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构建的协商民主维度之探析

构建和谐社会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运用相关理论加以多维度考量.协商民主作为晚近兴起的理论,为处于转型期的当代中国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一个崭新的研究视角和分析进路.从协商民主的视角分析有助于理解公民社会的思想意识、精神状态以及公共利益、美德等价值观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意义.引入协商民主理论,倡导公共治理中的对话与协商,倡导积极的公民参与意识与公共精神,可以促进政府与公民、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在公共治理中的良性互动,由此也有利于促进和谐社会与善治的实现.     

《共产党宣言》中的国家治理思想研究

《共产党宣言》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纲领性文件,蕴含着丰富的无产阶级国家治理思想,其中包含了经济治理、社会治理和政治治理三种基本形式,明确了国家治理的主体、领导力量、途径以及最终目标。依据《共产党宣言》中的国家治理思想,推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要遵循社会发展规律,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国家治理的主体性地位,坚持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领导,以唯物史观和辩证法来提高治理能力,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奋斗目标。     

中国协商治理的基本特点

协商治理,是政治主体基于政治组织和公民的政治权利,以协商和对话的程序和形式达成共识或者协调分歧,以实现国家和公共治理利益目标的特定政治机制。中国的协商治理产生于协商政治与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基于中国历史、国情、政情、社情和民情,在长期的人民民主政治实践基础上创造和发展的。它既是人民民主的运行机制,也是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的重要方式,还是中国特色的人权实现和保障途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党与政党、政党与界别、政府与社会、公民与公民之间的协商共治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有机组成部分。     

网络公共领域的健康发展与政治软实力提升

不断增长的政治实力是国家软实力建设的重要内容。在政治民主化已成为历史发展趋势和现代社会重要标志的当代,是否具备相应的民主治理能力是衡量一个政党执政能力的重要指标。随着互联网日益走进千家万户,中国已经初步形成了网络公共领域,而且,这一新兴的公共领域对当下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深入推进具有积极的社会功能。正确对待、积极促进网络公共领域的健康发展是提高政治软实力的重要手段。     

中国社会公共精神的缺失与构建

公共精神是人的现代化的品质追求,而人的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取得成功的关键与核心。当下中国社会正历经现代化的实践,分析中国民众公共精神缺失和探索中国公共精神建构的路径,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十分必要,当前中国社会公共精神的缺失追溯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因素的影响、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主义的无限放大以及当前中国公共领域发展的不足。解决公共精神的缺失问题须从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式壮大公共领域、重构集体主义的时代语境以及政府重视并投入资源,推进公共精神的发展三方面入手。     

中国政治学会第八次代表大会暨“国家政治安全与法治中国建设”学术研讨会综述

为了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十八届四中全会及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共同推进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由中国政治学会主办,四川省政治学会承办,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等10家单位协办的中国政治学会第八次代表大会暨"国家政治安全与法治中国建设"学术研讨会于2014年11月16—17日在成都隆重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200多     

社会治理创新:动因、要素与路径

良好的社会治理是实现政治稳定和整个社会长远发展的基础。我国社会转型引发的利益多元化和社会矛盾日趋复杂,使原有社会管理实践中的各种问题日益凸显。行政控制思维模式主导下的治理主体单一,治理目标异化和治理能力弱化,以及社会价值体系混乱所致的公共精神缺失等,共同引发社会治理失效。在当下的政治和社会条件下,基于协商民主理论与社会治理在价值上的契合,当以协商民主为基础,通过培育社会组织和公民精神,强化法治保障等途径推进社会协同治理,重构社会政治生态。     

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 折射治国方略新提升

<正>"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一大亮点,体现了我国对35年来改革开放经验的深刻总结,表明了我们党对政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入把握。一、从传统治理体系向现代治理体系转型(一)治理理论解析。治理源于拉丁文和古希腊语,原意是控制、引导和操纵。长期以来一直与统治交叉使用,主要用于国家的公共管理和政治活动领域。当代治理理论的     

