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刑事诉讼证据开示制度之建构

证据开示是当事人主义或类当事人主义诉讼程序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制度和概念。尽管我国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与相关的司法解释中也有类似于证据开示性质的规定,但是严格意义上的证据开示制度却并没有建立。本文通过比较研究的方法,对我国应否建构刑事诉讼证据开示制度及如何建构进行了探讨,并提出笔者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和见解。     

论我国刑事诉讼证据开示制度

刑事诉讼证据开示制度作为当事人主义或类当事人主义诉讼程序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和制度已经越来越广泛地受到我国学术界、司法界和立法机关的关注和认同。尽管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中也有类似于证据开示的制度,但与对抗制相配套的严格意义上的证据开示制度并没有建立。本文在概述证据开示制度基础之上,分析了我国刑事诉讼证据开示制度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以期为完善我国刑事诉讼证据开示制度提出新的思路和设想。     

刑事诉讼中的证据开示制度研究(上)

随着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证据开示已成为刑诉中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本文从证据开示的概念、内容、意义到国外证据开示程序的要点、法理等诸方面，论述了证据开示制度的原理和国外的一些做法，并根据我国新刑诉法的有关规定，具体论述了我国证据开示制度的有关理论和实践问题。     

对我国刑事诉讼电子证据开示制度的法律思考

电子证据是信息时代的"证据之王",在现代刑事诉讼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我国民事诉讼中,已经规定了与证据开示制度相似的证据交换制度,而在刑事诉讼方面尚属空白,不仅不利于审判方式的转变,也不利于刑事诉讼价值的实现。因此,建立完善的电子证据开示制度,势在必行。     

对我国刑事诉讼电子证据开示制度的法律思考

电子证据是信息时代的“证据之王”，在现代刑事诉讼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我国民事诉讼中，已经规定了与证据开示制度相似的证据交换制度，而在刑事诉讼方面尚属空白，不仅不利于审判方式的转变，也不利于刑事诉讼价值的实现。因此，建立完善的电子证据开示制度，势在必行。     

建立我国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思考

证据开示(discovery或disclosure)是来源于英美法系的概念,它产生于英美对抗制刑事诉讼模式,是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制度。目前我国刑事诉讼的审判方式改革,部分吸收了对抗式庭审机制,即由法官主导的审问式向控辩双方主导的对抗式转变。因此,建立与对抗制配套的证据开示制度已经成为我国亟待解决的迫切问题。一、我国建立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意义(一)有利于实现司法公正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对国家司法权力作出了一定限制,如警察机关采取搜查、扣押、逮捕、羁押等行为必须事先取得法官的司法授权和司法审查等,同时给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些特别…     

中美刑事诉讼证据开示制度比较研究

经过长期的改革探索,我国刑事诉讼程序当中逐渐融入了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中证据开示制度的一些要素。通过中美之间的比较,发现两国在证据开示的目标、适用范围、主体、程序、法律效果等方面仍存在较多的差异。为充分发挥证据开示制度的价值,应对此进行研究和完善。     

刑事诉讼证据开示制度构建路径之探讨

证据开示来源于英美法系,是当事人诉讼程序中与对抗制刑事诉讼模式相配套的重要制度,已被西方大多数国家刑事诉讼制度所接受,并逐渐成为一项国际诉讼准则。自96年刑诉法实施,我国刑事诉讼审判方式吸收了当事人主义模式有关因素,重新配置控、辩、审职能,形成以控审分离、控辩对抗为基点的新型抗辩式庭审方式,作为与抗辩式庭审方式相配套的证据开示制度也开始进入我国法律视野并受到了广泛认可。随着08年律师法、12年刑诉法中对刑事证据出示规定相继出台,证据开示再次上升为刑事诉讼领域讨论的热点,成为我国亟需建立的重要刑事司法制度。本文在概述证据开示制度的基础之上,对我国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现状及缺陷进行一系列探究,以期完善我国刑事诉讼证据开示制度。     

我国刑事诉讼中证据开示制度构建的探索研究

随着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不断改革,为了保证刑事诉讼的公平、公正与效率,法院已不再承担案件事实查证的主要责任,而是需要与控辩双方共同举证完成.因此,我国刑事诉讼证据开示制度的构建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问题.本文对刑事诉讼证据开示制度的界定、现状及构建的可行性进行了阐述,并对刑事诉讼中证据开示制度进行研究,对其构建给出了几点建议.     

