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无差别杀人犯罪与恐怖主义犯罪的界分

内容提要:基于罪因机制的类型性差异,界分出不同的犯罪人类型,进而予以相应的控制与预防,这是犯罪学理论与实践的关键.这一思想在犯罪学鼻祖加罗法洛的时代已被确立.无差别杀人犯罪作为一个具有独特罪因机制的概念,应当有其区别于其他近似概念的"个性".无差别杀人犯罪既非恐怖主义犯罪,也不等同于个人极端暴力犯罪,并且与变态人格杀人犯罪、仇恨杀人犯罪等均有区别.     

关于共同贪污犯罪及个人犯罪数额的计算问题

共同贪污犯罪,是指两个以上具备贪污罪主体要件的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或者具备贪污罪主体要件的人与不具备贪污罪主体要件的人利用具有主体资格者职务上的便利,共同故意实施贪污犯罪行为。 一、构成共同贪污犯罪,必须具备以下要件: (一)在犯罪主体方面,一是必须有两个以上的人     

关于农民工犯罪问题的调查报告

农民工的生活状态、社会对他们的态度等等都是农民工犯罪的诱因。农民工的身上揉和了农民和工人的双重特点,他们拥有强健的体魄,旺盛的精力,期待被关注的脆弱心灵和沉重的生活压力。少一些淡泊和不屑,农民工犯罪问题需要全社会予以关注。本文结合作者的检察工作实践,从法律角度认真地思考农民工犯罪问题,对农民工犯罪问题的特点、原因和对策进行归纳和分析。     

论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美国的犯罪问题

在20世纪90年代,犯罪已成为美国社会所面临的一个严峻的问题。集团、枪支、烈性酒、毒品是引发犯罪的重要因素。各类犯罪影响了美国社会的正常秩序,给受害者带来了物质和精神上的痛苦。研究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犯罪问题可以为我国今天打击、预防犯罪提供一些借鉴。     

论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的界限

单位和自然人是我国刑法中的两种不同性质的犯罪主体。正确区分两者的界限，直接关系到特定案件的罪轻罪重乃至罪与非罪的界定。关于两者的界限，刑法理论和司法解释上曾有不同的争论与规定，导致了实践中操作上的困惑。本文从新刑法的规定入手，结合司法解释，从企业的性质、法人人格的否定以及单位成员的行为与主体性质等方面，分析了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的界限。同时，对“私挂公”企业、承包企业的犯罪性质，也作了相应的探讨。     

关于对青少年犯罪问题的探讨

随着社会的发展,青少年犯罪已经与环境污染、吸毒贩毒并列为世界三大公害,因此,青少年犯罪是当今世界各国必须重视的社会问题。而我们这一现象同样突出,并且青少年犯罪呈现逐年上升趋势。本文正是通过认真分析青少年犯罪的特点、原因,最后给出建议。本文对有效预防青少年犯罪引导青少年健康成长,乃至社会的长治久安,经济的快速有序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于犯罪客体的若干问题研究

犯罪客体是犯罪构成理论中一个重要的范畴,关于这一范畴在犯罪构成中的地位如何把握,是目前刑法学界争议较大的问题。本文从马克思经典论述中能否寻到犯罪客体的理论依据出发,认为将犯罪客体作为犯罪构成的一个要件并不科学。为了确立犯罪对象在犯罪构成中应有的地位,本文对此进行了多向度的分析,从而廓清了犯罪客体与犯罪对象在犯罪构成理论中应有的地位。     

论国际犯罪与国内犯罪的关系

国际犯罪是指由国际法创设或者推动因而被国际社会普遍确定为犯罪、严重危害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行为,跨国性、涉外性、违反公约性都不是国际犯罪的基本特征。国际犯罪不是从国内犯罪发展而来的,它们是两个互不隶属的并列范畴,是"犯罪"这一共同上位概念之下的子概念,从渊源上讲,两者基本上分属国内法与国际法两大法律体系。国际犯罪与国内犯罪之间有明确的界限,主要体现在犯罪危害的性质、针对的法律关系和法律制定者不同三方面。     

关于犯罪目的问题的理解与推定

一、关于犯罪目的的界定问题 目的,从其存在方式来说具有主观的形态,目的的这种主观性,说明了其是人所特有的一种心理活动,因而犯罪目的也是行为人所特有的一种心理活动,它的实现离不开犯罪手段,并且也要依赖于一定的客体。因此可以对犯罪目的下一定义:犯罪目的是行为人自觉地选择客体,并希望通过对其实     

犯罪市场与情境控制——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的犯罪问题研究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是一项新的变革,形成的一个新兴市场,但由于制度内外的主客观条件的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一个"犯罪市场。"权力要素不当介入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交易关系,引发了诸多犯罪因素。对此,必须从犯罪的情境控制角度出发,从被害控制、权力控制和管理制度控制等方面提出防范和遏制之对策。     

犯罪对象概念的批判性考察

我国刑法理论中的犯罪对象概念面临着很多理论困境,这些困境产生的根源在于犯罪对象在犯罪构成中的体系性位置及功能产生了错位。在传统理论中,犯罪对象同时作为犯罪客体的物质承担者和犯罪行为所直接指向、作用的对象而存在。实际上,这两种功能的承担者在某些情况下是分离的。我们应彻底抛弃犯罪对象的概念,以行为对象和社会关系的物质承担者,来分别承担犯罪对象原有的两种功能。     

