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停止执行拘留”制度的执行现状、困境及对策

“建议停止执行拘留”制度的制订,是为保障被拘留人健康权与拘留所拘押安全管理的一项重要举措。党的二十大之后,为深入贯彻人权法治思想,保障被拘留人权益,公安部监所管理局提出要根据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变化特点,对“建议停止执行拘留”制度执行细则进一步完善,切实体现制度设计的公平正义理念,确保制度执行的政治效果、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在以往“建议停止执行拘留”制度执行过程中,存在停止执行条件认定周期与拘留所收拘执行之间的时效冲突,健康权益与拘押安全之间的关联风险,自由裁量与执法公平之间难以平衡,建议停止与决定停止之间的权责认定等执法难点。为进一步加强拘留所被拘留人健康权保障,破解公安基层“建议停止执行拘留”制度执行的难题,有必要根据制度设计执法流程、适用条件认定规则、被拘留人健康权保障与执法风险等方面开展对策研究。     

从比较法的角度考量我国刑事拘留制度中的人权保障状况

刑事拘留对于打击犯罪和保护公民生命财产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但我国刑事拘留中长期存在羁押期限过长、超期羁押、不当拘留、刑讯逼供等问题,严重影响了被拘留人的人权。本文从分析我国现有刑事拘留制度出发,以美、英、法、德、意、日等国刑事拘留制度和有关国际公约要求为镜,找出我国刑事拘留制度中对被拘留人的人权保护的差距,并在借鉴法治国家对被拘禁者人权保护先进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刑事诉讼体制和实际情况,提出了在侦查机关内部建立侦查、拘留监管和被拘留人权利保障三种职权相分离,检察机关通过司法听证对。侦查机关拘留权进行制约,赋予被拘留者更多更有力度的权利救济途径等改善我国被拘留人的人权状况的建议。     

谈治安拘留的执行

治安拘留是对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人,依法在一定时间内限制其人身自由的一种处罚。关于治安拘留的执行,1957年《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没有明确规定,而实践中基本上采用的是强制执行的方法,新《条例》第三十五条明确规定了治安拘留的执行方法,即“受处罚的人应当在限定的时间内到规定的拘留所接受处罚;对抗拒执行的,强制执行。”也就是说将受处罚人分为不抗拒执行和抗拒执行两种,对前者由受处罚的人在限定的时间内携带自己在拘留期间的伙食费和必需的生活用品,自行到指定的拘留所接受处罚;对后者则可以使用械具、强     

刑事拘留制度的错位及矫正

在我国刑事诉讼中拘留是一项重要的强制措施,它与逮捕一起被广泛适用。当前,我国拘留制度实施中,主要存在拘留对象被不当扩大、拘留期限延长较为普遍及拘留适用程序缺乏监督制约等三个问题,而拘留功能的异化、拘留实质条件的缺失及拘留期限延长的失范是其重要因素。为此,可以从协调现行拘留与逮捕的制度功能、对拘留与逮捕进行一体化改造及强化对拘留适用的监督制约等方面来完善拘留制度和程序。     

治安拘留的国家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研究

治安拘留（以下简称拘留）产生的国家赔偿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本文对此进行了有益的探讨，认为：错误拘留包括违法拘留和不当拘留，二者均应当负国家赔偿责任；违法拘留其违反的法律为对被拘留人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中的实体法；对错误拘留的确认方式有复议确认、复议后诉讼确认和内部监督确认三种；查处治安案件时使用暴力致使被拘留人遭受伤害的赔偿应定性为国家赔偿，其适用的程序有轻微伤赔偿程序和伤害犯罪赔偿程序两类。文章最后对违法拘留限制人身自由权赔偿金的计算作了说明。     

浅谈治安拘留所安全管理八法

文章结合实际阐述治安拘留所安全管理的八种方法 ,即警钟长鸣法、谈话教育法、规范管理法、分类管理法、四查四对法、连环监控法、安全检查法、行为观察法。     

浅谈“三非”人员监所内违规行为预防

"三非"人员一直是拘留所管理的重点和难点,而"三非"人员造成的监所事故近年来时有发生。由于"三非"人员案件属于涉外案件,他们在拘留所内的违规行为所产生的安全隐患不仅仅涉及监所安全,还可能引起外事问题,因此,拘留所对"三非"人员违规行为要及时、谨慎、灵活应对,"做最坏的打算,做最好的准备",将"预防胜于治疗"贯彻于日常管理教育中。     

适度整合不符合基本拘押条件拘留所的思考——以福建省三明市为例

探索对部分拘押量少、警力不足、设施条件较差的拘留所进行适度规模性整合,提高资源利用率和管理效能,既是公安部的整改要求,也是贯彻实施《拘留所条例》的有效措施。从三明市的实际出发,可分南北两片适度整合年均拘押量在300人以下、且警力配置长期不达标、基础设施功能不全、勤务不规范"带病"运行的6个相邻相近的拘留所,使三明市所属拘留所设置由11个合并减少到6个。从长远看,可采取调整规划布局,从机构编制上撤销6个小县单独设置的拘留所,合并改建为由设区市公安机关管理的2个单独设立的拘留所,承担南北两片6个县的拘押任务,使之达到规模化集约化管理、基层负担减轻、运行更加规范、安全更有保障的要求。     

