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著作生命力的延伸与扩展——以20世纪以来《史记》研究为例

经典著作的生命力来自于它本身所具有的不朽价值,同时也来自于历代读者的阅读与消费、传播与研究。"史记学"的形成过程,就是《史记》生命力延伸与扩展的过程。20世纪以来,国内的《史记》研究,由"史料学"向"史记学"发展,研究领域、研究方法、研究成果等向多样化发展。而且随着时代的变化,《史记》研究也向集体协作发展,并与现实结合,逐步走向世界。这些新成就的不断出现,正是《史记》经典著作生命力延伸与扩展的重要体现。     

公共政策学的建构逻辑与发展路径:向第三分水岭进军——兼评《公共政策》

作为公共政策研究领域的经典著作,《公共政策》深刻批评了传统公共政策研究范式的内在缺陷,发现公共政策学起源于政治实践的需求与多元学科知识的支撑,可以通过建构模型来认识政策真实世界,通过本土化研究拓展政策生命力,从而着力倡导建构“以问题为中心”型的学科理论范式,为公共政策学向第三分水岭进军提供了理论导图     

同一文化，多个世界？

在当下关于人类学“本体论转向”（ontological turn）的热议中,以威维洛思-德-卡斯特罗（Eduardo Viveiros de Castro）代表的“美洲印第安视角主义”最为引人注目,也最具争议。与本体论人类学家试图超越的基于“表征主义”的“同一自然,多元文化”观相对,卡斯特罗的“美洲印第安视角主义”体现为一种“多元自然论”（multinaturalism）,即“同一文化,多个自然（世界）”。具体而言,前者表达的是,不同文化是对同一自然的不同表征,后者则是说,不同的主体（包括人和非人）具有相同的“文化”,但他们感知到的却是不同的自然。然而,“同一文化,多个自然（世界）”的观点在逻辑上与事实上都与同一世界相悖。此外,“同一语言”的表述也稍显草率,难以证实。     

基于国家文化安全的美国外语规划演进研究

美国的外语规划, 从 “二战” 前自以为是的外语孤立主义开始, 到 《国防教育法》 把外语能力的强弱与国家安全联系起来, 之后经历双语教育与 “英语唯一” 的较量。 这个较量, 无不体现出语言的政治诉求。 《国家处于危机之中, 教育改革势在必行》 的教育改革报告, 则开启了美国联邦政府直接指导全国性教育改革的大幕, 强化外语在改善国家安全状况, 维系世界霸主的战略地位。 在后 “９·１１ 事件” 时代, 美国再次恢复把外语教育与国家利益紧密相连的国家安全意识, 直接启动以国家安全为目标的外语规划-- “国家安全语言启动计划”, 外语语言能力被美国赋予了 “具有武器杀伤力” 的高度重要战略价值。     

论文学话语的语用特性

话语在成为话语之前有一个语用过程,而研究文学话语的语用特性就是研究其语用过程的独特性。包括文学话语在内的一切话语都有共同的语用目的--“指涉意义”,而文学话语的语用特性则在于“以审美的方式指涉意义”,或者说,在于指义性与审美性的有机统一。文学话语不像非文学话语那样直接,而是间接地指涉意义,即采用种种语用手段在话语的“能指”与“所指”之间设置某种“间隔”,从而造成一种语义含混的审美效果。其中最重要的语用手段就是“以虚构模拟现实”。文学话语以其创构的虚拟世界激发起读者的创造性的想象力,这种想象力又反过来改变旧现实和创建新现实。     

论防灾减灾的概念、理论化和应用展望

防灾减灾不是“防灾”“减灾”的简单相加,也不是均衡的二等分,而是一种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既有理论基础又有实践意义的系统概念。它们结合在一起使用,与联合国国际减灾战略（UNISDR）中“减轻灾害风险”相似。在防灾减灾工作中,“防灾”是灾害发生之前的各种备灾活动,“减灾”是限制致灾因子的不利影响|“防灾”是灾前措施,“减灾”是最终目的。防灾减灾在灾害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灾害研究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防灾减灾。因此,防灾减灾在中国需要上升到国家战略,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结合的道路。     

