了研讨,对刑事优先原则适用的现状进行考量,通过实践与理论的分析,提出了这一原则适用与限制的必要性及具体途径。     

海事赔偿责任限制优先适用原则研究——兼论海事赔偿责任限制权利之属性

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在外部关系上体现优先适用原则,即船舶优先权、船舶抵押权、船舶碰撞以及船舶扣押制度等都不影响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的优先适用;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在内部关系上体现优先适用原则,除并行于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的责任限制制度外,所有其他责任限制制度,要么受制于海事赔偿责任限制,要么共享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的限额,而与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并行的责任限制制度,则互不影响,不存在优先适用的问题,即在同一事故中,可能并存独立的互不影响的几个责任限制的限额,如海事赔偿责任的限额、油污损害赔偿的限额、有毒有害物质赔偿限额.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的权利主体相对于自身关系的相对人来说,其权利属性不是抗辩权,也不是请求权,而是形成权的特殊类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的权利主体相对于自身关系之外的其他关系的相对人,其权利属性仍然是形成权的特殊类型,本文称之为"海事优位权".     

海事赔偿责任限制优先适用原则研究——兼论海事赔偿责任限制权利之属性

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在外部关系上体现优先适用原则,即船舶优先权、船舶抵押权、船舶碰撞以及船舶扣押制度等都不影响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的优先适用;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在内部关系上体现优先适用原则,除并行于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的责任限制制度外,所有其他责任限制制度,要么受制于海事赔偿责任限制,要么共享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的限额,而与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并行的责任限制制度,则互不影响,不存在优先适用的问题,即在同一事故中,可能并存独立的互不影响的几个责任限制的限额,如海事赔偿责任的限额、油污损害赔偿的限额、有毒有害物质赔偿的限额。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的权利主体相对于自身关系的相对人来说,其权利属性不是抗辩权,也不是请求权,而是形成权的特殊类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的权利主体相对于自身关系之外的其他关系的相对人来说,其权利属性仍然是形成权的特殊类型,称之为＂海事优位权＂。     

论刑事强制措施的限制、适度适用与制度完善

适用刑事强制措施不仅涉及到有效控制犯罪,而且关系到人权保障,需要加以合理的规制。为此,必须确立和落实强制措施限制适用与适度原则,真正实现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统一。在修改完善刑事诉讼法的过程中,应按照这一原则的内在要求,理性分析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加强制度构建,进一步完善刑事诉讼中的强制措施制度。     

刑事优先原则的现代转型探析

刑事优先原则主要体现在刑民交错的案件中,在我国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设计中,遵循的是时间顺序上的优先原则,这一单维度的刑事优先原则已难以适应现代诉讼的要求。应当建立时间和重要性双重维度的刑事优先原则,并转变观念,修改立法,以促进刑民法律适用的协调和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开展。     

论意思自治原则在民法中的适用与限制

意思自治原则是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贯穿于整个民事立法、司法和守法的各个环节,并且体现在物权法、债权法、婚姻家庭法和知识产权法等之中。同时,意思自治又不是绝对的,它的适用又受到一定的限制。     

从刑事优先到民事优先

但凡遇有刑民牵连的案件,我国曾经的司法原则是绝对地强调国家公权优先,及至排斥公民对民事权利的行使,也即刑事优先。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的发展及权利本位观的确立,我国的司法原则已开始从刑事优先向民事优先转变,即在事涉刑事案件时,公民的民事诉权可与国家的刑事公诉权并行不悖,及至民事诉讼可先于刑事公诉而提起;与此同时,国不与民争利,公民对犯罪者的正当债权亦优于国家基于犯罪人犯罪而对之产生的债权。法律工作者应当与时俱进,自觉地践行从刑事优先到民事优先的转换。     

论诚信原则在刑事诉讼中的适用

诚实信用原则本为一私法原则，但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该原则出现了从私法领域向公法领域扩展的现象。本文讨论诚信原则在刑事诉讼中适用的法理基础及限制，提出该原则在刑事诉讼领域适用的立法构想。     

论我国死刑适用中的立法限制与司法限制

本文通过对我国死刑具体适用中立法限制与司法限制的评析,阐述了在死刑适用过程中限制与减少死刑的方法与途径,强调了司法实践在限制死刑范围与减少死刑适用中的重要作用。     

刑事和解限制论

刑事和解,在其效率价值得到肯定的同时,有丧失公正性的弊端,应当从刑事实体、适用对象、适用阶段予以限制。     

上下位法间的效力优先与适用优先——兼论自治法规、经济特区法规和较大市法规的位阶与适用

效力优先是下位法与上位法抵触的情况下,上位法的＂效力优于＂下位法,其根据是梅尔克—凯尔森位阶理论的第一要义：上位法是下位法的效力依据,下位法的创制应当符合上位法预设的创制方式和内容;而适用优先是下位法符合上位法的情况下,下位法的＂适用先于＂上位法,其根据是梅尔克—凯尔森位阶理论的第二要义：下位法是上位法的具体化和个别化。上位法优于下位法属于效力优先,不存在例外。自治条例、单行条例和经济特区法规的位阶低于法律、行政法规,其变通规定优于法律、行政法规不是效力优先的例外,而属于适用优先。较大的市的地方性法规的位阶低于省级地方性法规,其与省级法规适用中的难题也可从效力优先与适用优先的区分中寻求解答。     

