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德治教”的新思路

“以德治教”是“以德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素质教育的前提和保证，是价值导向一元化的客观要求。实施“以德治教”，要以德正本，以德立范，以德行政，实施“以德治教”，必须推进教育创新，必须把师德建设作为重中之中。     

浅谈犯罪防治中的“德治”

“以德治国”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我国社会经济步入新的发展时期所提出的重要治国方略 ,对犯罪的防治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中国传统的“德治”认为道德对犯罪防治的影响具有积极和消极两方面。比较犯罪防治的“德治”与“法治”。探讨如何在犯罪防治中充分体现德治。     

中国古代“德治”思想的宣传与实践

早在先秦时代,“德治”的思想就已经形成政治理论,并且开始影响政治实践。历史上的“德治”,客观上有益于社会的缓慢进步,有时还可以成为盛世形成的条件。因此,“德治”在理论上长期被看作立政之根本、为政之宗旨、行政之原则。但是,在专制时代政治运行的实际过程中,“德治”又往往只是宣传口号。从总结“德”与“法”、“德”与“财”的关系的角度回顾历史,也应当对“德治”的时代限定意义有清醒的认识。“德治”,其实有多重的政治文化涵义。如果说“德治”曾经产生过积极的历史影响,或许首先在于执政者施行着某种道德自律,接受着某种道德监督,从而有益于成就治世。     

社会治理视野下德治体系构建的实践路径——基于“枫桥式”五维德治体系的整体性实践叙事

在当前社会转型期,德治教化在推进中国式社会治理现代化实践进程中具有重要价值。既有的德治相关研究或深耕理论,或解析德治实践的现状,未能较好地反映德治教化中的整体性实践探索和运行机理。浙江诸暨聚焦“枫桥经验”蕴含的德治元素,探索构建了“枫桥式”五维德治体系的整体性实践方案,从叙事的实然图景揭示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的德治逻辑,为各地推动德治实践创新带来了五个方面的启示：一是坚持以制度创新统摄多样化德治实践创新,二是坚持适应中国式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目标要求,三是坚持点状创新与系统创新相结合的重要原则,四是坚持运用规律与具体创新相结合的基本方法,五是坚持地方创新与顶层设计相结合的实践路径。     

关于“以德治警”的几点思考

“以德治警”是人本思想在公安队伍建设中的重要体现,是提高民警道德素质的重要途径。“以德治警”与“依法治警”具有源头目标的一致性、功能作用的互补性、方法手段的差异性。“以德治警”要加强民警的“三观”教育、“三德”教育、“三种精神”教育;尊重民警的个人情感,培养民警的高尚情操;同时,还应将“从严治警”贯穿于“以德治警”之中。     

法治与德治有机结合: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大计

一、在国家的思想道德和精神文化生活领域 ,德治具有特殊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地位与功能要成功地治理一个国家 ,思想道德方面的建设是非常重要的 ,德治具有政治、经济和法律等手段所不具备的优势、特点和社会功能。第一 ,在社会转型期 ,良好的“德治”能发挥凝聚人心、化解矛盾和弥漏补缺的特殊优势 ,有利于保障社会和谐有序、稳定健康地运转。目前 ,我国社会正处于社会转轨时期 ,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深化 ,政治体制改革的逐步启动 ,社会利益分配和权力关系的调整 ,必然要触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方方面面 ,并导致社会意识形态的嬗变 ,使社会矛…     

德法并举与构建和谐就会

和谐最饱满地概括了社会文明的发展要求,实现和谐历来有法治与德治之争,法治德治的关系不是谁先谁后、谁主谁次的问题,它们的差异正是互补的前提;和谐社会既是法治社会,也是德治社会,法治与德治结合,或“德法并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合力;作为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推行“德法并举”还应放归现实思考。     

中国古今“德治”论的辨析

中国古今“德治”的提法虽然相同,但由于二者所属的经济基础、社会性质不一样,各自的内涵也就不一样,在调整社会关系上所处的地位也不同。古代的“德治”论中,“德”是居主要地位的,以维护封建等级特权为目的,强调个人义务。现在的“德治”论中的“德”,是在“法治”下的道德规范,以平等互助为目的,强调个人权利。古今“德治”不可混同。     

关于“以德治警”的思考

“以德治警”是人民警察所处地位和职责的需要,“以德治警”是强化人民警察队伍建设的需要,“以德治警”是完成新时期繁重的公安工作任务的迫切需要。因此,公安机关在深入探讨如何落实“以德治国”方略的过程中,怎样把“以德治国”的重要思想,贯穿于各级公安机关和人民警察的队伍建设之中,在“依法治警”的同时,强化“以德治警”。     