旅游仪式论质疑

人类学的仪式理论是人类学最经典的理论之一,是视研究人类文化为己任的人类学研究最有成就和最具影响力的一个领域。如今,仪式理论已成为旅游人类学最重要的研究范畴之一,在一些旅游人类学家看来,旅游本来就可理解为一种仪式的过程,而仪式则可用“神圣的旅程”来表达。不仅如此,旅游仪式还被认为是类似人生礼仪中的“通过礼仪”,并以之来分析旅游的性质和动机。从“通过仪式”的“分离”、“阈限”、“融合”三个程序上对旅游的非仪式性进行分析后,可以看出,旅游与通过仪式在结果上有着本质的区别,旅游不能是通过仪式,更谈不上神圣。     

当代《史记》研究十大论著评介

当代《史记》研究十大论著评介张大可李家发在中国传统文化国学精品中，唯有《史记》是无与伦比的“百科全书”。《史记》研究成为专门学问，称“史记学”。《史记》全本在朝鲜、日本已流传一千四、五百年，并成为日本的传统学术研究。１９４９年后，中国的“史记学”研究...     

选择学医的动机与社会流动的期待

选择接受医学教育的动机与向上社会流动的期待有着密切关系。针对中国医学科学院的硕士生群体的调查结果表明,调查对象五成以上来自农村或社会经济地位为中低阶层的城市家庭。学生及其家长对医生职业的“实用性”和“稳定性”认知,根源在于阶层文化、内生的家庭文化资本以及“稳中求升”的家族主义理念。这是一种基于生活实践又富有想象性的认知。学医的选择既是一种生存策略,也是向上社会流动策略,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与诠释途径。     

滇池流域传统生态文化及其时代意蕴

滇池流域具有独特而丰富的传统生态文化,体现在谚语、宗教信仰、劳动习俗、民间歌谣、节庆、风俗习惯、法律制度、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等诸多方面, 既有观念、制度层面的生态文化,也有物质层面的生态文化。观念层面的生态文化主要包括“护生、爱物”的生态伦理、“万物相生相克”的生态哲学等|制度层面的生态文化主要包括保护生态环境的乡规民约等|物质层面的生态文化主要包括“取用有节”“变废为宝”“崇尚节俭”等。研究滇池流域传统生态文化,不仅可以保护传承其优秀的传统生态文化, 而且也将有助于为滇池保护治理问题提供重要的智慧启迪与理论思考。     

中国西南地区山地城市发展路径思考

中国西南地区除成都平原外,基本以山区为主,具有突出的山地矛盾。按照传统城市化路径,平坦土地的短缺会对城市化产生“尾效”,出现农民“失业”与“失地”并存的问题,从而降低城市生活质量,使多山地区陷入城市化困境。国内外学者长期以来所探索的山水城市理念和多山地区山地城市发展路径,为中国西南地区解决这一矛盾提供了出路。通过发展山水城市模式、城镇上山模式、山间小盆地多中心模式、以及垂向立体模式等,能够解决中国西南地区的城市化问题。     

南宋时期摊丁入亩演进轨迹及内在机制考析

南宋的摊丁入亩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 在旧税法中丁口因素不断衰退, “身丁钱” 逐步向田亩税归并, 并最终在大部分地区得以蠲免, 力役征调依据逐步从丁口向资产转化, “免夫钱” 随着自身推广而走向消亡; 另一方面, 不少地方的水利新役法通过 “计田出丁” 和 “履亩纳钱” 等制度创新, 使得赋役征取中的田亩因素逐步增强。从制度变迁动力角度看, 南宋摊丁入亩变革得益于 “卡尔多－希克斯效率” 的推动。     

民族文化与城镇化的双螺旋耦合机制研究

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系统中存在民族文化系统和城镇化系统两大系统链条,二者存在着互动自反的双螺旋耦合关系,共同构成了“民族文化-城镇化”双螺旋耦合模型。其中,人、知识、产业、生态这四大“碱基对”形成的双链结构,既是关联民族文化链条与城镇化链条的联结要素,同时也是二者相互作用、耦合发展的基本内核。民族文化在与城镇化耦合发展的过程中得到有效的复制和传递,进而推动民族文化与城镇化的螺旋上升与协同发展。推进民族文化与城镇化耦合发展,需要构建城镇人文化、城镇知识化、城镇产业化和城镇生态化在内的“四位一体”的耦合模式,而政府推动力、市场拉动力和文化驱动力则共同形成了驱动民族文化与城镇化耦合发展三元驱动力。     