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据标准和证据运用

随着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控辩双方要直接向法庭举证,这要求相应的证据规则。在采取证据规则时应充分体现证据运用的一般规律,应结合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及其运用条件和环境的特殊性,作到有法可依。证据规则的确立与运用必须由证据标准来检验。而证据标准的确立应结合刑事诉讼制度的特点,注意到刑事诉讼的目的,适应庭审的方式,转变观念,加强对证据标准的审查与评价,使公诉的证据标准同于或基本同于判决的标准。     

略论我国刑事证据开示制度之重构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实施后,我国的刑事审判方式由审问制转为对抗制,而庭审前的证据开示程序在对抗制的庭审方式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和不容忽视的价值。然而,我国现行刑事立法未能全面反映当代证据开示制度的基本要求,仅有的一些规定只能反映证据开示制度的某些特征。因此,重构我国刑事证据开示制度,将是我国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改革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     

刑事审判中实物证据的审查判断及排除

刑事审判中,实物证据以其特有的客观性、稳定性和不可替代性特征而对于案件事实的认定发挥着令人更为信服的证实作用,从而显示出实物证据的证明优势。但实物证据在刑事诉讼证明中,也存在其一定的局限性。对于实物证据的审查,应主要从其客观真实性、证据来源、保管和鉴定过程、与案件事实的关联性、是否全面等方面进行。对于非法实物证据实行有别于言词证据的裁量排除原则,即只有在相关部门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情况下,才对其予以排除。     

民事诉讼中证据交换制度的确立和完善

证据交换是各国民事诉讼中的共同性制度 ,它的确立有利于实现公平诉讼 ,提高审判质量和审判效率 ,同时也有利于实现审判的集中化 ,节省司法资源。对证据交换可以从不同的视角予以观察和分类。我国应当将证据交换制度系统化 ,使之具有可操作性以及实效性。     

比较:刑事证据开示的基础

刑事证据开示因其共同的价值基础而在英美法系、大陆法系和我国普遍存在。各国不同的刑事诉讼体制决定了刑事证据开示方式和范围的差异 ,刑事证据开示所依托的程序在多数国家都存在且有所区别。我国现行的刑事证据开示与刑事诉讼体制、庭审方式不相适应 ,因而需要改进。     

民事诉讼证据的合法性——从最高法院关于录音证据的司法解释谈起

证据的合法性问题 ,无论在诉讼法理论或者在司法实务中都是极具争议的话题。最高法院曾经批复私自录音形成的证据材料不具有合法性、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新近颁布的《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对此又语焉不详 ,在理论和实践中引起诸多歧见。为此 ,笔者从最高法院关于私自录音的司法解释入手 ,借鉴民事实体法研究的一些理论和方法 ,深入分析了诉讼理论与司法实务中与证据合法性相关的几个问题 ,并就如何构建我国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提出了初步设想     

直接言词原则在审查刑事证言中的适用

直接言词原则作为一项基本的刑事诉讼原则 ,已被现代许多法治国家立法所采纳。我国《刑事诉讼法》虽未明确规定直接言词原则 ,但其有关立法已体现出直接言词原则的精神 ,可是其对证人参与刑事诉讼及证言的使用范畴规定得不甚明了 ,不能真正体现直接言词原则在刑事证人证言适用中的重要价值。分析直接言词原则的起源及其诉讼价值 ,针对我国的实际及国际发展趋势 ,我国应在立法上明确这一原则 ,并吸收一些可行性建议     

试论刑事诉讼瑕疵证据及其证明力

本文通过对狭义瑕疵证据及其证明力的辨析,反驳了在此问题上的许多片面观点和认识,强调了现代社会刑事诉讼中的证据对人权保护的重要意义,并指出:在刑事诉讼中对瑕疵证据一律不得采信,瑕疵证据不能成为定案的根据。     

澳大利亚专家证据可采性规则研究

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时代,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和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专家证据在诉讼中的作用越来越大。澳大利亚的专家证人制度虽起源于英国,但经过独立后几十年的发展,颇具特色,尤其是在专家证据的可采性方面,已形成了一整套相当具体、完备的规则,如专门知识规则、专家性规则、普通知识规则、基本规则和终局性问题规则等。为了克服专家证据带有偏向性和专家证人被滥用的弊端,澳大利亚在当前的司法改革中提出了不少相应的对策,这为我国亟待改革的司法鉴定制度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借鉴。     

辩论原则下的法官实质指挥诉讼与收集证据的义务

《证据规定》虽然在我国民事诉讼中植入了辩论原则,但同时也留下了合法性不足、转型不彻底、配套不完善等缺陷。未来通过法律修改确立的辩论主义应当是经过修正的辩论主义,而赋予法官实质指挥诉讼义务和依职权收集证据义务乃是修正辩论主义的重要方法。这两种方法有利于在辩论主义条件下查明事实真相和实现实体公正,从而有效克服辩论主义绝对化产生的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