宰相吕端的政治智慧

毛泽东曾诗赠叶剑英：“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里面所提到的吕端．是北宋有名的宰相。宋朝是文人的天下，“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士大夫历来瞧不起考不上进士而靠祖上的荫德人仕者。吕端靠父亲的关系当上小官．步步高升，领导满朝状元、进土出身的文人士大夫，他有什么过人之处呢？     

顾炎武的廉政思想

顾炎武的廉政思想是基于对明亡之故的探究及其亡国之训的总结.他认为,是由于明末统治者长期的政教缺失,导致了士大夫阶层道德沦丧,以至最终失天下而亡其国,故“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后世治国者当以此为殷鉴,首抓廉政,以“法”“名”“礼”兼采并用的综合治理方式来开展廉政建设,使君臣百官皆“耻匹夫匹妇之不被其泽”,而尽力达致民富国治而天下平.     

当代青年关于“儒家”的身份想象研究

儒家文化在中国始终扮演着隐性在场的角色。与之相应，在物质条件迅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中，当代青年面临着如何重塑其文化人格的难题。在认真审视日常生活的平庸之后，部分青年选择“儒家”作为其身份想象。这种想象将儒家士大夫的“殉节”作为共情的基础，试图以此汲取其人格中的神圣力量。通过分析造成这一“文化奇观”的心理机制，我们可以发现此类青年的身份想象其实较多立足于诸如“自由”“平等”等文化价值的考量，而其所推崇的士大夫精神实际上已遭到隐性的转轨以贴合现代生活。是故，此类青年的所作所为并不能被单纯理解为儒学的“复活”，反而呈现了一种更为复杂的现代气质及其相关心理诉求。对于这一现象，我们姑且称之为当代青年在其心灵世界所发起的“逆向突围”。仅以青年而言，这既反映了部分自发形成的“文化保守主义”的面相下所包含的复杂动因，亦反映了当代青年表达其精神诉求时的曲折性与隐蔽性。     

阳明学派“空言误国”吗？

阳明学派“空言误国”吗？路新生阳明学派的学风与忧患意识“学而优则仕”。中国传统士大夫既“学”又“仕”，这就决定了他们那种学者兼政治家的双重身份与双重品格。由于受着“经世致用”─—实质即“资治”治学观的影响与制约，中国传统士大夫在治学时往往很难摆脱政治...     

说“羊”道“牧”

在我国，“羊”与“牧”捆在一起是１５００多年前的事。《隋唐．杨尚希传》记载，“当今郡县，倍多于古。或地无百里，数县并置，或户不满千，二郡分领。县寮以众，资费日多。吏卒又倍……动须数万，如何可觅？所谓民少官多，十羊九牧”。自杨尚希先生始，这“十羊九牧”也就成了官多为患的代名词。从隋朝始，宋代“天下有定，官无限员”，以后到宋、元、明、清等朝代，更是官吏众多、郡县林立。荀子说，“士大夫众则国贫”。事实亦是如此，“无其事而虚设其官，无其功而空食其禄”；“生之者寡，食之者众”，官多爵滥，“十羊九牧”，到头…     

笔名趣谈

人们一般认为笔名兴起于明清时期，是话本小说流行以后出现的。当时作者所写的东两多属乡里民间流传的故事、村言，被“正统”文人士大夫认为登不得大雅之堂，为了避嫌，便取一个新名字来发表白己的作品。     

用创新观念培养创新型人才

我国文化积淀厚重．既闪烁着许多利于培养创新型人才的精华，也不乏阻碍创新型人才脱颖而出的糟粕。今天．虽然有人常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古训砺己励人，但同时“枪打出头鸟，棒打愣头青”，“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的“禁忌”仍不绝于耳。于是．敢于冒尖者被视为“冒失”，打破常规者被看作“异类”，     

水不覆舟说

封建士大夫劝谏君王勤政爱民最常用的一句格言,恐怕就是“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了。这句格言源自《荀子·王制》：“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意思是说：先有安定民心的政策,而后才有安安稳稳的王位。经传有言：君王如船，黎民似水，水能把船浮起来，也能把船掀个底朝天。     

"士"的话题

读书人喜谈“士”,以“士”的苦乐为苦乐,那是缘于自己的内心需求。“士”之外的存在,其实很多,但读书人似乎兴趣不大,原因自然与己关联有限。明清之际,文人已对“士”有了诸多看法,文章也出来了许多。到了晚清、民国,谈“士”,好像已成风尚,现在看来,都是自我意识强化的表现。周作人很关心“士”这个阶层,他的读书札记,多涉猎于此,谈及明代小品,士大夫心志,心得独到,妙文多多。后来稍嗜古者,也精于此道,像黄裳、孙犁等人,所写短章,每及士大夫处,辄长吟短唱,有会心之地。例如黄裳,在指点明代文人画像时,出语中肯,偶见奇思,细分析,有时风不远,而心灵相通之叹的。文人爱讲“士”,其实是文人的悲剧,这正像农夫只懂种田,鲜知外事一样,耽于此者,被旧俗所累,是自然的。     

