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国家安全视阈中的边疆生态治理研究

国家生态安全是自然-人-社会复合生态系统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状态,是一项基础性的国家安全战略。"治国必治边",边疆生态安全关乎国家的整体安全,是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实践基地和应对全球性生态问题的关键。当前我国边疆生态安全面临自然资源利用低效、生物多样性遭破坏、土壤侵蚀严重、草原生态功能退化、海疆污染严重等问题,严重危及国家安全。这要求边疆地区尽可能地合理利用边疆资源禀赋条件实现"三大效益"相统一,转变生产生活方式以促进资源高效利用,健全生态补偿机制以提高治理主体积极性,以及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开展合作治理等推进生态治理,维护国家安全。     

新国家安全观视角下的人才安全

全球化时代国家安全理论得到新发展，作为国家安全概念新拓展形式之一的人才安全出现了新的特点及其实现要求。应确立人才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核心地位。     

我国国家文化安全中的边疆文化治理研究

我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边疆民族文化治理与国家文化安全密切关联。边疆民族文化作为国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文化完整性、先进性和多样性的构成要素。同时,边疆民族文化也影响国家文化安全。一方面,我国边疆地区存在着民族文化认同与国家文化认同之间的张力,容易被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和暴力恐怖势力利用,在民族与国家之间制造矛盾与分裂,威胁国家文化安全。另一方面,边疆民族文化的衰落、民族文化产业的薄弱和外来异质文化的介入也会威胁国家文化安全。因此,加强边疆民族文化治理需要将边疆民族文化纳入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中,构建包容性强的中华文化共同体,把边疆民族文化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推动各民族文化的共同繁荣与发展。同时要提高边疆民族的文化治理自觉性,激发边疆民族参与民族文化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增强国家文化认同,共同维护国家文化安全。     

我国国家经济安全视阈中的边疆经济治理研究

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理应重视边疆经济治理。因为边疆经济治理在协调区域经济一体化、应对全球经济风险、促进国家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国家经济安全的视角看,我国边疆经济治理在地区生产总值、产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对外贸易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而在经济发展模式、产业结构、居民消费、科技创新方面存在明显不足。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必须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提升边疆经济治理的有效性,促进边疆地区经济稳定发展。     

民族问题与国家安全

民族问题对国家安全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它对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社会政治稳定都存在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对我国来说,正确认识和处理民族问题是关系到国家安全的重大问题.     

网络发展对国家安全的影响

网络时代的国家安全表现出新的特点,网络恐怖主义、网络犯罪和网络病毒、网络信息战、网络信息霸权构成了国家安全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领域的新威胁.为了应对新的挑战和威胁,就必须采取对策,构建信息网络时代的国家安全屏障.     

台湾问题是21世纪初中国国家安全的核心内容

台湾是中国领土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进入21世纪后,随着“台独”势力分裂活动的日益猖獗及国外干涉势力的介入,台湾问题已经成为新时期中国国家安全的核心内容。     

国家安全中的信息安全保障研究

信息安全保障已成为信息时代国家安全中最突出、最核心的问题。较为完善的信息安全保障体系是进入信息网络化时代的主权国家捍卫自身安全的重要屏障，也是维护自身利益的主要手段。所以，加强我国信息安全保障体系的建设显得尤为迫切。     

以大视角引领国家安全

刘亚洲在8月31日的《学习时报》上撰文指出：中国的国家安全问题∞须从总体安全的大视角加以研究解决。这种大视角要求我们必须跳出某一领域的局限,特别要注意那些各领域之间交叉关联的边缘问题。这些边缘问题往往反映了国家安全的“短板”,难度很大,价值更大。     

国家安全战略中的主观因素

21世纪头十年是世界发生巨大变化的十年,国际安全威胁呈现多元化趋势,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汇,各种战略力量的此消彼长和分化组合牵动着国际安全战略格局的动荡与调整.为应对诸多复杂的安全挑战,避免陷入历史上新兴大国在崛起进程中的"安全困境",中国迫切需要制定正确的国家安全战略.国家安全战略的制定、实施和调整要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按类型可划分为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客观因素主要包括国家安全利益、国家实力和战略环境等,主观因素主要指战略文化和安全观.战略文化与安全观是影响国家安全战略的观念因素.观念来自于实践,决定于实践,并随着实践的变化而变化;同时观念对实践又具有反作用.正确、全面地理解战略文化与安全观,是把握好国家安全战略主观因素的关键.     

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中国特色的重大国家安全战略思想,是推进国家安全体系现代化和国家安全能力现代化的根本指导思想。只有健全与总体国家安全观内容相匹配的现代化的国家安全体系,增强与总体国家安全观要求相适应的现代化的维护国家安全能力,才能更好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提高国家的总体安全度。     

