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的东方社会理论及其现实意义

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东方国家能够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充分显示了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主义理论的强大力量。深入理解这一理论对于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意义重大。本文就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的内涵,其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以及对中国当代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意义进行了初步探讨。     

东方社会跨越卡夫丁峡谷论——读马克思有关东方社会的几篇文章有感

马克思对东方社会的历史事实进行了陈述,表达了自己对东方社会的情感,分析了东方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结构,资本主义的侵略对东方社会造成的影响。从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东方国家经过不断努力,根据自己国家的发展特点,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马克思主义关于东方落后国家吸收西方文明成果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东方学"认为,俄国和东方其他国家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或者说顺利地展开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前提之一是吸收西方的文明成果;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东方落后国家,为了提高生产力水平,发展国民经济,必须吸收西方文明成果.吸收西方文明成果的方法和途径是:学习和借鉴西方管理生产的方式;学习和利用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学习和借鉴西方国家政治生活中积极的方面.     

马克思眼中的东方社会

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具有以下几点基本特征:以"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为宏观背景、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相互作用的辩证法为主线、立足于"历史环境"的唯物史观分析、立足于历史尺度与价值尺度的辩证统一来分析东方社会。本文分析了这些特征并进一步阐释了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当代性。     

传统东方法律文化的政治型态——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东方法文化理论的述评

马克思在研究传统东方社会法律文化的性质和特点时。对这一社会特殊的政治统治形式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他努力揭示亚细亚的政治传统与东方村社制度及土地所有制之间的内在关联。由此阐发东方国家的运作机理。     

传统东方社会司法的特殊机理——马克思的理论阐释

国家与社会之间合一和分离的往返运动 ,是一个普通性的世界历史现象 ,对司法的机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古代东方社会 ,国家与社会之间表现出一种相互依赖、内在同一的状态 ,这一性质在司法活动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东方社会普遍流行司法连带责任关系。这个社会的村社制度加剧了民间法与国家法的分离 ,以至在东方形成了一种与国家司法体系相并行的另一种相对独立的法律秩序与司法机理。专制王朝惯常利用村社内部根深蒂固的亲属连带关系实行其政治统治。     

法律与社会理论的批判意识——略论马克思社会理论中的法律思想

马克思的法律思想是他的社会理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继承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 ,基于理性 ,对现实社会及其法律制度进行了深入批判和否定 ;他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 ,同样闪烁着辩证法的光辉。他把法律看成人类社会的一种暂时现象 ,这种观点根本上来源于他对工业化所开辟的人类社会历史前景的乐观态度。因此 ,马克思法律思想的深刻性与他对现代性问题的洞察是分不开的。换言之 ,资本主义法律制度的问题性 ,只是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反映     

马克思关于市民社会与近代法律关系的理论评析

在对青年马克思的法哲学思想研究中,他的市民社会理论常常被人忽视。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法哲学思想及其市民社会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法哲学体系和市民社会理论。在市民社会与近代法律的关系上,马克思指出两个基本原则：市民社会决定法;市民社会通过国家制定法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新兴资产阶级的崛起。导致近代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高,这是近代法律产生的根源。     

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研究的社会理论视角——从现代社会理论到后现代理论

在走向现代的历史进程中,马克思主义经典法律思想对人类社会已经发生并将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正因为如此,近年来,东西方的法学和其他学科的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及其法律思想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其研究视角也极为繁多.从思想史意义上看,如西方法学思潮之正统的"自由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研究、①保守主义的政治哲学式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研究、②规范论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研究、③存在主义和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④以及文本学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研究.⑤这些研究视角不论是来自法学研究内部的还是外部的,都至少在方法论的意义上为我们深入研究马克思本人的思想文本以及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大有助益.它不仅能够带领我们走进马克思的思想世界,而且也有利于我们通过观察西方不同思潮的面貌,研究现代西方法学和法哲学的内在结构、基本含义及其问题意识.     

马克思“第三类文本”的传播效应——对恩格斯“遗漏”《德法年鉴》的一种解释

以思想与现实的粘合度为依据,马克思的文本可以被划分为四类,报刊文章属于第三类文本。第三类文本与其他文本相比,兼具思想形成价值和传播价值,文本传播过程中产生的社会效应是判断其价值的重要指标。国内外学者高度评价《德法年鉴》中马克思发表文章的思想价值,但恩格斯晚年《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提到马克思一生参与的众多报刊时,却遗漏了《德法年鉴》。可能的解释是他考虑到《德法年鉴》传播效应缺失而进行了取舍。因为《德法年鉴》在传播之初遭遇夭折致使其社会效应大大减弱,未能充分发挥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向引领作用,从而影响了恩格斯对其价值的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