修身养德 清廉为官 勤政为民——读《曾国藩家书·修身之道》有感

清代中兴名臣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显赫和最有争议的人物，生前毁誉参半。既有“中兴第一名臣”之美称，亦有“贼”之恶名。一生严于治军、治家、修性，实践了立功、立言、立德的封建士大夫的最高追求，被视为道德修养的楷模。1917年，曾国藩的同乡毛泽东在给友人信中说：“吾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蒋介石更是把曾国藩奉为终身学习楷模。     

郭熙《林泉高致》中的审美观探析

中国传统山水画论发展到宋代，伴随山水画的成熟而日臻完善，郭熙的《林泉高致》是其中的代表作。郭熙在其中提出较为详尽的审美观点，如：“山形面面看，山形步步移”、“以情现景”的审美观照方式、“审美心胸与创作”、“三远”法等等。充分反映出自五代以来山水画的审美取向和那个时代封建士大夫的审美理想。     

话说做“官”前后

清代继昌《徐素斋杂纪》中,记述了辽东知府杜石坡一段话:“我辈作官当常常想到未作官以前与不作官以后,自律自严,办事不期勤而自勤,俸禄不期薄而自薄。”学者继昌认为:“此数语均可当官场座右铭。”可见,封建士大夫之中的开明者,也是极力主张勤政廉政,提倡为“官”者,多想一想“未作官以前与不作官以后”。     

“中体西用”文化模式探源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中体西用”这一文化模式的褒贬不一;对它的形成及其演化更是鲜为论及。为此,笔者不揣浅陋,谨撰此文,以期引玉。 1 鸦片战争中,清朝上国虽然被英夷海国所打败,但儒家文化并未因此而失去其神圣的光辉。几千年来,儒家的“春秋大义”,“夷夏之辨”是非常严格的。《孟子》上说:“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这种观念在封建士大夫之中更是沦肌浃髓。正如当时士子所言:“中国之道,如洪炉鼓铸,万物都归一冶,若五胡、若元魏、若辽金、若金元,今皆与吾不可分辩也。他时(洋人)终必如     

视野

让文化在“以文化人”中彰显价值 2012年第17期《红旗文稿》刊登邱炜煌的文章，文化的实质是“以文化人”，文化的可贵之处，就在于把学识内化为精神、修养、人格和力量，给自己以信心，给别人以温暖。真正的文化人应该仰望星空、施展抱负，古代士大夫尚且追求“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崇尚“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今天的文化人应该更有使命感和担当精神。文化是对知行统一的体验。文化人不能是“理论的巨人、行动的矮子”。     

莫要“每逢佳节倍思官”

过年了，俗话说：“每逢佳节倍思亲”，人们在过年的时候，常常相互恭贺，以让亲情、友情在年节的温馨中得到升华。然而，近几年，“每逢佳节倍思亲”已被某些人“异化”成“每逢佳节倍思官”了。“思官者”情形有二：一是无官思有官，二是小官思大官。这些人大都借年节气氛和谐，时间宽裕之机，以“拜年”之堂皇名义，纷纷到“官家”亲近亲近，联络联络，为日后晋级升官向上爬打基础。“思官”者进得官家门，彼此寒喧一番，不显山不露水，献上礼盒，然后静候佳音。之所以出现“思官”现象，原因在于有极少数掌权人对“思官”者特别偏爱。他…     

实践关系视野中的“他者”

“他者”意识一直贯穿于马克思实践哲学发展的始终，基于实践关系可以消解“我”与“他者”的二元对立。当代西方哲学所推崇的“他者”，要么诉诸上帝来解释，要么仍局限于二元对立。离开了实践中的社会关系，“我”就只能是纯自然物，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只有通过实践，“我”才能借用“他者”的力量显示“我”的存在。“我”在实践中与“他者”相遇，被实践关系所规定，只有与“他者”达成共识，才能实现共同发展。     

装酷：清谈是一种不靠谱行为

在魏晋时期，士人学子最爱好的就是清谈。“清谈”是相对于俗事之谈而言的，又叫做“清言”。《现代汉语词典》对此的定义是：“清谈本指魏晋间一些士大夫不务实际，空谈哲理，后世泛指一般不切实际地谈论。”     

论中国封建士大夫“陶渊明情结”的十种境界

陶诗不仅表示陶渊明诗歌这种单一内涵，而且还标志着一种审美的传统，具有鲜明的典型性与示范性。众妻封譬士大夫以自己的感同身受，经历了与陶渊明相似的人生体验，从而形成了形形色色，各富内涵的“陶渊明情结”。此情结概括起来主要有十种不同的境界。     

“法轮大法”现形记

大年三十，7名“法轮大法”弟子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自焚，其中1人当场“圆满升天”，其余6人被迅速救下，却都落得重度烧伤，其中两名花季少女红颜不再。6名被伤痛折磨的自焚者不明白：通向“圆满”的路不是金色的吗？怎会如此痛苦？ 事发之后，李洪志当即架着“祥云”回来观望，他手搭凉棚往下一看，马上说7名自焚者不是“法轮功”信徒，然后躲进国外的别墅，照样吃香的喝辣的，对自焚者家属“并不痛苦”的执着视而不见。 不只练功，还讲“理论” “法轮功”真的与一般气 功不同，练功健体只是其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修炼者通…     

明宣宗的扫黄运动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建都金陵后，在秦淮河畔设置了“国营妓院”，称大院，后称旧院。这些妓院遍布南京各通衢闹市，内设官妓，供官僚士大夫猜拳行令、点歌赏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