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位、途径与治理:当代中国社会引发犯罪的经济因素分析

在当代中国社会 ,财产性的外在因素与关系是诱引犯罪增长的主要的直接拉动因素。诱引行为人犯罪的财产性的外在因素与关系同行为人犯罪行为结合的机制通常是行为人通过“发现”自己的贫困与“发现”财富的重要 ,产生对财产的需要。犯罪控制应当将绝对贫困治理、相对贫困治理纳入其中     

网络有组织犯罪的组织进化与治理转型

在当前网络空间,有组织犯罪的“组织性”趋势在网络技术的加持下日益增强,并且其组织结构、犯罪参与形式以及组织控制模式都发生了变化,增强了犯罪行为的隐蔽性、扩散性和危害性,导致有组织犯罪在网络空间中面临更大的治理困局。现有的刑法评价模式应该在节点理论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提倡契合有组织犯罪当前特征的有机体论,将网络犯罪组织评价为功能成熟的犯罪有机体,并依据犯罪组织的进化方向确立多中心的犯罪参与行为评价机制,制定轻重有序的分类甄别治理方案。在治理机制层面,应当坚持“技法结合”与分阶段治理,重点治理不可替代的核心节点,并将治理范围逐步延伸至上下游的辅助节点,逐渐实现全链条治理。在治罪方法层面,应当将治理重心从外围犯罪转向核心犯罪,并实现对具体节点的穿透性治罪。     

民营企业涉黑犯罪治理的政策问题——以“制度洼地”现象为视角

民营企业涉黑犯罪异军突起是企业性质和相关制度洼地共同作用的结果。总的来说，影响民营企业涉黑犯罪的制度洼地主要是指有组织犯罪治理政策、二元公司制度以及民营企业治理机制的不足。结合洼地效应的研究，企业的本性是企业制度的出发点．难以成为相关制度治理的对象。但是，企业治理结构和道德的缺陷、有组织犯罪治理政策的不足以及区分国有、民营的二元公司制度应当通过相关制度的衡平、治理来完善。考虑到民营企业涉黑犯罪行为的性质，相关制度的完善也需要充分考虑到民营企业以黑护商，以犯罪组织的反应替代国家反应不足的行为的规制。在此基础上，民营企业涉黑犯罪治理的研究也将对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科学推行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     

行为是辨别犯罪故意的主要依据

在司法实践中,行为的故意内容不易辨别的事是经常发生的。这主要是由于行为表现千差万别,犯罪情况错综复杂,心理现象多种多样的缘故。依据什么辨别行为人的心理活动有无犯罪故意呢?首先,判断行为人的主观故意,主要依据只能是行为。我国刑法惩罚的是危害社会的行为。犯罪故意只是行为人在实施犯罪行为过程中对自己所实施的犯罪行为及由此产生的危害结果的心理状态。犯罪心理支配着犯罪行为的发生,犯罪行为是犯罪故意的外在表现。它们是互为表里的统一体。只有以行为作为辨别的主要依据,分析其表象,研究其内在的关联,确定其对社会的危害性,才能正确地把握行为人的主观     

香港有组织犯罪现状分析

近年来,随着香港社会、政治、经济的快速变迁,香港有组织犯罪的犯罪状况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在构成状况、犯罪类型和犯罪目的、活动地域、组织状况、成员状况、侵害状况等六个方面呈现出新的特征。香港有组织犯罪的现实和发展趋势表明,防治香港有组织犯罪必须紧跟香港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变化,从加强社会的控制机制入手,采取社会的、立法的、司法的以及国际合作的等一系列综合治理措施。     

试论犯罪被害人补偿制度之价值

犯罪被害人补偿制度的内在价值在于其体现了正义和公平。国家通过给予犯罪被害人适当的补偿 ,以矫正被破坏了的正义 ,平复被害人失衡的心理 ,使其恢复与其他社会成员平等的经济和社会地位 ,不至于因受害而陷入贫困潦倒的境地。犯罪被害人补偿制度的外在价值主要体现在 :有利于防止和避免被害人向犯罪人转化 ,从而控制社会犯罪总量 ;有利于建立起被害人对刑事司法的信任机制 ,增强与司法机关配合的主动性 ;有利于实现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平衡 ;有利于强化国家责任。     

行政问责制对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影响——制度堕距的视角

行政问责制是构建责任政府的具体制度安排。问责制度在制度设计与制度执行层面存在制度堕距。制度堕距对地方政府经济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因此,从制度设计与制度执行层面改进问责制制度文本,消弭制度堕距,有助于构建优良的问责制制度,推动地方政府经济行为合理化。     