论我国监所的性质和历史沿革

将收容教育所、强制戒毒所、治安拘留所和安康医院统一划归监管部门管理是公安改革的一部分,公安监所管理由原来单纯的对看守所的管理扩大为对五所一院的管理,监所性质发生了变化。总的来说,监所首先是公安工作的一项专门业务,其次是国家刑事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措施的执行机关。具体说,五所一院各自性质又有所不同,既有监狱、国家司法机关,还有司法行政机关和行政医疗矫正单位,其历史沿革也各不相同。     

刑事诉讼视野中的看守所制度浅析

看守所是未决羁押的场所,主要是起着警戒、看守、教育和管理被逮捕、被拘留的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以保障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的作用。在实践中,还承担着深挖犯罪的任务。在这些过程中,必然会产生一些程序上的缺陷和问题,尤其涉及被羁押人的权利保障方面。本文拟就看守所的职能、羁押原则、以及看守所地位和隶属等提出管见。     

论党的领导与共和国的成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奠定社会主义的制度基础离不开中国共产党艰辛探索和坚强领导。中国共产党坚持与时俱进,适时和科学地为共和国的发展选择道路,提供理论指导,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战胜千难万险,使共和国在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上不断由胜利走向辉煌。引领共和国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不断取得新的成就,需要中国共产党居安思危,不断加强自身建设。     

浅析电子商务对企业发展的影响

本文阐述了网络中电子商务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及其在企业发展中的作用 ;适合发展电子商务企业具备的特征和当前电子商务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     

论机动车与其所有人分离状态下的责任认定

道路交通事故致人损害案件中,当机动车与其所有人处于分离状态时,应当对传统责任主体认定依据进行合理反思,并应该引入控制力和收益这两个标准,对机动车与其所有人的分离状态进行类型化分析,从而得出由实际控制人承担主要责任,由所有人根据过错程度和收益承担连带责任或者补充责任,以实现机动车损害赔偿中的实质正义.     

关于证据属性的若干思考——以证据的关联性为中心

关于证据的基本属性,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颇有争议。有观点认为,证据的基本属性有三,即客观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有观点认为,证据的基本属性有二,即客观性和关联性。证据的客观性体现了证据的哲学存在性,为人们认识和把握证据的关联性提供了认识论;证据的合法性为人们收集、固定和保全证据提出了程序上的要求。在特殊情形下,某些不具备合法性或不具备客观性的材料仍可作为证据使用。证据的关联性才是证据的唯一基本属性。     

增强时间观念和效率意识

本文对各类办公机构增强时间观念和效率意识的重要意义和怎样增强时间观念和效率意识 ,提高时间运用和工作效率作了系统、深刻的论述。     

从刑事诉讼立法角度谈侦检关系改革

我国1996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借鉴了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做法,提高了对检察官公诉职能的要求,即要在法庭上亲自举证,通过事实说服法官,有效的行使国家追诉犯罪的职能。然而,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有关侦检关系的规定,造成检察机关与侦查机关不仅难以形成合力,共同服务于公诉职能,而且有时还相互擎肘,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检察官的公诉职能。通过考察国外的做法,我国应重新调整侦检关系,强化公诉职能,加强检察权对侦查权的控制,完善我国侦检关系。     

党的先进性党的纲领与党员成分的辩证关系

党的先进性源于党的阶级性,但先进性并不等于阶级性。党的先进性体现在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统一中,体现着时代特征。党的先进性需要通过制定正确政治路线和具体纲领来体现。党的组织路线服从、服务于政治路线。不同历史时期党员的标准、党员的成分体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纲领决定了必须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必须将思想建设置于党的建设首位,正确认识妥善处理吸收新社会阶层中优秀分子入党问题。     

通过共识获得正当性——解释学视角下的司法过程

法律方法以促进"正当性"判决的获得为目标,而依据解释学及哈贝马斯的真理共识理论,判决的"正当性"来自于相关主体的共识。运用共识理论可以对具体司法过程做出融贯性解释,并可得出诸多具有启发性的结论。     

关于乡镇行政区划调整的若干思考——以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乡镇撤并为个案

湖北省咸安区为了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精简机构、降低管理成本的相关精神,开展了以乡镇撤并为主要内容的行政区划调整工作,取得了显著绩效。但其间也存在着若干问题,如:加剧了乡镇工作人员精减与公共事务增长之间的矛盾、基层民主建设面临一系列挑战、乡镇规模扩大给老百姓办事带来不便等问题。     

论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对第三人的民事责任

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保荐职责的核心是上市公司信息公开担保义务.违反这种法定义务,构成对投资者知情权的侵害,致使投资者遭受损失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对这种特殊侵权行为应采用过错推定的归责原则,由保荐机构对第三人承担民事责任.同时要厘清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与上市公司以及其他中介机构之间责任的边界,以保证保荐人制度真正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