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托搜查与扣押的刑事诉讼程序规制——基于国际侦查合作的全球视角

委托搜查与扣押是以获取特定案件实物证据为目标的国际刑事司法合作方式,实践中已被广泛地视为一种独立存在的国际侦查合作形式,但现行的国际法律文件都没有触及搜查与扣押的详细内容和具体程序,这被留待被请求国的本国刑事诉讼法加以解决。在对相关的国际公约、双边条约以及国内立法进行比较考察的基础上,运用刑事诉讼法学的基本原理,论证了委托搜查与扣押程序的基本理论问题,基于国际侦查合作的全球视角初步探讨了相应的制度细化与程序完善问题,并结合国际刑事司法合作实践归纳出委托搜查与扣押的发展趋势。     

从侦查能力与侦查法治之关系看我国侦查程序改革

在我国刑事犯罪高发的背景下,侦查法治的推进必须顾及现有的侦查能力水平,不能过于超前.同时,为进一步拉动我国侦查能力提升,还应维持侦查法治水平适度超前.当前,根据我国侦查能力的现状,应参照联合国有关人权公约中所确立的"国际刑事司法准则",积极、稳妥地推进我国侦查程序改革.     

侦查讯问的法治效能提升路径研究

当前侦查讯问存在的困境是多方面、多层次的。侦查实践中普遍存在着刑事案件侦查对侦查讯问过度倚重的现象,这与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要求侦查工作应当在过程与结果双重价值下运行的要旨相背,导致侦查人员在讯问过程中出现心理偏激和行为失范,更是案件"诉不出去"的重要原因。侦查人员应当确立"审讯的功夫应在审讯之外"的基本观念,才能充分释放侦查讯问的法治效能。     

论侦查法治的重构与完善——以侦查实体为研究本位

法治作为一种宏观的理想治国方略和社会控制形式,以其超然的魅力赢得了无数法学家孜孜不倦的努力追求。同时为了实现普遍的社会安宁与发展,必须将法治融入与其相适应的现代文明社会,作为指导社会活动的一种理念、一种原则、一种思维模式。刑事诉讼作为一种强有力的社会矛盾解决途径,在获得刑事法律有效规制的同时,更应包含朴素的善良法治精神内涵。由此,作为刑事诉讼中的重要程序,侦查需要法治土壤来结出理性之果,是为侦查法治。     

侦查程序中的权利保障机制研究

侦查程序中权利保障机制的建立应遵循法制国家程序原则和程序正当原则。完善权利保障机制 ,应建立司法审查机制、科学的羁押制度和完善的救济机制 ,并且要科学界定侦查阶段辩护人所享有的诉讼权利。     

虚拟侦查在毒品犯罪侦查中的运用研究

虚拟侦查是利用虚拟侦查资源开展的侦查活动,具有直观性强、技术含量高、可远程操作、过程隐秘等特点,虚拟侦查无疑代表着现代侦查的发展方向.虚拟侦查作为一种全新视角下的侦查方法,不仅为毒品犯罪案件侦查的理论界提供了全新的研究方向,而且也为毒品犯罪案件的侦查实务界提供了有效的侦查思路和手段.     

刑事法治语境中的民愤与审判——在刑事法学与社会心理学的边缘处思考

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民愤与审判之间一直存在着难以避免的紧张关系。民愤的发生发展有其独特的心理机制,而两面性则是其固有的基本属性。因此它对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对刑罚的道德目的和实用目的甚至对整个刑事法治的影响都是利弊同存的,简单地肯定或否定民愤在审判中的作用都是不足取的。理性的态度应当是审慎地进行制度上的设计与完善,以让民愤扬长避短,帮助实现审判的公正。     

情况证据在侦查与审判中的推证功能简析

情况证据亦称间接证据,是不能直接推导出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据。但在侦查与审判中,情况证据推导证明案件事实的功能并不亚于直接证据,甚至比直接证据更为重要。如何让情况证据在刑事侦查和刑事审判中充分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和作用,是当下亟待关注的理论和现实问题。     

试论侦查讯问程序中的问题与出路

我国侦查讯问程序的主要问题是侦查讯问过程的封闭性和强制性。造成这些问题的最关键原因,就在于侦查人员对犯罪嫌疑人人身几乎享有完全的控制权。这一现象集中体现的是侦查人员随时可以在自己控制下的场所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应当将包括第一次讯问在内的所有讯问地点固定在中立的第三方所在地。只有在此基础上,侦查讯问程序的其他改革措施方能真正发挥作用。     