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未成年人犯罪治理模式比较研究

当前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日趋显性化和严重化.借助美国学者赫希提出的影响未成年人犯罪的“依恋”、“奉献”、“卷入”和“信念”维度与布莱克的“法律合作”和“法律个人”分析框架,通过中国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两种类型未成年人治理模式的对比分析,发现当代中国未成年人犯罪治理模式在犯罪预防、不良行为和犯罪行为矫正以及犯罪后果消除方面有不同程度的不足和缺陷,而这些问题在传统家族治理模式下却得到较好的解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治理机制,既要保证现代性的社会治理模式的适用,也要兼顾传统家族治理模式中的地方性经验,关键在于建立未成年人法律合作组织、延伸未成年人矫正机构的职能、加强知行结合的未成年人道德品行教育以及补充完善未成年人法律规范等.     

防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长效机制建设研究报告

建立健全防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长效机制已经成为我国当前社会治理方面的紧迫任务之一.根据重庆"打黑除恶"专项斗争的经验,应当在准确把握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基本特征和原因的基础上,从政策、工作机制和立法完善三个方面建立健全防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长效机制:在政策方面,要根据犯罪特点灵活执行刑事政策,完善惩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司法政策和防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社会管理对策;在工作机制方面,要完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侦查工作机制,建立对涉黑资产的分类处置模式;在立法方面,需要修改现行刑事实体法、刑事程序法和民商事、行政立法的相关规定.     

我国公司犯罪的内部治理机制探析

公司犯罪内部治理机制通过发挥组织内部的制约作用影响公司决策，避免其实施犯罪行为。形成公司犯罪内部制衡的关键在于抑制方作用的有效发挥。博奕的结果能否达到预期目标与抑制方和促发方各自的支付成本以及合作与不合作两种情况下预期收益的差额呈相关性。在进行公司犯罪治理内部制度设计时，可针对性采取降低犯罪的收益差值、增加对于抑制方的成本投入，降低促发方合作成本以及提高促发方不合作成本的对策。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侦查对策探讨

在当今复杂多变的社会形势下,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形式也在不断发展和变化,逐渐向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渗透,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该类犯罪涉及的领域会越来越多,破获难度也会逐渐加大。本文根据新时期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行为变化提出了针对性的对策,对于治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有一定的实践价值。     

澳门有组织犯罪立法的价值及反思

澳门有组织犯罪的发展史客观地描述了一条规律 ,即有组织犯罪深深地根植于经济、政治、文化、防控体系、利益群体以及司法技术结构的缺陷之中。欲从根本上遏止有组织犯罪 ,必须修正这些缺陷 ,选择蕴涵反犯罪体制的经济结构 ,确立具备抵御犯罪侵入机制的政治结构 ,形成一体联动的社会防控结构 ,构建具有适度调控功能的文化结构 ,设计合理的利益群体结构 ,完善配套于法律制度的司法技术结构。     

极端犯罪的形成机制及其预防与应对

极端犯罪的共同心理现象是行为性质极其严重；诱发因素与行为及结果相比明显缺乏逻辑联系；犯罪人经历过早期的挫折及心理创伤有严重情绪积累。极端犯罪行为人心理有共同本质即需要获得对生命、财产的控制权。其形成有内在因素，也有外在因素。极端犯罪行为的预防与应对包括社会和警察两个方面：即全社会需要对极端犯罪行为加强预防；警察对极端犯罪行为也要有特别的应对。     

数据犯罪治理困境与对策研究

大数据时代下，数据犯罪治理存在犯罪圈划定有一定偏差、罪名界限模糊、出罪机制不足的现实困境，其原因在于现有治理路径未妥当应对风险社会现实挑战、未深度契合数据要素转型需求、未有效贯彻数据治理刑事政策。为健全数据治理体系，应强化数据犯罪精准治理、完善刑法数据分类分级保护制度，拓宽除罪化路径、优化数据合规机制，数字赋能数据犯罪防治、高质效管控数据风险。     