从历史考察中看不同文化对『德治』的支持作用

中国是一个有着深厚“德治”传统的国家 ,同时也是一个有着灿烂历史文化的国家。纵观历史 ,会发现“德治”的实践 ,总是伴随着相应的文化发展 ,为其提供着强有力的支持。考察历史上文化发展对“德治”实践的支持 ,探索文化发展与“德治”实践的内在规律 ,对我们今天实施“以德治国”方略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本文主要从哲学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思想、伦理道德思想和教育科学文化这几个与“德治”更为密切的方面 ,选择了西周、西汉、唐代和清代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德治”时期 ,来研究文化对“德治”的支持问题。从对“德治”文化支持的历史考…     

孔子的“德主刑辅”思想及其与中国法治与德治的现实对话

孔子首倡的"德主刑辅"思想代表了古代法律文化的基本性格,自西汉以后就成了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影响深远.我们有必要对其全面深入了解的基础上,批判的吸收其精华部分.目前我们应大力挖掘和利用丰富的道德资源,以法治为主导,加强德治,以利于法治社会的早日形成,同时防止道德法律化走入误区.     

对"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关系之管见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有机结合起来。法治与德治并重,二者不可偏废;法治与德治互补,相得益彰。实施“依法治国”,必须抓住关键环节;实施“以德治国”,必须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     

“德治”与“法治”的辩证关系

要充分发挥德治与法治这两种调控手段在治国安邦中的重要作用,使之相互渗透、功能互补,必须努力做到道德法制化和法律道德化.一方面,要把道德义务按照立法程序转化为法律义务,赋予道德基本要求以国家的强制力;另一方面,法律要始终以道德信念、道德教化为基础,尽可能使道道德义务与法律义务相统一.     

浅论创建法伦理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辅相成。"这是从治国方略高度做出的理论创新。法与道德在价值目标上的一致性,法治与德治在治国方略上的互补性,崇法与尚德在公民意识中的统一性,说明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辅相成这一论断的科学性,同时也证明了创建法伦理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孔孟德性伦理思想浅析

孔孟德性伦理思想的核心是建构了一个内容涉及人们生活各个领域的德目系统。因为这个系统德目繁多,涉及生活的各个领域,所以,古往今来被人们视为生活的行为准则、修身养性的理想目标。仁、义、礼、智、信是这个系统中最重要的德目,且以“仁”为核心。孔孟德性伦理思想的实践价值主要体现在“推己及人、修身养性、经邦济世”三个层面。     

庄子、海德格尔与“象思维”

《庄子》之文诗意表达是寓言、卮言、重言三位一体。这种三位一体,不同于概念思维规定性之所指的表达,而是作为寓旨性之能指的表达。因此,庄文之思本质上是以言筑象的“象以尽意”。庄文这一特征,使研究《庄子》也必须以体悟的“象思维”才能进入。即使富于名辩意味的《齐物论》,其名辩也以体道为出发点和归宿。海德格尔在反思和批判西方形而上学传统过程中,表现出向中国道家趋近的倾向。他的晚期著述的诗意表达,可以说是超越概念思维局限而呈现的一种“象思维”的西方现代版。     

“善优先于权利”的社群主义政治伦理观

社群主义主张“善优先于权利”的政治伦理观。社群本位是哲学基础,善优先于权利是核心表达,公益政治学”是具体主张。它试图把对自由、正义等的理解纳入社群的传统文化和传统德性的语境中把握。但是,社群主义并未真正突破西方的自由传统,它本身存在的矛盾和缺陷以及导致的道德相对主义倾向也使社群主义无法摆脱道德评价上的缺失和不足。     

儒家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社会价值

儒家思想和文化是中华民族具有现代社会价值的重要历史文化遗产。时至今日,它依然对于我们构建“以人为本”的和谐、节约、环保的新型社会,建设道德与法律相并重、相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构建市场运行机制中以儒家“刚健有为”与道家“无为而治”思想为核心的互补共存的两种管理模式具有重要的参考借鉴价值。     

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

"法治"和"德治"思想最早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江泽民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民主法制思想,提出了具有崭新内涵和鲜明时代特征的"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理论。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也是我国应长期坚持的治国方略。     

加强党政干部官德建设的思考

官德建设是关系到国家道德建设成败的关键。由于官德是社会的主体道德,是统治集团所倡导的道德模式,能对全体公民的道德建设起到示范作用。官德不治,是不可能施行出“德”政的,反腐倡廉就必然成为一句空话。因此,在反腐倡廉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把官德建设纳入政权建设和执政党建设之中,切实提高为官者的道德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