中国民族国家构建与边疆形态的转型

中国王朝国家疆域中的不同部分具有不同特点,充满了异质性。与此相适应,边疆不仅是文化性的,也是碎片化的。清季形成的“内中国”与“外中国”观念,正是此种疆域与边疆格局的现实写照。然而,在中国民族国家的构建过程中,国族构建推动了边疆整合,主权体制发展导致边疆领土化,制度重构促使边疆政治一体化。这些机制使得边疆形态发生了“民族国家化”的转变,体现民族国家性质和特点的因素日渐增多,进而逐步实现了从碎片化边疆到整体性边疆的转型。     

五经

<正>《五经》是儒家五部经典著作,即《诗》、《书》、《礼》、《易》、《春秋》的合成。《诗》即《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司马迁在《史记》中说为孔子编定,但后人认为不可信。《书》即《书经》(又称《尚书》),     

与阿里耶斯对话——就死亡地点讨论纳西族死亡观

根据法国历史学家菲利普·阿里耶斯研究,中世纪以来西方人对死亡的态度由于宗教情怀曾十分坦然,所以死亡的过程和死亡本身可称为“驯服的死亡”。而到20世纪中叶,死亡的观念和处理死亡的方式不但被世俗化,而且被医学化。考虑到西方人死亡观念的演变和现代医学对死亡处理方式的影响,阿里耶斯认为,传统“驯服的死亡”到20世纪50年代已被“野蛮的死亡”替代。与阿里耶斯的观点不同,云南丽江纳西族在民间信仰的影响下,仍然推崇应该发生在家中的“驯服的死亡”,虽说在部分纳西族人中,“野蛮的死亡”已成为制度化惯习。     

善治视野下的中国城镇公共治理体系构建

作为国家发展战略,新型城镇化是对传统城镇化的超越,是“人的城镇化”对“物的城镇化”的超越,而“人的城镇化”的实现归根结底依赖于城镇治理水平的高低。目前,我国的城镇公共治理水平远远低于城镇化的发展速度。因此,按照善治及其原则的要求,因地制宜地构建中国特色的城镇公共治理体系,也就成为了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内在需要。     

社会语境下艾滋病传播风险防范机制的建构——基于云南边境跨国务工傣族女性及其留守丈夫的分析

近20年来,云南某边境县出现了大量跨国务工的傣族妇女,她们大多已婚,流动至泰马边境从事按摩服务。妇女的流动使得当地家庭结构和不同人群间的性关系随之发生巨变, 深刻影响着当地对艾滋病高危人群的标定。由于艾滋病的普遍流行,“高危人群”设立的本身就是一个具有“差别”特质的产物,先前存在的若干“偏见”可集于一身,把某些特殊人群标定为“危险的他者”,由此影响公众对自身感染风险的误判,忽略“高危行为”这一隐藏于“高危人群”之下的真正风险。     

以衣现礼:《史记》服饰描写的文化观照

学术界往往从史学和文学的角度研究《史记》,但《史记》的服饰描写也极具特色。《史记》人物着装体现身份等级;《史记》服饰色彩彰显尊卑贵贱;《史记》服饰体现了"中和之美"。因此,《史记》的服饰描写深合儒家学说的核心"礼","以衣现礼"概括了《史记》服饰描写的文化蕴涵。     

人往低处迁：武陵山区土家族自愿搬迁移民的理性选择——于重庆石柱县汪龙村的调查

自愿搬迁是没有列入政府计划,没有享受政府财政补助的农户,为获得更好的生存和发展机会而自愿实施的迁徙。居住在武陵山区海拔较高的土家族人,因自然地理环境与道路交通状况的限制,在经济、教育、择偶、就医、养老等方面面临困境,部分民众自愿选择从山上向山下搬迁。这一搬迁实践是迁移者基于“经济理性”“生存理性”和“社会理性”综合考量的结果。当然,自愿搬迁后出现的某些问题,如迁出地的发展与规划、搬迁者的户籍及搬迁后的生存发展问题不容忽视,需要政府从政策的宣传和实施多元等方面进行介入、引导和帮扶,以达到迁出地和迁入地科学发展,及搬迁户生活水平提高的综合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