我国有组织犯罪企业化的路径及其表现分析

分析有组织犯罪企业化的过程和发展阶段,可以归纳出我国有组织犯罪企业化的两种基本路径,即有组织犯罪的企业化和企业的有组织犯罪化。有组织犯罪的企业化主要经历了暴力敛财积累原始资本、垄断非法行业形成稳定收入、设立企业向合法经济领域渗透和依托企业形成区域或行业垄断四个发展阶段。企业的有组织犯罪化主要有外在结合型和内生发展型两种类型,也要经历逐渐演变的渐变过程,即企业触黑化阶段、企业涉黑化阶段和企业纯黑化阶段。而在实现了企业化发展之后,有组织犯罪在组织管理、行为方式以及文化认同等方面皆呈现出明显的企业化特征:改变了对暴力手段的过分依赖,借鉴现代企业制度建立了分工明确、协调配合的组织结构,并根据需要设置了相应的职位、部门,呈现出企业化的组织管理模式;在运营机制、经营管理等方面表面与一般企业、公司无异,体现出明显的企业化特征和运作模式;以传统帮会文化和暴力文化为内在本质,以企业文化为外在表现,实现了帮会文化与企业文化相结合。     

近代以来中国商会治理变迁及其法制意义

商会制度,是近代中国由农耕社会法制向工商社会法制、由统制经济法制向市场经济法制转型的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新的法律制度。在传统中国法制中,社会治理以绅士阶层为中心,形成了在中央集权引导下,与儒家主流意识形态和官僚系统保持一致的绅权治理。及至近代,商会制度的出现为中国社会提供了一个法制变迁的契机,集权式的绅权治理开始向分权式的商会治理转型。尽管在这个制度转型过程中,法制变迁的路径依赖和制度惯性效应仍不可避免,并呈现出迂回曲折的变迁轨迹,但是它依然具有较高绩效。中国商会治理变迁所取得的经济绩效表明,当前中国法制应坚持集权治理向分权治理转轨的制度变迁路径。     

东南欧有组织犯罪研究

法制是民主、繁荣及长期稳定的基础,而跨国有组织犯罪破坏各国的社会、经济环境,侵犯国家利益和民主利益,对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特别是对于处于变革中的东南欧国家而言,跨国有组织犯罪成为阻挠这些国家发展的毒瘤。跨国金融、贸易的发展为有组织犯罪创造了生存和发展空间;经济体制的转型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为有组织犯罪提供了依附形式和组织成员基础;社会结构的变迁导致的社会失范和社会控制力弱化,腐败的大量滋生,而问题的解决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论刑事诉讼的多元治理范式

随着我国刑法积极参与社会治理功能的日益强化以及犯罪圈的不断扩张,我国传统的以国家与被追诉人关系为主线、以惩罚犯罪为目的的刑事诉讼二元惩罚范式已经难以应对实体法变化带来的多重挑战。为了有效抑制刑法扩张,实现刑事司法的社会治理功能,刑事诉讼应从依赖国家专门机关自上而下对犯罪的打击和管控走向多元化的治理方式。刑事诉讼多元治理范式从治理理念出发,主张发挥国家专门机关对刑事诉讼的主导作用,尊重和保障当事人的正当程序权利,在查明案件事实真相的基础上,依靠被追诉人、被害人、社会力量的多方参与,化解矛盾、解决纠纷、实现对犯罪的修复与矫正。刑事诉讼多元治理范式在我国已经有相应的实践基础,但欲使其替代二元惩罚范式并充分发挥其犯罪治理作用,尚需进行一系列程序、制度和机制的调整。这具体包括拓宽程序出罪渠道、建立司法转处制度、打破诉讼期限的桎梏、完善权力约束机制以及确立重、轻罪案件的双轨制绩效考核机制等等。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打击难点与治理要点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较大,一直是经济犯罪领域重点惩治的对象。目前,打击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存在犯罪类型有争议、认定具有造成国家税收损失危险有困难、犯罪线索发现难侦破难、证据认定难度大等难点,需以危险犯为基础进行综合认定本罪,准确判断虚开行为的风险外溢,精准利用信息化技术发现案件线索,有效收集与分析虚开行为的证据。建议通过深度参与社会治理、健全行刑衔接机制、加强实践探索和理论研究来有效遏制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保障国家税收管理秩序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对行政互动关系的法律回应

为回应行政权日益扩大的趋势而兴起的以善治为目标,以行政民主化为导向的公共治理模式试图将行政权置于一个更大的社会权的评判范围。这种以多元主义为基本理念,以社会权为基础,以公民参与为基本方式的治理模式构成行政互动关系的基础,国家权力之间的内在制约模式受到社会权以及公民参与等外在制约模式的挑战。对此,国家权力与社会权的互动必将推动行政法律关系的模式变迁。行政面临从管理范式向民主范式的转型,行政法对此应作出积极回应。行政法互动理论是行政范式转型的法学形态。