论“程序分流”在我国侦查程序中的构建

在我国侦查阶段建立“程序分流”制度不违背诉讼公正原则,符合诉讼经济原则的要求,也符合刑法谦抑原则的发展趋势。我国侦查阶段“程序分流”应注意构建其决定主体、监督主体和参与主体;规定严格的程序以保证该措施不被滥用;确定具体的适用范围和内容等。     

毒品犯罪中诱惑侦查之刑事法治化探析

诱惑侦查的犯罪是在本来没有犯罪发生的情况下,由侦查机关“协助”实现的犯罪,在这里,立法者理性建构的从现实中抽象出来的“类型”化犯罪论体系与诱惑侦查下的这种“类型”外的犯罪在刑法自身和目的性运行上以及刑法的基本价值上就必然产生冲突;而且,与普通诉讼程序下的传统侦查方式不同,诱惑侦查一般是在“有罪的推定”(对某人有一定怀疑)下,所实施的犯罪前的侦查行为,其正当性受到置疑。刑事法治的建构是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在刑事法治精神下的统一体,诱惑侦查下的毒品犯罪的刑事法治化,应在刑事一体化的角度下进行。     

贫困与法治的关系探析

贫困是一个随社会发展而不断变化的概念;法治虽具有一定的普适性,它仍是一个具有相对性的概念,历经着由低级到高级的渐进化过程。法治有利于保障人权、促进经济发展和智识水平的提高,因此有助于消除贫困。贫困社会里存在着有助于法治的积极因素,贫穷的国家能够实行与其经济发达程度相适应的法治。     

论法治警务

警务是法治的贯彻，警务的运行必须务实地体现法治的精神。正当性是法治警务活动的灵魂。法治警务首先要求平衡政府权力与公民权利的界限。大幅度地公开事实性理由，执法的商谈性体现于个案之中，尽力减少强制性依赖，是法治警务的现代主题。     

实现社会主义法治的对策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经作为我国的基本国策和奋斗目标被确定下来。这一方针政策的提出,标志着我国的民主与法制建设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依法治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实行依法治国,不仅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也是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保障。文章探讨了实现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对策。     

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法治、民主精神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多层面的依法治理理念与统一战线协商民主精神的联系日益紧密,举凡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党建,都需要法治精神与统一战线之协商民主精神的统一。揭示二者的相通性,对深刻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中国梦的早日实现具有一定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邓小平法治思想与当代行政领导行为

邓小平法治思想的核心,就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本文以邓小平法治思想正视当代行政领导失范现象,并从思想文化和制度建设上入手,扼要分析当代行政领导失范的根本原因,以及规范当代行政领导行为的基本思路。     

法律的目的与自由的限度

过多地限制自由会导致人们的自由权利无法实现,而过少地限制自由又致使已被承认的自由受到侵犯,因此法律必须找到一个最佳的平衡点,从而以最大限度保障自由。法律有其不断追求的最高目的,同时亦具备决定其存在的最低目的。而自由最合理的限度就是要在满足最低目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使其符合最高目的的发展方向,以此标准来确定立法对于自由的限制。     

论侦查程序中辩护方的防御权——以辩护方的调查取证权为视角

在刑事诉讼中,侦查程序的运作状况直接影响到后续的审查起诉以及审判程序的进展及效果.西方各国都通过法律明文规定,辩护方享有一定的调查取证权.我国目前侦查机关和辩护方权力配置严重失衡,在立法上赋予了侦查机关异乎强大的侦查权,却缺乏必要的有力制约,而辩护方由于缺少调查取证权,其防御权微乎其微,且几乎缺乏有效救济手段,于是在诉讼中不免产生诸多问题.这样,无论从诉讼法理还是人权保护角度,都应该明确,辩护方在侦查程序中拥有一定的调查取证权.     

"人权"入宪与侦查执法

在侦查实践中,侦查人员必须大力开展法制教育,强化人权意识,建立严格的侦查执 法监督体系,以保证在侦查执法过程中显现人权保护的宪法精神。     

德法并治与社会本位原则的实现

社会本位作为社会的价值原则,其所产生的巨大凝聚力、调控力,维系着社会的存在和延续。而道德和法律则是实现社会本位原则的途径。本文通过对西方国家德(宗教)法并治及中国古代社会“德主刑辅”以社会本位原则的有限维护和扭曲反映的经验分析,得出了在转型期的中国,只有实行“德法并治”,才能使社会本位原则得到真正的维护,达到国家长治久安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