秩序与整合:村落多元公共空间的型构

村落多元公共空间具有强化地方认同、整合地方秩序的功能。近百年来的乡村社会变迁表明,乡土多元公共空间正在经历着结构转型。乡村社会结构从原有的民众、乡绅和国家的三元关系演变成国家与农户之间的二元关系,意味着原有乡土公共空间和在此基础上产生的传统治理权威的消亡。人民公社时期建立政治性社区的公共空间,是一种全能主义的治理方式,政治性社区对村落内生多元公共空间政治意识形态和组织结构的改造替代了地方社会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改革开放后中国的乡土公共空间急需从国家与乡土内部的糅合中发育出新型的公共空间,以维系乡土社会的整合和秩序。     

走向官民共治

国家与社会协同治理的实质,就是政府与公民对社会政治事务的合作管理,简单地说,就是官民共治。这些年来,包括政治学界在内的中国知识界越来越重视并倡导国家与社会的协同治理或官民共治。这绝不是知识分子的标新立异,也不是他们不懂中国国情,更不是敌对势力“西化”“分化”的结果,不是西方的“陷阱”,不是所谓的“杂音”和“噪音”。恰恰相反,这是中国知识分子为推动社会政治进步所承担的历史责任。     

构建权威与民主有机结合的现代混合政体——风险视角下后发国家政体选择的反思与超越

后发国家在政体选择方面走了一条曲折的道路,大多数国家在威权与民主之间多次反复,人民备尝政体崩溃或治理失败的痛苦。无论在威权时期还是民主时期,后发国家建立的都是只包含单一政体元素的简单政体。简单政体是不稳定的,简单的威权政体或者民主政体都隐藏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后发国家要有效防控政治发展风险,需要超越威权政体与民主政体这种简单二分法,建立权威与民主有机结合的现代混合政体。现代混合政体兼容权威与民主两种政体元素,这使其既能够保持稳定而强大的政府,保护主权和国家利益不受损害,消除政治极端化的隐患,避免政治转型付出巨大代价,为公共治理、社会进步和个体发展提供良好的秩序,防止国家治理陷入困境;又能够使政府权力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促使政府改善民生,保障民权,开展选举训练,提高治理水平。     

当前乡村治理中的消极民情分析

随着我国乡村治理的推进,我国乡村社会的民情总体上说在向积极方向发展,但诸如公共精神缺乏、拜金主义盛行、情理精神浓厚、迷信之风蔓延等消极民情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对乡村治理发生着"反方向"的负面作用。究其原因是传统国民性的惯性作用、乡村治理"内卷化"的直接后果和落后乡村文化生活的消极影响。所以,改造乡村社会消极民情的路径就是扩大农民有序的政治参与、规范基层公共权力的运行和加强乡村社会文化建设。     

政治态度背后的政治逻辑——对待公共领域两种态度及其差异的政治学分析

公共领域是为自由平等的公民通过理性对话和公共协商方式建立和维护的、位于国家和私人领域之间的公共空间,旨在化解相互冲突和达成共识,形成公共舆论,影响国家或政府决策,监督和约束国家权力。民主政治将公共领域视为是一种机会,威权政治将公共领域视为一种威胁。中国政治发展进程中,公共领域的建设和培育是一个异常复杂的问题,如何在培育公共领域和发挥公共领域的积极作用的同时,避免公共领域挑战国家权力,产生国家的不可治理问题,应成为中国政治发展进程中严肃思考的一个问题。     

协商与治理的话语重构

历史和文化对协商和治理的影响不言而喻。西方协商民主及治理是公共协商发展及公共治理的高级阶段,不过也仅仅是众多协商和治理形式中的一种。协商在中国古代国家治理中的实践,能够为西方协商民主以及治理研究提供不同的样本和经验启示。国家产生就伴随着国家治理模式的探索,礼法制度是中国古代国家治理模式,遵循以"天道"规范"人道"的原则,天对王权的约束和对政府的监督与为它的辩护同时并存,协商成为古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必然方式。先秦时期的氏族民主,之后的朝会和集议制度、顾问和幕僚制度、谏官和封驳制度等是中国古代协商治国的重要形式。治理与协商的理论重构,必须改变以意识形态引导学术研究的范式,代之以逻辑的精神和扎实、严谨的治学学风。     