对刑法上客体的再认识

从哲学理论上讲,客体就是行为作用、行为指向的对象,而作为法律关系内容的社会关系不过是为法律所刻意确认并加以调整,由一定的法律行为所引起的产物,这种社会关系本身不可能被行为所直接指向而成为行为客体。在传统的刑法理论中,刑法上的客体被仅仅局限为犯罪的客体,而在几乎所有现行刑法学教科书中,均把犯罪客体说成是犯罪行为侵犯的社会关系,这一违反哲学原理和法学原理的犯罪客体概念,本身包含着逻辑错误和定性错误。犯罪客体就是被犯罪行为直接侵害指向的人或物。     

Repositioning the corporate criminal: comparing and contrasting corporate criminal liability in Canada and Finland

ABSTRACT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a number of states in the Global North have introduced laws aimed at holding corporations criminally liable. While there is an important literature examining these legal regimes there is a paucity of comparative work interrogating the different political struggles and processes leading to corporate criminal liability (CCL) legislation. This paper addresses this lacuna by comparing and contras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CL in Canada and Finland. By scrutinizing the law reform processes in each jurisdiction, the paper documents how CCL emerged under different conjunctures in each country, yet were shaped similarly by hegemonic beliefs in the non-criminal status of corporation, the importance of advancing private enterprise and established jurisprudence. Of particular note are the ways in which dominant notions of legal individualism and the universal legal subject constrained legislative efforts to hold corporations criminally to account therein preventing corporate misconduct from being processed as “real” crimes.     

过度医疗的刑法规制研究

随公共卫生事业发展,过度医疗如悬崖转石般兴起.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违背行医规范而实施过度医疗,不仅侵蚀国家正常的医疗卫生秩序,也不断加剧医患信任危机.国内法律对过度医疗行为的规制尚且停留在民法和行政法领域,刑事立法仍空白.医疗事故罪、非法行医罪、诈骗罪等现有相关罪名在规制过度医疗行为时暴露局限性,并不能合理规制过度医疗行...     

罪数形态研究述评

在过去的三十年间,我国关于罪数形态的理论研究从无到有、从粗到细。目前,罪数形态已经成为学术界关注程度相当高的一个研究领域。总体来看,在罪数判断标准和一罪类型体系这两个问题上,理论界已经基本形成通说观点,当然也还存在不同声音;与之相比,关于具体罪数形态的概念内涵、处罚原则、存废取舍等诸多问题,则存在更多争议,个别问题的研究显得较为混乱。     

人际关系视角中的腐败犯罪窝案现象分析

从人际关系角度解释当前腐败犯罪窝案现象意义重大。中国传统社会人际关系之形成有其自身的规律,这就使得传统社会人际关系具有一定的本土化特征,这些特征在当前的政治生活中依然发生着作用,已经成为引发腐败犯罪窝案的重要社会因素。官场内生腐败论和腐败铁三角论是学界关于腐败犯罪窝案生成机制的解释理论。从人际关系角度分析腐败犯罪窝案现象,可以发现其有两方面特点:一是权力监督难以发挥作用;二是犯罪暗数高。相应地,应该采取两方面措施预防腐败犯罪窝案的发生:一是借助网络平台、鼓励民众反腐;二是增加刑罚的严厉性、提高腐败犯罪成本。     

A comparative study on sanction system of cyber aider from perspectives of German and Chinese criminal law

In the context of the global information age, cases concerning the provision of technical assistance to commit cybercrimes are growing in leaps and bounds and a brand-new crime-as-a-service industry is beginning to take shape. German criminal law addresses this issue in the context of joint commission theory and individual incrimination as complementary, whereas the Chinese model, by contrast, has made marked progress in the fight against cyber aiding by introducing new criminal provisions. The change of cyber-aiding indeed represents a significant challenge to current criminal legislation and consideration of its criminal countermeasures is indispensably significant.     

大陆法系间接正犯研究思路透析--质疑间接正犯概念之"替补性"观点

传统思路认为,研究间接正犯,应当先从弥补法律漏洞出发证明间接正犯概念之存在,然后证明其正犯性,从而将间接正犯置于“替补”之地位。这是一种颠倒的逻辑,不仅如此,“替补”理论存在之理论基础,共犯极端从属理论本身亦为非科学,因此,传统的研究思路在根本上存在问题,“替补”理论不能证明间接正犯之存在。尽管如此,它对于开辟研究间接正犯之正确的思维却颇具启发意义,从而可以逆推出,共犯概念与间接正犯概念应当具有共同的理论渊源——正犯理论。正是正犯的界限出了问题,才派生出间接正犯和共犯概念。因此,从正犯概念检讨, 才是探明间接正犯之正犯性存在的根本思路。     

犯罪对象概念的反思与重构

刑法学者之所以在不同场合赋予犯罪对象不同含义,是因为我国刑法理论中的传统犯罪对象概念存在一定的缺陷。有必要重构犯罪对象概念,将“犯罪行为直接作用的具体人和物”与“犯罪客体的直接物质承担者”两种含义适当分离,在理论上区分为直接犯罪对象与间接犯罪对象,二者作为犯罪实行行为指向的事物,有时可发生部分重合,但功能上并不相同,不可相互替代。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司法理念——关于该罪法定刑在修正案（七）后的思考

刑法修正案（七）对395条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最明显的变化是增设了一个量刑档次,较原来单一的量刑幅度更趋合理,适应了新时期我国加大反腐败力度的要求。该罪法定刑的提高为司法机关提供了挥向贪官们的＂尚方宝剑＂,司法机关更应秉持刑法的不得已原则,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指导下坚持审慎定罪与量刑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