浅议我国死刑的适用限制

死刑是一种最古老、最久远的刑罚,处于刑罚金字塔的顶端。18世纪,近代资产阶级刑法学鼻祖贝卡里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中首次公开反对死刑,主张严格适用并逐渐废止,拉开了反死刑的序幕。而这一举动也引发了几百年来世界范围内的死刑存废之争。近年来,随着世界人权运动以及民主法治的发展,大多数国家对于死刑采取的是逐步缩小适用范围,最终废除的政策。我国刑法修正案(八)也折射出这一理念:对死刑加以限制直至废除。废除死刑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特别是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我国。目前我国还不适宜立即废除死刑,但应严格限制死刑。如何走适合中国的废除死刑道路,成为了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和政府高度重视的司法课题。本文旨在分析当下死刑适用状况,探寻限制死刑适用的对策,推动废除死刑的进程,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抛砖引玉,从而使法治成为国人习惯的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     

刑事和解与死刑的限制适用

刑事和解作为一种西方刑法界广泛适用的制度,以其众多优点受到越来越多的刑法学者的关注。但对死刑案件是否能够通过和解限制其适用,多数学者都持保留态度。那么这种做法是否可行？又能否被公众情感所接受呢？     

关于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理解与适用

作为社会治理的一项指导性政策,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体现了党和国家对新形势下刑事司法工作的总体把握,也意味着对人民法院的刑事审判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因此,进一步理解和把握"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并在审判工作中积极予以贯彻执行成为当前刑事审判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这也是人民法院发挥刑事审判职能,参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本文试作探讨。     

保险法律特殊规则的优先适用

特别法的适用优先于普通法,是司法人员尽知的法律适用规则。本文试从保险法特殊规则优先适用的角度,对这一适用规则进行探讨。文章分析了保险行为和保险合同的特殊性,及保险法适用的特殊规则;并通过一起案例分析了特别法规则优先适用的重要性;强调在适用法规范的过程中应当重视这一规则,以确保案件处理的质量。     

对刑事和解司法适用的若干思考

刑事和解制度是恢复性司法的体现,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背景下,我国已有一些地区的司法机关对刑事和解制度进行试行、摸索,从中逐渐凸显出其价值与局限,本文对此进行了简要分析。     

判定专利侵权的等同原则在我国审判实践中的适用与限制

最早由美国法院提出的判定专利侵权的等同原则,其设立初衷是为了避免被控侵权人通过对专利进行非实质性修改来逃避专利侵权责任。等同原则理论的发展、最新动向,以及其具体判定方法,值得我国法院在审判实践中借鉴。在借鉴的同时,为避免等同原则的过度扩张而损害公众利益,判定专利侵权的等同原则在我国的适用应受到若干限制:等同侵权的认定要受“禁止反悔原则”和“全部要素原则”这两个法律原则的制约;在进行等同侵权判断时,除“功能—方式—效果”三要素标准外,应增加一些辅助判断方法;应采用侵权行为发生日为等同侵权判定的时间标准,使专利权在保护期内获得一种动态的保护。等同原则在我国审判实践中的适用基础存在诸多问题,应从统一分散的法院审判体制、制定专利侵权判定标准等方面予以完善。     

论前科与死刑的限制适用

前科对量刑（死刑适用）的影响,无论是趋重调节还是趋轻调节,既要考虑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大小,也要考虑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程度。“谴责性理论”“危害性理论”和“同情克减理论”共同为前科影响量刑（死刑适用）提供完整诠释框架。前科在域外死刑裁量实践中发挥着独特且重要的作用,我国实践中的惯性思维是将前科作为强化死刑适用的依据,而其限制、弱化死刑适用的积极功效却未被发掘。“无前科”属于前科情节的范畴,应高度重视其限制死刑适用的价值。在有前科的情况下,需综合衡量当下犯罪以及前科的实际情况,进行双重规范判断,根据是同种前科还是异种前科、故意前科还是过失前科、重罪前科还轻罪前科、前科是否经过一定期限、前科是否消灭等实际情况区别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