“治理国家”:现阶段中国国家治理问题的关键

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进行了35年之后的2013年,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确定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于执政党的转型和国家未来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转折性的意义,说明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新阶段。这样的重大转折绝不是偶然的,它是中国社会全面和深入转型的需要,一方面,中国国家治理问题的提出有着历史、经济、社会和执政党哲学认识方面的深刻背景;另一方面,中国作为后现代化国家中的国家治理问题与西方先现代化国家的治理有着明显的重要的区别:在现阶段的中国,所谓国家治理问题与西方国家是完全不同的——特殊的发展方式积累起来的政治和经济问题以及独特的政治制度促成了中国国家治理问题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必须注意到,目前中国的国家治理问题的关键应该是"治理国家",也就是进行深入的执政党建设和国家基本制度的建设。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应当坚持“五个不能偏离”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之一。顺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能偏离马克思主义国家观,不能以新自由主义国家观为基础;不能偏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能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能偏离人民民主专政,不能走向所谓多元分治的多党制;不能偏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能走向议会制、私有化的治理体系;不能偏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不能走向西方"宪政民主"。     

新疆境外毒品渗透与国家安全

新疆的毒品问题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呈快速上升之势。新疆毒品泛滥不仅有复杂的地缘、经济与社会因素,而且日益严峻的毒品形势对我国的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安全造成了威胁。新疆应采取积极有效多元化的策略来遏制毒品的蔓延。     

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内在逻辑

党的二十大报告在第三部分把“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全面加强”作为到2035年我国发展的总体目标之一,纳入“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总体战略框架,并在第十一部分用专章对“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进行战略部署,为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蕴含着深刻的内在逻辑。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国家安全工作的必然要求,是立足于我们党长期探索国家安全工作规律的既有成果、着眼于进一步做好国家安全工作而作出的战略抉择,是新征程上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迫切需要。深刻理解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内在逻辑,对于悉心体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谋划构建新安全格局的深远考量,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关于国家安全工作的一系列重要部署,统筹发展和安全,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从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安全保障,具有重要意义。     

总体国家安全观下的生态安全：风险感知、形态进化与系统治理

作为一种新的安全要素,生态安全是总体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审视生态系统完整性与人类可持续生存之间复杂连接的重要窗口,也是其他安全的重要前提和基础。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同时,亦预埋了生态退化、气候变暖、土壤污染、核与辐射污染所引致的多重风险,给生态安全带来巨大挑战。在总体国家安全体系中,生态安全是人本政治的具体化,因而被赋予了更多的政治注意力。应对生态安全中的不确定性风险,“兜底性”治理是维护生态安全的基础。除了筑牢生态安全底线外,还应从更高层面的“引领性”思维出发,强化生态安全相比于其他安全的优先性,并做到“防患于未然”。实现生态安全“兜底性”形态向“引领性”形态的进化,需要从审视国家间关系、中央与地方关系、国家与社会关系等宏观结构性因素出发,将警惕生态殖民主义,促进中央环保督察常态化、“在地化”,发展威权式环境民主主义作为重要抓手。     

汉唐时期北疆军事治理与国家安全研究

边疆的地缘特征决定了它与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密切相关。汉唐时期,除了北边的游牧民族,中原王朝的四邻很少有能与之匹敌的政权存在,所以最大的边患来自北部边疆,北疆地区的稳定对于国家安全至关重要。汉唐时期,中原王朝对北疆的军事治理手段,主要包括在北疆要地重兵屯驻、修城置戍,以及对游牧民族入侵或边疆叛乱的武力讨伐等。这些治理举措不仅起到了稳定北疆局势的作用,也有助于实现中原王朝对北疆的有效控制,促进北疆的巩固与发展。     

经济发展与国家安全

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迅猛发展,以及国际形势的激烈变化,引起了人们对世界经济、政治安全的严重关注。如何使发展经济与保障国家安全结合起来,怎样才能使我们在跑步向前的进程中不被别人打倒,为中国的崛起创造一个安全的国际环境,是我们必须加以考虑和关注的问题。冷战结束后,和平与发展匕成为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以意识形态论亲疏”的时代已成为过去,互惠的经济利益已成为国际双边和多边关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各国之间的矛盾往往是经济贸易摩擦与政治冲突相互渗透、交织在一起,利用经济手段达到政治目的也已成为当今处理双边关…     

信息时代中国国家安全战略

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发生的变化无论从速度、深度还是广度上都是前所未有的,而这些变化的主要动力是信息技术革命的爆发及其带来的信息量的极大丰富。信息技术革命给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在国内和国际政治领域带来显著而根本的变化,信息时代也已经初露端倪。信息技术革命在国家安全领域引起的变革意义更加深远,它不但使信息技术落后国家面临着维护国家安全的新难题,而且也给那些掌握了最新信息技术的国家造成了新的威胁和安全漏洞。在信息技术革命面前,一个国家只有顺应时代的变迁,积极应对、创新求变,才能在国际舞台上立于不败之地,否则的话则可能成为它的牺牲品。我国在21世纪迫切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国内外环境,以便能集中精力来发展经济、增强综合国力,这是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国家安全的核心目标。要达到这样的目标,必须根据时代特点、兼顾中国国情和国际格局的发展走向,为我国在21世纪的崛起制定出相应的国家安全战略。     

中共国家文化安全战略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中共及其领导人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通过不断汲取理论养料并不断结合时代特点逐步形成和发展了中共国家文化安全战略思想,它有着一脉相承的理论特色。毛泽东时代奠定了中共国家文化安全战略思想的基础,邓小平时代它得以初步形成,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使其进一步发展,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使其进一步丰富起来。十八大以后,中共国家文化安全战略思想加快了与国际话语体系的融合,迈上了以提升文化领导力和增强自身文化魅力来维护和确保安全的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