马克思的公共性思想及其对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启示

马克思从实践观点出发,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价值旨归,阐释了人的社会关系、公共政治生活等方面的公共性意蕴。马克思的公共性思想是逻辑与历史的辩证统一,为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提供了新的理论视野,其现实意义在于提高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开放性和包容性,通过扩大公共利益的共享性加强联结多元治理主体的纽带,在民主协商的过程中架起政府与社会理性沟通的桥梁,培育多元治理主体的公共精神。     

国家建构视角下中国特色比较政治学的理论体系建设

比较政治学长期以来以西方的政治制度、政治道路和政治话语作为研究起点,而发展中国家的政治道路和政治制度难以在国际政治话语中凸显其主体性和学术研究价值。近年来,随着西方国家治理危机的出现和中国的崛起,比较政治学界的研究正在悄然从研究民主化到国家建构的转变。国家建构理论为阐释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特色和构建比较政治学的核心内容提供富有解释力的视角。中国国家建构的五个核心逻辑是文明型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国家、超大规模的多民族国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新时代,应从坚持政治道路的民族主体性,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理念,加强执政党的建设,以发展为中心,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等多个维度深化与发展中国国家建构理论,初步形成中国特色比较政治学的基本理论体系。     

论行动主义路径中的政务诚信建设

加强社会诚信建设,首先需要理论创新的勇气,不蹈西方社会契约型信任的老路,找到能够推动信任体系改进和诚信文化型构的中间力量——政务诚信;同时需要找到使政务诚信建设和社会诚信提升的行动主义路径——政府及各类行动者作为诚信规则体系及信任社会文化的承载者、制造者和改革者,引导社会进程并改变诚信文化结构与信任规则体系及类型,完成以政务诚信建设带动社会诚信提升的目标。其中,政府作为最重要的行动者,在行动主义视角下聚集社会治理体系中各类行动者的资源,以"元治理"的定位鼓励、引导民众和社会组织在不同平台、用不同方式共同处理公共事务时,产生相互的信任与合作,建立起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中的市民社会与公民国家需要的良好关系,完成政府信任资源与政治文化相互的构造过程,以政务诚信建设引导、培育社会精神与文化。这就需要形塑具有公共精神的行动者,造就具有包容精神和行动能力的服务实践者。要在公共生活的健全中提升多元主体的治理能力,在行动主义的合作治理体系建设中"导(道)之以德",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信任资源。     

论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与社会政治稳定

改革发展与社会政治稳定不仅是学术界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一直面对的一对矛盾。目前中国的治理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变革,私人经济部门和各种民间组织的力量日益发展壮大,并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公共部门与私人经济部门之间正在形成一种相对独立的、分工合作的新型治理结构。公民社会的发展就是对当代各种社会问题的适当反应,国家与公民社会的良性互动有利于推进社会政治的稳定,公民社会的培育与发展有利于中国社会长期的政治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国家审计的政治逻辑：历史、制度与实践

政治性是国家审计的本质属性。从历史上看，国家审计由政治权力派生，服务于统治阶级意志，具有原生的政治属性，这是审计政治学的逻辑起点。从制度层面看，国家审计是公共授权关系与公共受托责任的统一，它决定着国家审计政治属性的本质内涵和核心范畴。从实践来看，国家审计政治逻辑的价值诉求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回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需要和人民当家作主的需要。     

公共舆情中的政治势能研究

中国共产党政治势能是党在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法和途径。在构建新时代全媒体传播体系的过程中,党对公共舆情的治理彰显了强大的政治势能。公共舆情运行机制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势能具有深层的内在逻辑。中国共产党通过价值性政治势能重塑公共舆情中的价值理念,通过结构性的政治势能改革公共舆情的传播体系,通过制度化的政治势能再造公共舆情的治理制度,通过一元化的政治势能加强党对公共舆情的全面领导。在公共舆情治理中引入政治势能这一概念可以有效克服学术界单向研究公共舆情问题的缺陷,进而揭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成功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